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洋 蒋莱
编者按：两位女性主义学者，历时五年，深度访谈四十多个家庭，用真实的故事回答了许多让人纠结的难题：做妈妈重要，还是做自己重要？期待生男还是生女？生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孩子跟谁姓？成为事业女性还是全职妈妈……以下内容摘自沈洋、蒋莱近日出版的新书《新生育时代》，记录了几个都市二孩家庭经历的选择和无奈。
典型都市二孩妈妈什么样
午休时间，抿了一口国内中产热衷的星巴克咖啡后，陈菁蓉悠闲地来了一句：“我就是典型啊。”
出生于1980年的菁蓉是上海某市级机关资深主任科员。第一次访谈她时，她的两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2岁半。一个刚上小学，她已经开启了鸡娃之路；另一个还没上幼儿园，正处于难带的时候，每天出门前和到家后，菁蓉都紧张得像打仗，只有中午休息时间是她难得的个人时间。菁蓉很乐意来单位附近这家顾客络绎不绝的星巴克坐坐，一方面，喧闹人声让人找到在上海寸土寸金昂贵地段上班的存在感，这是在办公室一个个小隔间内的压抑气氛下几乎被遗忘的；另一方面，每天精心打造出的神采奕奕的装束和妆容，只有在人多的场合似乎才没有浪费。
虽然菁蓉和丈夫都出自独生子女家庭，早在双独二孩时代，他们就享有生二孩的资格，但菁蓉生第一个孩子时已经29岁。时年，上海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在26岁左右，近十年过去了，这个时间点推迟到30.29岁。如果说她生第一个孩子时已经心智成熟，并且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有着比大多数人更为充分的准备，那么生二孩更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在菁蓉看来，“买奢侈品不如养小孩有意义”，一个孩子健康、成人、成才，一路上风险不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是生两个比较好，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根据她的观察，她了解到身边的女公务员，选择生二孩的比例在10%左右，相对较低。她认为不愿意生的，主要是怕苦、怕累、矫情、不能干。
菁蓉的认知，和我们的研究发现以及统计数据提供的信息，既有一致也有不同。一致的地方是，逐渐放开的二孩政策效果始终远远低于预期。2020年全国出生率仅为8.52‰，跌破1%，总人口数首次出现负增长。但与此同时，作为主力生育人群的80后，生二孩的意愿是最高的，可以说该生、能生二孩的，已经都生了。生育率数据持续下滑，是由于应该接棒的90后推迟婚育，甚至造成了一孩的出生率低于二孩。而二孩政策效果不彰，则是政策期待的生育人群——城市职业女性——响应程度太低。
与菁蓉所见不太相符的则是，绝对数据上二孩生育率并不高的女公务员，已经在相对层面上居于多数，其他各行各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率更低。在招募访谈对象时，我们最容易找到的二孩妈妈就是女公务员，以至于考虑到职业特性的多样性，我们不得不有意识地去寻找其他行业的二孩妈妈。而最终获得的样本群，有着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她们大都从事着一份世俗眼光下十分体面的工作。
除了陈菁蓉这样的女公务员，我们访谈过的都市二孩妈妈还有医生、事业单位行政干部、大学老师、国企中层干部、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或是外企高管、自行创业者和在读的博士等。从职业类别来看，体制内居多，体制外的则大多已上升到管理层，职位体面且稳定。
山东姑娘方晶琳生长在多子女家庭，妹妹小她5岁，弟弟小她7岁。代际上，80后的她和90后的妹妹弟弟像差着一代；实际上，她作为长女帮了父母不少忙，记忆中弟弟就是她抱在手里带出去玩。这种原生家庭背景让晶琳自然地认为，一个家庭应该不只有一个孩子，并且陪伴、照料弟妹的经历也让她对教育学产生了兴趣。本科毕业后，她到上海读教育学研究生，之后在一所高校担任辅导员，享受事业单位行政人员编制。她的工作环境，同事学历层次高，并且还有寒暑假。虽然收入一般，但已足够令普通上班族女性羡慕了。然而，晶琳婚后生了第一个孩子后，这份工作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休足产前产后假在大学里不是问题，只是开始上班后，学生活动经常安排在晚上；并且关心大学生思想、心理、安全等方面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令晶琳感到工作强度太大，难以兼顾好家庭和孩子。因此，她跳槽到离家很近的一家教育科研机构，身份转变为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上下班时间非常规律，工作任务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且有着固定周期，直接压力比辅导员小得多。两年后，她决定生二胎。对此，双方父母不发表意见，而作为独生子的丈夫不太理解但也没反对。二孩出生后家中人手严重短缺，已经33岁的她明显感到精力不济、情绪不稳，生活一度陷入混乱。
进入职场十年，方晶琳的两份工作都符合稳定、体面的标签，但逐渐清晰的职业生涯方向，似乎都在为她的二孩妈妈理想做铺垫。她特别满意现在工作的一个原因，是单位属于教育研究行业，身边同事不仅是专业研究者，而且出于职业性质也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她认为，这样的氛围对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们是非常有利的。尽管近年来博士已经成为单位人员的主体，工作上有继续提高学历的压力，但在目前两个孩子都还小的情况下，她根本无暇考虑此事。看到两个孩子在一块互相陪伴，习惯了他们手足之间的共生关系，她还挺欣慰的。例如，6岁的老大放学路上要买牛奶喝，会自然而然地提出买两个，他也不说另一瓶是给弟弟的，大家心照不宣。
娘家，出钱出力
原生家庭在都市职业母亲的二孩养育经历里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女方父母帮忙、支持小家庭带孩子早已是主流模式。在上海，姥姥的称谓是外婆，民间流行的段子是：“妈妈生，外婆养，丈夫回家就上网，爷爷奶奶来欣赏。”
陈菁蓉的父亲是军队退休干部，养老待遇高，在上海配有宽敞的福利房。结婚和生老大橙子时，菁蓉的小家庭就和父母住在一起。她的丈夫是她在上海工作后别人介绍的老乡，经营着一家化工制品货代公司。菁蓉一直认为，结婚的时候没要求丈夫买婚房，相当于她给对方创业提供的第一桶金。菁蓉的父母没养过男孩，女儿生了个外孙，老人比小夫妻还高兴。而且橙子是个能吃能长、好养好带的孩子，外公外婆越看越完美，越带越喜欢。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菁蓉和父母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第一次做母亲，菁蓉有想法，也有要求，她本就是个自我要求高的人，工作后还在职进修了研究生学历，对教育自己的孩子越来越有主见。所谓“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菁蓉现在觉得很有道理，但当时就是忍不住处处高标准、严要求。可是做过领导的外公外婆也有权威风范，女儿一讲孩子哪儿有问题，老两口立即跳出来跟女儿吵；女儿问外孙日常学了、做了什么，外公都会抢着帮孩子回答。在这个祖孙三代的家庭里，菁蓉作为母亲的权威很难树立。
“大女主”脾气渐长的菁蓉，下决心改变现状。一个是为了和父母分开，装修了本打算用于投资的、地处浦东郊区的200平方米联排别墅，小家庭搬过去，日常生活、育儿都自己来，哪怕为此每天进城上班需驱车30公里。另一个是看上了另一项行业福利：孩子可以送市级机关下设的全托幼儿园，这样一来，就完全不需要依靠父母了。橙子在全托幼儿园里适应得很好，那段时间丈夫的公司也经营得不错，菁蓉感到生活平稳、顺利，对未来抱有希望，并且别墅的空间宽裕，菁蓉计划再次怀孕，扩大家庭规模。另外，她认为行业福利也应该用足，包括产假、稳定岗位和全托幼儿园。
没想到的是，二宝出生后体弱、难带，三天两头跑医院。在婆婆过来帮忙带到3岁后，菁蓉虽万般不舍，还是送二子（二宝的小名）去了机关下设的全托幼儿园。丈夫经营的化工制品货代公司受2015年天津滨海港口危化品爆炸事故影响，陷入困境，家庭经济状况大受影响。2020年夏天，橙子即将小升初，二子也面临幼升小的问题，菁蓉掂量着，如今即使一般中层干部也搞不定孩子入学，学区房对二孩家庭是刚需。时值上海学区房形势风云变幻之前，她掏空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并背上一百余万元的贷款，大部分资金还是来自亲爹妈的资助，最终“豪掷”五百多万购入中心城区38平方米的学区房，两个孩子读书的这块石头才算放下。
方晶琳老家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在经济上并不能提供什么支持。听她说她的祖辈往上数也算知识分子，她的爷爷做过老师，但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在混乱年代饱受折磨。她听爷爷说过，整个家族比较大，在那个年代，家里很多人被活埋或是死在监狱里。她的父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资格，最大的遗憾就是读书没读够。与网友调侃的逢年过节最怕的就是被亲戚们围绕催婚、收入、前途等问题发出的“灵魂拷问”不同，在晶琳家里，大家聊的都是跟学业有关的话题。
从小，晶琳的父母就鼓励和支持孩子们多读书。如今晶琳的妹妹和弟弟也都通过读书升学，在上海就业生活。生了老大后，母亲来帮忙带孩子，晶琳感到老人很辛苦，加之自己每天要跑到郊区的大学上班，太远了，她才想办法换工作到家附近。晶琳想生二孩，理想的状态是老大长大到可以轻松放手些，再来计划二胎。但晶琳已接近高龄产妇的年龄，母亲也快60岁了，时间不容她多纠结，老大4岁时她生了老二，又是个男孩。公婆和父亲都不适应上海的生活，不能久待，而丈夫在这个节骨眼又被外派到海外工作。只有母亲，从不叫苦喊累地陪着她和孩子们。现在家里请了全职阿姨，晶琳回家用不着做什么家务，但她还是感觉到了二孩带来的育儿时间、精力上的投入成倍增加。日常生活中，她的压力很大，就害怕有环节掉链子，影响家庭顺利运转。所谓掉链子，包括但不限于阿姨要回老家或是阿姨和母亲起了矛盾。
在我们第一批访谈的职场二孩妈妈中，40%和女方家人住在一起，25%和男方家人同住，15%两边老人轮流上岗带娃，其余则依靠住家保姆。同时，她们本身是独生女的占比55%。可以说，原生家庭的意义对于这批75—85后女性来讲一直都很重要，因为她们生活在一个家庭性别观念转变、认真对待和重视培养女孩的时代，许多女性成年前就得到家庭的有力投资，父母的重视也帮助她们形成自信、敢于追求梦想的积极型人格。而来自父母的支持和帮助，往往会延续到她们结婚生子的人生新阶段。几乎所有的二孩妈妈在生育决策中都有明确的主体性，大都较早（早于发现怀上第二个孩子时）就产生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比较理想”的想法，但很有意思的是，不少妈妈的二孩决策会与母亲商量讨论，在得到母亲的支持后，才会着手实施。
娃爸，存在感有点弱
这批都市职场二孩妈妈的另一个特点是总体学历水平高。超过半数家庭中，妻子的最高学历高于丈夫，其中不乏工作后、结婚后，甚至生育后再去攻读研究生学历的。在被访者家庭中，只有10%的丈夫学历高于妻子。不过谈到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劳动收入的结构性性别差距在她们身上也有所体现。除少数高薪者外，大多数属于工薪阶层的高学历女性里，近一半的人其配偶收入高于其本人，有的甚至高达数十倍。
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地位关系影响到家庭地位关系，表现在都市二孩家庭中，孩子的父亲似乎除了多赚点钱，其他方面的存在感都不太强，学历高、能力强、有追求的孩子母亲才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大到买房决策，小到衣食住行，以及孩子们入托入学、与老师打交道、管孩子的作业、学业、兴趣班，基本上都是妈妈们在操心。上海有“老婆管钱”的地方文化传统，而一个家庭的日常运转，哪件事又和钱无关！看起来大权在握的女主人实际上也承担了主要的家庭事务责任，这同时是一种消耗巨大心力的情感劳动。
随着教育理念和育儿文化的发展，今天的多孩养育方式早就不再是“多生一个多添双筷子”的粗放模式，每个受访妈妈都承认，生育二孩后自己在时间、金钱和精力上增加的投入，远远不止翻倍，而是翻了很多倍。与此同时，丈夫的变化并不太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时间、精力分配也和一孩时代差不多，能够不出轨、多赚钱，扮演好家庭经济支柱角色，就是二孩妈妈眼里的合格丈夫。这和近来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现象——由于配偶参与度的增加，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所提升——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夫妻生活？没有那个兴致
得益于学区房的优势，二子升上了哥哥读过的公立好小学。菁蓉回过神来才注意到， 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橙子猛然拔高了一大截， 性格也变叛逆了，即便休息日再想带孩子们出去玩，橙子都是一副 “敬谢不敏”的臭脸。作为 11 岁的孩子，橙子已经两次和妈妈吵架后离家出走，第一次在地铁站里坐了一晚上，第二次学聪明了，自己乘地铁去外公外婆家。菁蓉只觉又好气又好笑，不过高壮的大男孩在都市里遭遇风险的概率极低，夫妻俩也不着急，认为“碰到问题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早点接受生活的毒打，不是坏事”。
丈夫的化工制品货代公司不景气，又因为他有体育专长，所以就去注册了一个运动培训公司。赶上“双减”政策打击学科培训，倒给体育培训带来了“风口”。只是这样一来，他越发成天忙工作：周一到周四做原公司的业务，周五到周日忙新公司的培训业务，在家也是微信和QQ信息不断，两人几乎没有二人世界的相处时光。
第一次与菁蓉见面，我问她丈夫做什么家务，她的回答是他周末会做两顿饭。不过看她的朋友圈，周末至少会在外玩一天，都是她带着两个孩子，孩子父亲不参加。疫情前的寒暑假，她也会千方百计、或远或近地带孩子们出门旅游一趟。这里面有她自己就爱玩的缘故，也有丈夫不感兴趣的缘故，但丈夫以前有空的时候会自己出去钓一整天鱼，开了两家公司后，这点小爱好也变得难得了。2021年9月第二次见到菁蓉，对同样的问题，她这次的回答是，晚上洗衣机洗好衣服，他管晾衣服。“因为我要早上6点起来做早饭的，临睡前不能动作太大，很容易失眠睡不好。他睡得比我晚，他就把衣服给晾了。”夫妇两人长期分房分床，早已完全没有性行为，没有卿卿我我，没有身体接触。我们对此很诧异：这不会影响亲密关系吗？而对我们的诧异，菁蓉显得不以为然。
夫妻之间没有二人世界几乎是每个二胎家庭的常规状态。除了菁蓉，即使像方晶琳这样喜欢孩子，也自以为富有育儿经验的二孩妈妈，还是低估了二孩带来的挑战：
一直要到生二胎前后，才开始觉得这件事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不像看到别人家生出来那么和谐。因为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摆在这里，又要照顾老大，又要照顾老二……我后来反省，那段时间我丈夫的公司快解散了，他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我呢，生二孩的时候已经年纪偏大了，三十三岁就觉得自己精力跟不上，感觉产后也是有点抑郁的。
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二人世界，这个事情我觉得必须承认，也要接受。有两个孩子之后不是老大就是老二，二人世界是不太可能了，但是慢慢地接受了我们就是以家庭中的角色来出现。
所以，生二孩还是要理性。不能随大流，人家生二胎你也生二胎，我觉得真是大忌。生出来以后鸡飞狗跳，没有人帮你带，或者说你的工作不允许，或者说经济方面的支持不够，都是需要考虑清楚的。
二孩出生后，晶琳的丈夫换了公司，不久后被外派到新加坡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调整，晶琳的状态也渐渐改善，对丈夫的态度宽容了很多，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也淡定了很多。她把这种改变称为“纠偏”，认为如果没有生二孩，可能不会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而与丈夫的两国分居，反而加深了彼此间的纽带，两人都觉得家庭很重要。如今晶琳就盼着丈夫早点回来。
——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