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电影《时时刻刻》让许许多多不曾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人，认识了这位英国女作家。在电影里，由妮可·基德曼饰演的伍尔夫游走在虚构与现实边缘，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感到被生活所深深束缚的痛苦，内心甚至渴求着死亡。现实中的伍尔夫也几近如此：情绪不稳定、 精神时常崩溃、试图自杀.......在1941年3月28日，76年前的今天，她用石头填满口袋，投入了位于住处附近的欧塞河，终年59岁。

1882年1月25日，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伦敦肯辛顿，海德公园门22号的一个再婚家庭。自幼在家接受教育的她心思细腻敏感。在13岁那年，母亲去世让她第一次精神崩溃。1904年，父亲也离开了人世，伍尔夫试图跳窗自杀。同年，她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书评和散文。3年后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远航》，讲述了一个名叫雷切尔·温雷克的女性的自我成长与发现的故事。

《达洛维夫人》是伍尔夫最知名的小说之一，也是她意识流创作的代表作。小说描述了达洛维夫人内心复杂变化的一天：想起旧情人彼得·沃尔士并与他相见、参加上层社会的聚会但感到孤独、默默钦佩退伍军人塞普蒂默斯·史密斯的自杀......伍尔夫用细腻优美的笔法，将达洛维夫人及其他人的自我挣扎跃然纸上。通过斯密斯和他妻子这两个角色，小说还展现了战争对人们心灵的伤害，并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达洛维夫人》被视为意识流创作的代表作，并曾被时代杂志评为“1923—2005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一”。

伍尔夫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写作者，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读者。她曾写过许多关于阅读的随笔，评述简·奥斯汀、笛福等作家和作品。在伍尔夫看来，奥斯汀的才华几乎是完美的，她“完成了的小说中没有失败之作”，特别善于洞察琐事之中的深意。伍尔夫认为笛福因《鲁滨逊漂流记》一书而受到了太多“不公”待遇：人们似乎忘记了他的其他作品。

除此之外，伍尔夫还写过多篇文章，讲述了她眼中“阅读”这一行为的特质，以及“普通读者”这一身份背后的含义。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逝世纪念日这一天，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愿意与读者们一起，回望作为作家的伍尔夫和作为读者的伍尔夫。

“阅读是自由的，只要遵循自己的直觉”

1000个读者心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于阅读，伍尔夫也持这一态度。在《应该怎样读书》一文中，她开篇便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阅读只要遵循自己的直觉，运用自己的判断从而得出结论。这也是她能给别人的唯一一条阅读建议。她补充道，只有在这一认识上达成共识，才可以对阅读提出见解并不影响读者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伍尔夫而言，阅读是自由的，没有约束——“似乎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会受到规范和习俗的约束——唯独在阅读上没有”。读者不需要让“那些穿着厚长袍、大礼服的大师”告诉自己怎样去阅读，或者该读什么书，甚至是对所读之书的价值做出评说。不过，自由并不意味着无视一切。她也认为，读者不能“愚昧而无知地损耗精力”，而是要“适宜而扎实地培养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因此，人们首先要撇开阅读的偏见，诸如“小说应该真实、诗歌应该虚假、传记必须充满溢美之词、历史必须加强我们的偏见”之类的观点。其次，读者可以尝试与作者“合为一体”，成为作者思想上的同伴和随行者。这要求你敞开心扉，在字里行间中的微妙征兆和暗示中，“进入一个别人领略不到的风景”。最后，她也强调了想象力在阅读中的作用——这是一种与洞察力一样重要的能力，“要想充分利用小说家——伟大的艺术家——给予你的一切，你不仅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非常大胆的想象力”。

伍尔夫喜读传记和回忆录，这两者对于她而言，像是为穿越到过去搭建的“任意门”：人们可以短暂地待在英国，看到伊丽莎白时代的黑暗与辉煌交替，也可以去到伏尔泰、狄德罗的面前......而在区分了过去和当下后，读者们又可以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的处境是如何。这一切就像是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时空旅行。透过传记和回忆录，人们得以看到他人的生活，并对此产生诸多像“作者的人生会对其作品产生多大的影响”之类的问题，但这亦只能靠读者自己来解答了。

读书有用吗？伍尔夫也想过这个问题，但她的看法是，不需要老想着靠阅读实现某种目的，我们更应该追求阅读这一行为的乐趣本身：“某些事业本身不就是值得追寻的吗？追求不就是因为其本身的乐趣，而非其最后的结果吗？读书，难道不就是这些乐趣中的一个吗？”

“普通读者”是谁，又为何重要？

在伍尔夫的措辞中，“普通读者”是一个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的词。在文集《普通读者》（共两册）中，她在开篇自序中点出了这一名词的来源及含义：“普通读者”来自18世纪英国诗人、评论家的塞缪尔·约翰逊在《格雷评传》中的一句话——“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对我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诗歌的荣誉，在经过所有高雅的敏感和教条主义的评判之后，最终应该由那些未受文学偏见污染的普通读者的感觉来判定。”伍尔夫认为，这句话定义了“普通读者”的性质——“未受文学偏见污染”，并使他们的阅读和喜恶更加重要起来——“判定诗歌的荣誉”。

伍尔夫认同约翰逊将“普通读者”与批评家、学者区分开来的做法。她补充道，“普通读者” 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上天也没有慷慨地赋予他们太多天分，这也决定了他们阅读目的的不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者纠正某些观点，而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在《应该如何阅读》一文中，伍尔夫强调，读者不用强求自己拥有少数批评家才能获得的高尚荣耀，但作为读者依然有自己的责任和重要地位——“我们提出的标准和做出的评判，无形地成为作家赖以呼吸的一部分空气。”在伍尔夫眼里，“普通读者”的声音不仅会影响到作者的创作，甚至可以让书籍变得更有影响力、更加丰富。这也是她心中的“普通读者”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如她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提到的：“作家和读者是一个创作共同体，读者是作者潜在的回应者和对话者，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友好的伙伴关系，一种亲密而平等的无形联盟。”

伍尔夫对“普通读者”的理解，与约翰逊的理解亦稍有不同。在后者眼里，“普通读者”群体的特点是一种共通感悟，简单理解便是一种对是非善恶的道德感知，例如对正义的崇拜、对暴力的厌恶等等简单直觉。伍尔夫强调的却是“普通读者”身上的创造力——“普通读者”和作家一样，拥有一种本能的创造力，这使得他们在零碎的阅读片段中创造出了一些整体性的东西，例如某位人物肖像、某幅时代图景或者是某种艺术原理。

跟伍尔夫学做读书笔记

从1906年起，在伍尔夫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文艺和学术的中心，也就是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集团里包括了当时文化界的大批重要人物，诸如作家福斯特、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的丈夫）、文学批评家德斯蒙德·麦卡锡等人。除此之外，哲学家罗素、诗人T·S·艾略特、作家乔伊斯等人也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交往甚密。

在聚会之外，伍尔夫还以读者的身份写了一些随笔和文学评论，这些随笔大多收录在1925年和1933年出版的《普通读者1》和《普通读者2》中。我们可以在这些阅读笔记中，直观地看到伍尔夫对某些作家及作品的认识和看法，从她的阅读轨迹中发掘和感知她的价值观和文学理念。

伍尔夫将简·奥斯汀称为“最完美的女性艺术家”，她觉得奥斯汀不仅能写出众生本相，还能道出人生本质，简·奥斯汀与她笔下的人物更远地拉开距离，更多地把他们看作一个群体。说到诗人多萝西·华兹华斯，伍尔夫也对她和她的作品给予盛赞：极有写作天赋、作品优美而真实、细节毫发毕现......伍尔夫对笛福仿佛不太满意，称其为“伟大的平铺直叙者”，但对他写的《鲁滨逊漂流记》还是给予了盛赞。这部作品让她颇感意外，因为并不按常理出牌。在阅读之前，她以为这是一部反思社会和人类习惯的小说，但事实证明她错了：“它是一部杰作......处处让我们受到挫折和嘲笑......我们只好放弃先入之见，接受笛福自己想要告诉我们的一切。”

伍尔夫常常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在《妇女与小说》一文中，她谈到了女性作家及女性主义写作。对于英国19世纪初女性小说的兴起，她认为这是以无数法律上、习俗上和举止上的细微变化为前提的。在受到若干教育后，中等或上等阶级的女性可以自主选择丈夫，并在不准写作的禁令下偷偷进行文学创作。巧合的是，当时包括简·奥斯汀在内的4位女作家，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写小说，而在种种社会限制下，她们的人生经验不可避免地存在狭隘的缺陷，她们的小说创作亦无法逃避这一影响。当欧洲另一边的托尔斯泰可以与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时，乔治·艾略特却只能迫于“未婚同居”的压力而在郊外独自隐居。不过，以《简·爱》《米德尔马契》等作品为代表的女性小说，开始“意识到女人的存在——意识到一个为妇女的待遇而愤懑并为其权利而呼吁的女人的存在”。在伍尔夫看来，这已然是莫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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