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本文为作者在10月20日举行的财政学史与财政文化年会发表的演讲速记。界面新闻获授权发表。）

我国传统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一，从传统财政文化的角度出发，古人强调“理财就是治国”，财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治国安邦的学问，所以我们要吸取古人智慧，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理解财政。在考虑传统财政文化、重新了解财政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国传统财政文化所涉及的“理财”理念已深刻融入国家治理当中。

其二，若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传统财政文化，是一门十分复杂和系统的学问，但是其中贯穿了四大关键词，分别是“经邦、富民、共生、有度”，这也是观察财政的四个维度。财政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研究财政问题要跳出学科的限制，用跨学科思维来看待财政，实际上从传统财政文化提炼出的四个关键词，也是财政研究的四个维度。“经邦、富民、共生、有度”分别是从国家、人民、社会共同体、防范公共风险角度来观察财政。上述四个关键词，展开来讲都是庞大复杂的话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也十分常见。

关于“经邦”和“富民”。国家，这个关键词强调以国家为主体；而人民，这个关键词是强调以人民为主体，二者的主体性质是不同的。过去我国学者更多地从以国家为主体去认识财政，如国家分配论，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是正确且符合时代要求的，体现“经邦”思想。但是现在我们更多需要从以人民为主体的角度去理解财政。如人大对预算的监督，实际上隐含着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预算在过去是国家机密、是国家分配资金的一个重要工具，不对外公开，体现了以国家为主体的思想。而当今我国预算更多体现以人民为主体，要让人民来监督预算。在此情况下，预算就必须要公开，这在逻辑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故以国家为主体和以人民为主体，观察到的财政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别、是不能划等号的。

关于“共生”，则是从社会共同体的角度来看问题。一般情况下，国家就代表了社会共同体，但不等同于社会共同体。按照国家的演变趋势，社会共同体可以有不同的国家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国家在消亡之后，社会共同体仍然存在。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社会共同体，人永远是群居动物，社会性的，而国家是阶段性的。所以从社会共同体去看财政，要比从国家的角度去认识财政要更深一层。

关于“有度”，其实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事事都须有度，反之，失度就会产生不确定性、产生风险，有度实际上就是为了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有度就是要构建确定性。例如，若政府征税无度，天下便会大乱；若政府花钱无度、财政不可持续，便会出现危机等等……

以上四个关键词实际上也是观察财政的四个维度，要综合起来看待四个维度，不能各自形成各自维度，不能孤立和偏颇看待。现在我们强调“财政是老百姓的财政、是人民的财政”，但同时财政也是国家的财政，这就需要引入自然科学的第三次革命——量子力学的思维。量子思维是一种叠加态，超出了我们传统辩证法和爱因斯坦、牛顿的科学范式。如今数字革命正在形成一种新科学范式，其会对哲学社会科学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是否能从其中吸取一些营养、借鉴一些方法？这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经邦”从历史溯源，源自于康熙“九式经邦”的牌匾。康熙通过赐予牌匾的方式树立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以此来培养汉民的服从感，是当时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康熙帝曾向官员和部门颁赐了八九百块牌匾。“九式”则来自于礼记，代表九项财政支出，是一个财政支出范围的问题，不论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还是转向市场经济时期讨论的财政支出越位缺位问题，都离不开财政支出的范围问题。“经邦”是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理解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中“九式”只是一个说法，并非限定于具体的九项支出，当今财政支出种类很多，远超九项。很多学者认为古人对财政问题的认识是朴素的，实际是很有高度和深度的，在古人眼中，财政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大事。苏辙道：“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这句话也对“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新论断的提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目前很多人对于财政的理解还停留在“花钱和筹钱”的层面，社会上对此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正是由于对财政重要性的误解或忽视，我国财政的话语权才相对较弱。对此，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财政的重要性，发挥其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

“富民”这一问题现在被广泛谈及。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国家才能治理好。所以过去讲的是以民为本，这是哲学层面的一种人本观念，也体现一切的发展最终归于人的发展。当今社会处于物质主义阶段，以物质文明为主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发展的言下之意就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但财富积累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现在之所以讲从对物的投入转向对人的投入较为困难，就是因为缺乏对人投入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思维，实际上这一问题可以从传统的“富民”文化寻找解决灵感。当然，古人的一些说法都是在农耕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局限性。例如古代常讲轻税，而当今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需要公共服务、需要防范化解公共风险、需要构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确定性，自然需要财政有一定的规模，所以税收是随着公共风险的上升，总量不断增加的，并不是简单而言税收越少越好，其中蕴藏着辩证的关系。

“共生”实际上是生物学的概念，但也蕴含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结合社会共同体去思考这一问题，和仅从国家的角度去研究是不一样的，共生也就是“共存、共在、共荣、共利”，要结合社会学去思考财政“共生”这一问题。例如天下为公，实际上就是共生的说法，古人也说“独富独贵，君之耻也”，我们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如果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和谐，人们时刻都在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就不能达到共生的状态。

“有度”在财政领域体现为改革有度、收支有度，这是一种度量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原则、一种方法。如果失度的的话，很多问题实际上就会走向反面。有度意味着我们需要用整体观、系统观、动态观去看待问题，在财政研究当中它是一种非常重要思维方式和方法。度是会时间而变化的，不是僵化的。例如赤字率3%的说法，是很久之前欧盟提出的，如果我们不分情况和时代变化，总是一直认为赤字率不得超过3%，就是僵化、教条的观念，而不是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