中国人爱看热闹，在这个世界上不数第一，也是名列前茅的民族。   

我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个人，站在涅瓦大街上，直愣愣地朝天上看。其实，天空里没有什么，一只偶然飞过的鸟，一片偶然飘过的云，不过如此，他看得很出神，很投入。有人路过他的身边，看他观天，不知所观为何，也跟着停下脚步，把脸仰起来。接着，又有人路过这两个人的身边，看他们齐仰着脖子，怔怔地看天，也不由自主地把脖子仰起来。于是，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相继加入了这个仰脖子观天的行列。随后，路上的汽车也停了下来，执勤的警察也走了过来，人越聚越多，谁也说不上朝天空里看什么，和有什么可看，但每个驻足观看的人，都若有其事地，一本正经地，看得十分起劲。

而生活在中国京城里的人，好热闹，看热闹，与俄国人有所不同，侧重在一个“闹”字上，“热”是心态，“闹”是形态，身和心的全部投入，那才叫真热闹。就看每年春节，从初一到十五，厂甸庙会的人山人海，把琉璃厂塞得一个水泄不通，买的年货如糖葫芦，风车，必须高高举过人头，方可得保不被挤碎碰坏，便可知道北京人这种有事没事，连推带挤，身体力行，爱看热闹，痛苦并快乐着的强烈冲动了。

于是，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一篇杂文，题目曰《推》，就是描写中国人如何在看热闹的你推我挤的过程中，得到“好白相来希”的快乐。看热闹，是中国人的一种有趣性格，当然更是北京人一种不肯消停，不得安生，不肯罢休，有热便闹的可爱性格。看来，中国人好这一口，北京人尤其好这一口。记得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不是十次，就是八次，每一次，都把北京热闹得四海翻腾，五洲动荡。看来他老人家，也是一位好热闹者，不然不会八上城楼。后来，城里装不下了，跑到西郊飞机场检阅红卫兵，其好热闹之心可见多么强烈。所以，在这个首善之区，哪怕是两条狗打架，两辆车剐蹭，两个小贩争吵，两个流氓动手，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看热闹，起哄架秧子，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当年逊帝大婚，这天大的喜事，使得整个北京城，处于亢奋过度的状态之中，比后来红卫兵的造反还热闹，是可以想象得知的。

公元1922年11月初，当时这个城市，还叫着北平。有关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要和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名叫婉容的女儿，和额尔德特氏端恭家的名叫文绣的女儿，一封为后，一封为妃，举办婚庆大典的消息，对京城百姓来说，那可是闻所未闻的热闹。小朝廷专门成立了一个大婚筹备处，向外界定期发布信息，迎亲的日子经择吉，经御准，刚禀报三位太妃，还未来得及公示，便不胫而走，满城尽知。

大概人们是这样琢磨的，娶媳妇是常事，但皇帝娶媳妇，百年不一遇；谁知中国将来还会不会再有皇帝？如果真的永远共和下去，这回错过，也许再难碰到。于是，街头巷尾，胡同旮旯，无不谈论这桩婚姻；茶楼酒肆，戏院商铺，莫不期待这场喜事，竟烘托出这个冬月小阳春的十分明媚来。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记载，他的婚礼，全部仪程要进行五天，隆重，红火，庄严，堂皇，这对没热闹要找热闹、有热闹要瞧热闹的京城小市民来说，他们甚至比那个马上要娶媳妇的十七岁的溥仪还要起劲，还要沉不住气。

其实溥仪对结婚这件事，压根儿不感兴趣。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我的前半生》）

我曾经到过长春的伪皇宫，那个狭小的院子，当然与那宏敞宽阔的北京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室内的一切，尤其触目所见的墙布、灯饰、地毯、坐垫、幔帐、纹章、旗帜、旒带……无不给人一种压抑感，晦暗感，神秘感，阴沉感。恐怕还一脉相承着原来清宫传统的装饰布置。所谓皇室的那种地方，老实说，确乎不适宜于活人生存，而更适合于死人居住。所以，十七岁那年的溥仪，尽管他有同性恋倾向，但他还年青，还未完全萎靡，于是，来不及地逃出那间化开的红蜡似的新房，显然是被过甚的堂皇所形成的死气沉沉而吓跑的。

然而，婚礼按照策划，在热烈的进行中，这五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刻，淑妃（即文绣）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即婉容）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我的前半生》）

这次皇帝娶媳妇，对京城而言，空前是说不上的，但绝后，则是肯定的。所以，比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弄得遗臭万年；比民国六年张辫帅复辟，率师进京，落个灰头土脸，绝对是一次充满怀旧意味的宫廷盛典。鲁迅笔下那从胡同里懒洋洋地踱来，插上一张五色旗的国民，总算像死水里出现一圈涟漪，在冬日的阳光下打个呵欠，多少给古城添了一丝生意。那些本来无事可干，围着炉子取暖的小市民，像是服了兴奋剂，无不等待着这场皇帝的婚礼，无不期盼着看这场热闹。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成立，与被推翻的满清王朝曾经达成一个协议，一是每年供给四万大洋，赡养退位的王室；一是允许逊帝还可以在紫禁城里，维持他的小朝廷。这种共和与帝制并存，革命与封建共处的局面，当然是很滑稽，也很奇特的中国现象。

也许，中国人太喜好热闹了，无论制造热闹的人，还是等着看热闹的人，都唯恐没有热闹。所以这次逊帝大婚，生怕事态不扩大，场面不热烈，群众不轰动，便想着法儿花样百出，推陈出新。

光紫禁城里热闹还远远不够，要热闹出紫禁城外，才能达到大热闹，真热闹的目的。于是，就在那位叫婉容的后，那位叫文绣的妃，从各自的娘家抬到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的这一路，要按照清宫婚礼的程式进行。民国管辖的北平特别市政府，也答应了，并拨警察局的军乐队，驻军的鼓号队助兴。这样，民国已经十一年了，北京街头出现两拨人马，两支队伍，男性一式的蟒袍马褂，高头大马，女眷一式的凤冠霞帔，珠翠满头，全部是前清服饰的化妆游行。

据溥仪记载，光民国政府派出的军警，足有数千之众。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官。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二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礼。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担任沿途站哨。警察厅官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管区，加派警察保护。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我的前半生》）

那四五里长的队伍，中西合璧，古今一体，洋鼓洋号，唢呐喇叭，高头大马，八抬大轿，遗老遗少，磕头膜拜，好奇百姓，夹道迎送。由民国政府派出五六千人的军警沿途护卫，维持秩序，排场之宏大，声势之显赫，仪仗之辉煌，卤簿之壮观，那大场面，大气派，大手笔，大动作，可让看热闹的北平人，大饱眼福的同时也跑细了腿。

这场王朝复辟，回光返照的大戏，又将荒唐和悖谬推进一步。

这热闹，固然令前朝耆旧，热泪盈眶，但同样，也令革命人士气愤填膺。在民国的天空下，这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种僵尸复活的感觉，实在是匪夷所思。连溥仪自己也说：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我的前半生》）

而像鲁迅先生的另一篇杂文《沉渣的泛起》所说，这次逊帝大婚，也把沉寂了十多年，郁闷了十多年，憋得五脊六兽的封建余孽，遗裔孤臣，没落贵族，八旗子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不但看热闹，还要凑热闹。据当时的一些报纸报导：

清宫内溥仪婚礼筹备处宣布，溥仪大婚之礼定于12月1日举行，消息传出，各方面送礼的络绎不绝。满蒙王公，遗老旧臣与活佛等，都有进奉。民国要人，上至大总统，下至各地军阀，下野政客，也纷致贺礼。黎元洪送如意、金瓶和银壶，红帖子上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其他如：曹锟送如意和衣料；吴佩孚送来衣料和银元7000元；冯玉祥送如意、金表和金银器皿；张作霖送成套的新式木器；王怀庆送九柄金如意；（复辟不成下野的）张勋也送来银元10000元；

（保皇派）康有为除送磨色玉屏、磨色金屏、拿破仑婚礼时用的硝石碟和银元1000元外，还有他亲笔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八国衣冠瞻玉步”，下联是“九天日月耀金台”。

以豪富著称的遗老们，如陈夔龙、李经迈等，送的都是钻石珠翠。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香港的英国籍大资本家何东，也都送了不少珍贵礼品。由于无处存放，溥仪叫人都储藏在建福宫里。（据《20世纪中国图志》）

最滑稽可笑的，该是溥仪自己所描写的那些复辟势力的表演了。 

民国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严正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重要的还不是财物，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我的前半生》）

我在北京也住了半个世纪了，慢慢体会出来，见过大世面的北京小市民，别看他是升斗百姓，住在破烂四合院里，看热闹也是颇为讲究的。有的热闹，看看而已；有的热闹，推推挤挤也就罢了；有的热闹，值得一看，因为可以过瘾；而有的热闹，能够得到刻骨铭心的满足，能够得到惊心动魄的满足，才是北京人非看不可的。

究竟什么是小市民最热衷的热闹呢？

读清·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其中有这样一句，让我豁然开朗：“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由此可知，最让京城人神往，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足以万人空巷，倾城出动的热闹，就是到菜市口去看杀头。

从别人的死亡中领受自己居然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乐趣，那是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朝不保夕的小民，自我感觉中的至高境界。所以，这是北京人最情不自禁，最踊跃向往的热闹，由于其具有极强的刺激性，而无任何危及自身利害的后果，无不趋之若鹜，甚至头天晚上，涌向宣武门，涌向骡马市，在菜市口丁字街那周遭，先去摆好板凳，站好位置。

因为凡是去看杀头者，与被杀头者肯定毫无瓜葛，了无干系。由于没有牵连，也就没有负担。由于没有负担，也就看得从容。为求这种从容，就得将位置选在看得清清楚楚的近处，能闻到头颅从脖子上斫掉时的血腥气，却溅不着从脖腔里冒出来的血。因此，每逢秋决，成千上万的小市民，能三天三夜不眠不食，也要看到刽子手磨得雪亮的大刀片子，在秋天淡淡的阳光下，闪烁着一道白光，怎么将人犯头颅斫落的那一刻。

这种对别人的不幸绝无同情之心的冷漠；这种看别人掉脑袋而过看热闹瘾的麻木；这种只要被杀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只要自己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那悻悻得意的优越；这种不顾别人的脑袋是不是应该掉，为什么掉？凭什么掉？与己无关的轻松，也是五千年来的中国统治者，得以毫无顾忌的屠杀，有恃无恐的暴政的基础。

大清王朝这一页翻过去了，菜市口刑人的场面成为历史，那种从别人死亡中取得大饱眼福的热闹，一去不复返了。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在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京城的小市民们又从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三名三高的社会贤达，名流耆宿，作家画师，戏子演员……的失败，倒霉，走背字，挨批挨斗的群众运动中，得到大过其瘾的热闹。

眼看着那些不可一世的党政要员，遐迩知名的达官贵人，赫赫扬扬的头面人物，盛极一时的文化名人，一一挂着牌子，一一倒插双手，一一押解示众，一一来到批斗会场，真是让看热闹的小民眼球都不够用的。

昨天还趾高气扬，今天却牛鬼蛇神，早晨还人五人六，傍晚则狼狈万状，那些原来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人物，此刻成为谁都可以踹一脚、啐一口，而且绝不敢反抗的狗屎堆。在中国，电影不一定卖座，戏剧不一定有票房，但那十年里，任何一次批判会、斗争会，从来都是保证客满，从来都是高潮迭起，这种看别人倒霉，而自己侥幸免灾，看别人完蛋，而自己居然未被波及的热闹，又一次让我深深领教小市民心底里的阴暗面。

那时，我的住家，紧挨一所中学的操场，每当红卫兵斗争老师，连院墙上都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率家带口，搭桌架椅，扶老携幼，翻上爬下，看中学生怎么向老师抽皮带，啐唾沫，挂破鞋，喷气式。中国人的残忍，往往表现在这种对别人痛苦的无动于衷上，看得那样津津有味，看得那样兴味盎然，很令人为之心寒。

我记得那时候，凡红卫兵抄家，凡造反派批斗，凡革命组织打砸抢，凡押着戴高帽的走资派游街，无不有人尾随观看，口号呼应，摇晃旗帜，助造声势。固然，看热闹的人中，不乏同情者，恻隐者，敢怒而不敢言者，但大多数人，幸灾乐祸者，称心快意者，认为罪有应得活该如此者，借此出一口受压抑恶气的泄愤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也许，小市民作为一个城市中的特殊阶层，一无经济基础，二无政治信仰，三无文化渊源，四无拼搏精神，想吃怕烫，缺乏冒险意识，好吃懒做，只等天掉馅饼，嫌贫嫉富，永远心怀不满，怨天尤人，从不归咎自己。由于往上升腾之不易，向下沉沦之不甘，愿意看到别人失败，而不愿意看到别人成功，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快意感，从成功者的失败中获得满足感，便是小市民在“文革”期间，像赶场似的看批斗会那热闹的动力。

但是，菜市口也不总是刑人，批斗会也不总是召开，于是，诸如逊帝大婚这样足以满足小市民窥私心理的热闹，便成为1922年那个冬季里的一场好戏。虽然，大清朝的龙旗换成了民国的五色旗，虽然，像走马灯似地换总统，溥仪却总是在紫禁城当他的逊帝。可在同一个蓝天下，这位逊帝是快活欢乐，还是悲哀痛苦，对小市民来说，是个难解的谜。

好，这次大婚，总算有揭开这层薄纱的可能，这样，隐秘的公示，私密的暴露，隐藏的角落曝光，保密的过程展开，可想而知，如此热闹，对于两眼灼灼的小市民来讲，该是怎样的震撼了。

我是1949年来到北平的，当年的冬天，我就到郊区蓝靛厂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尤其是旗民，谈起他们皇上那次大婚，还沉浸在当年看热闹的回忆里，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想想，也真是有意思。

其实，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历来是慢半拍的。所以，在世界历史的进步潮流中，这种循规蹈矩，安步当车，求稳怕乱，不敢错了方寸的中庸哲学，使得老大帝国在那百年里，常处于落后挨打地步。但不知为什么，对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占大多数的小市民而言，那无关宏旨的热闹，那表面文章的热闹，那虚火阳亢的热闹，那起哄架秧子的热闹，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趋从性，人来疯性，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投入性，不计前程，不问后果的盲动性，实在是不敢恭维的。

于是，我不禁想起看过的一部法国影片，就是那个已故的法国老牌喜剧明星雷诺·伯拉姆主演的，我记不得片名了，也不知翻译过来没有？但大致的剧情还留有一些印象，这位老先生和一对搭他顺风车的情侣，在海边的山间公路行驶。那对浪漫男女的浪漫行止，使开车者分了心，车子不慎从悬岩处冲出去，眼看车毁人亡，沉入大海，谁知一棵半山腰里的小树枝救了他们，可马上要折断、要跌落，而又无法解脱险境的命运，惊动了整个法兰西。

不但电视台用直升飞机航拍，进行现场报道，还有消防队试图用钢丝缆绳拉住那辆车以防小树压断。更有很多看热闹的，开着汽车，带着帐篷，装着干粮蒸馏水，领着全家老小，准备安营扎寨看个够的，蜂拥而至。临时搭起的卖咖啡和法棍的小吃店，出租望远镜、遮阳伞和躺椅的便利店，进行投注，赌这三个挂在悬崖上的人，结果是死是活的六合彩投注店，也随之在公路边，在海滩上，一字排开。上面，整个山头是看热闹的人和车，下面，整个海面也是看热闹的人和船，简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嘉年华式的狂欢节。

由此可见，看热闹，全世界莫不如此，不仅中国，也不仅北京。

同样，由此也可见，看热闹，大概既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天性，通常受着下意识的操控，智商愈低者愈无法自持，本能，往往受着内心所支配，心理愈不健全者愈难自控。因此，这种对于别人不幸的看热闹，所达到的小市民精神的最高境界，说到底，除了庸俗，还是庸俗。

而庸俗，则是小市民灵魂的全部。

本文选自梁晓声 《生命，何以高贵》，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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