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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距离2024年美国大选还有一周时间，两位候选人正在针对关键人群和议题展开最后的争夺，在堕胎、边境政策、少数族裔等领域之外，还有一个议题同样备受瞩目，那就是人工智能政策。
事实上，这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规模普及以来的首次美国大选。在9月10日举行的大选辩论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抛出了这一话题，这是人工智能议题首次出现在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在今年6月举行的辩论中，拜登和特朗普都没有提及人工智能，即使它已成为上个选举周期以来最重要的全球议题之一。
这一议题的紧迫性在当下被屡次强调。人工智能被重塑为一种可能影响就业、收入平等、国家安全和普通公民权利的力量，已经从专业知识转变成了日常要务。目前在美国，各州以及联邦安全法均未涉及更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会也未能通过全面的立法——自2022年ChatGPT公开亮相以来，国会内部有关人工智能使用和治理的提案呈指数级增长，白宫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方面同样如此，美国对人工智能的方针将进一步影响全球社会对人工智能系统性风险的应对。
不少观察者指出，无论谁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胜出，都将面临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关键时刻。换言之，此次大选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人工智能的未来——“现在，美国选民必须睁开眼睛，决定哪位总统最有能力应对AI时代的问题。”
谁才是“AI沙皇”？
在9月的竞选辩论中，哈里斯和特朗普都对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做出了承诺。哈里斯表示，美国必须投资“美国本土的技术，以使我们赢得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竞赛”，特朗普也描述了对于美国人工智能产业领导地位的构想。将时间向后回拨，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在这一领域更长期的观念和行动。
特朗普是首位签署人工智能相关行政命令的美国总统。在此前担任总统的四年里，他先后发布了两项命令，呼吁在工业和学术界优先发展人工智能，并概述了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使用的原则，比如透明性和合法性，即如果某个应用的表现与其用途不一致，政府机构应有方式“替代、解除或停用”人工智能。很多人对此提出的批评是，特朗普的计划缺乏具体细节，尤其是资金方面，因此并没有更多地转化为现实。
另一边，看似离权力较远的哈里斯，却很可能是当下美国对人工智能政策最具影响力的人。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一篇文章中，哈里斯被形容为“AI沙皇”（AI czar），她参与了美国有关人工智能的多项事宜，并拥有广泛的权力来协调并指示各机构、部门执行政策，“这可能是这个政治季最隐秘的秘密。”
ChatGPT及类似的大语言生成模型发布以来，美国迄今唯一一项行政命令是拜登政府于2023年10月发布的，哈里斯作为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参与并主导了这项命令的制定。她还将这份文件带到了在英国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向世界各国介绍了这项计划。该命令概述了政府的人工智能使用政策，并对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NAIRR）的一项测试做出授权，后者是一项支持美国人研究或开发这项技术的概念性项目。哈里斯竞选团队近期做出承诺，会将这一为期两年的试点项目转为永久性的国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相比于对发展人工智能的愿景，真正影响未来的是二人的分歧之处：如何认识并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尽管他们都承认人工智能存在风险，但背后更具体的态度和应对措施仍待进一步分析与辨别。
特朗普对此的表述较为模糊，他称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危险的东西”，因为它“缺乏真正的解决方案”，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阐述和主张。相比之下，哈里斯更强调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潜在风险。今年夏天发布的民主党纲领曾指出人工智能“希望与危险并存的巨大潜力”，为讨论针对人工智能风险的保护措施，哈里斯主动与消费者保护团体、劳工和公民权益领袖等受到技术直接影响的人士对话。在她的领导下，美国已在科技、政府、性别等多个领域展开针对人工智能风险的行动。
在一次演讲中，哈里斯将人工智能为个体带来的风险——例如深度伪造（deepfake）和虚假信息——界定为一种“生存问题”。哈里斯在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上表示：“当一个老年人因AI算法错误而被踢出医疗计划，当一个女人被虐待她的伴侣用deepfake伪造的照片进行威胁，这对他们来说不是关乎生存的吗？”
此外，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承诺不会在竞选材料中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或文本。特朗普则正相反，他不仅声称哈里斯竞选集会上的大量人群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事实并非如此），还主动在社交媒体中放大人工智能制作的模因（meme），以传递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他一直在反复宣扬海地移民偷吃猫狗的阴谋论，又或是宣称泰勒·斯威夫特及其粉丝支持特朗普的虚假图片（泰勒已发文否认，这成为了她支持哈里斯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加入竞选以来，哈里斯本人已经成为了deepfake伪造视频和病毒式表情包的重要攻击目标。她被攻击为“共产主义独裁者”，发表错乱言论，比如“今天是今天，昨天的今天是昨天”，还出现了贬低和恶搞她的竞选广告的合成语音内容，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埃隆·马斯克则十分乐于在自己所有的社交平台X上转发此类帖子。
这也与数字平台及其背后的观念有关。《连线》（Wired）的一篇报道指出，今年早些时候，Midjourney、ChatGPT、Gemini等平台先后禁止用户使用人工智能创造与总统候选人相关的图像，而X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Grok并未禁止，并成为了主要制作工具，推动大量相关影像在X上进行传播。
硅谷走向“技术威权主义”
围绕人工智能风险的不同意见揭示出了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以及美国社会对于科技进步的长久争论。
如前所述，哈里斯对于人工智能风险的约束更为积极主动。去年9月发布的行政命令特别界定了人工智能对于隐私和消费者的潜在风险：AI模型必须安全有效；算法不应该歧视；用户应该能够选择退出；用户的数据需要受到保护；当用户在与自动化系统互动时，应该收到相应通知。同时，该命令还通过美国商务部建立了一个报告系统，要求美国公司持续提供高端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的最新信息。在发布该命令时，哈里斯表示：“在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层面上，我们应该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不会给公众造成潜在伤害，且每个人都能享受它带来的好处。”
在另一场演讲中，她谈到了对科技公司的约束，“历史已经证明，在缺乏强有力政府监管的情况下，一些科技公司会选择优先考虑利润，而非客户福祉、社区安全以及民主稳定。”经过谈判，哈里斯已获得15家公司的自愿承诺，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安全、可靠、透明的发展。
而在特朗普的竞选搭档J.D.万斯看来，这种约束是自由的对立面、是需要排除的。他认为，人工智能“最大的”风险之一是ChatGPT和Gemini等模型中针对保守主义的“疯狂的政治偏见”。共和党纲领也呼应了万斯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应该“植根于言论自由和人类繁荣”，并声称拜登-哈里斯的行政命令是“危险的”，因为它“阻碍了AI创新”，特朗普更是承诺要在胜选后废除该命令。
曾任拜登政府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代理主任的社会学家阿隆德拉·尼尔森（Alondra Nelson）指出，如果特朗普胜选，大型科技公司的监控、对工作场所安全性的削弱、对权力的积累与巩固都将不受限制，试图与此对抗的工作者将得到更少的支持。虽然人工智能对于不同职业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但不少人认为，在短期内，高收入者将更有可能从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中受益，而这是以工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将加剧社会不平等。这正是哈里斯阵营试图强调的，她持续向公众传达这一关键事实，尤其是工人阶级。
这一系列行动背后是竞选人与科技精英的密切联系。作为加州前总检察长和参议员，哈里斯一直谨慎地平衡着对科技公司的发展与限制，并从中得到了大量经济支持，超过200名硅谷投资人支持她参选，她的姐夫托尼·韦斯特（Tony West）是Uber的首席法务官，目前正在休假并为她的竞选团队工作。实际上，硅谷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并为技术至上和社会进步的信念而自豪——过去两次竞选中，特朗普在硅谷的得票率都只有20%左右。
不过，这一状况在当下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包括马斯克、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知名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内的许多科技巨头都成为了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曾出版《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一书的学者玛格丽特·奥马拉指出，这些掌握大量金钱、权力和影响力的富人正极度活跃于网络，并成为了特朗普的公开支持者。
这背后是潜在的权力许诺——尽管科技行业过去总是强调“非政治性”，但他们已悄然成为了美国政治中最强大的游说力量之一。不少媒体指出，如果特朗普胜出，这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将有可能在政府担任重要职务，比如马斯克已被特朗普公开邀请担任一项政府效率专责小组的领导者，负责整个联邦政府的财务和绩效审计。《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作者富兰克林·福尔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他（马斯克）对特朗普的态度似乎与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相似。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最终导致人类的毁灭；另一方面，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由一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加以利用，那么它将具有辉煌的、甚至是拯救性的潜力。”
这揭开了硅谷之变的核心——硅谷正在卷入一场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战争。《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指出，硅谷正在走向“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的政治意识形态，标志是马克·安德森去年10月发表的一篇名为“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的文章。安德森认为，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都是好的，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包括由技术引起的问题——是不能通过更多技术来解决的，技术不仅应该始终进步，还应该加速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当然需要不受约束地发展，因此他痛斥那些以“技术伦理”和“生存风险”为名反对技术的行动。
这也意味着技术精英的权力将不再受限制，他们可以通过不断建立起的技术系统——比如通信、社交网络、人工智能——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人们，这些数字世界的规则和文化规范与政治权力一样强大，其背后的逻辑很可能并不是公众利益，而是利润最大化、扩张与垄断。这种激进主义与特朗普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战略中的许多观念是相契合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观念下，越来越多科技从业者开始投向特朗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他们的转变：
“他们与民主党、监管者、稳定性彻底决裂，选择了他们创业圈里那种自由放任敛财的混乱。他们怀揣远大理想，并盘算着特朗普将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来实现这些理想。正如安德森在宣言中所写的——‘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征服者。’”
参考资料：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the-2024-election-will-shape-the-future-of-ai/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8/19/kamala-harris-czar-ai-biden-white-house/
https://www.wired.com/story/bad-kamala-harris-ai-generated-images/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24/10/silicon-valley-venture-capitalists-trump/680225/
https://www.theatlantic.com/books/archive/2024/10/donald-trump-is-elon-musks-trojan-horse/680309/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18/magazine/trump-donors-silicon-valley.html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4/10/14/silicon-valley-the-new-lobbying-mo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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