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法拉奇采访基辛格，在基辛格讲述自己总统顾问的角色之后，法拉奇却说：“听了您的讲话，相比您如何影响总统，我反而对马基雅维利如何影响您感兴趣。”基辛格立刻反驳道，自己“根本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有受到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吗？”“完全没有。”

在这段对话发生的45年后，曾著有《马基雅维里》一书的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剑桥学派”的掌门人昆廷·斯金纳教授来到了北大。回顾这段历史，斯金纳说，基辛格之所以会急切否认，是因为他觉得马基雅维利主义代表着欺诈和残忍。但是，斯金纳进一步强调，这种理解非常“庸俗（vulgar）”。

此行来到北京，昆廷·斯金纳在两周的时间里会在北大进行四场讲座，在已经进行的前两场讲座，斯金纳享受得是学术明星般的待遇，讲座前半小时，教室内已经座无虚席。在4月6日晚这场题为“马基雅维利：统治者与国家”的讲座将要结束时，斯金纳对站着听完讲座的听众们抛去古典式的称赞：“你们很有英雄气概！”

在这场讲座中，斯金纳指出， 在大部分人眼里，“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因为人们认为，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凭借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闻名于世。对于古典道德家及其跟随者来说，美德是人的决定性特征，舍弃美德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舍弃了作为人的地位，自降为动物。

可是，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的道德具有弹性，能够“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来改变自己的做法”。这种观点颠覆了古典的人文主义道德观，单枪匹马地发动了政治思想史上的革命，故而，马基雅维利一方面被誉为近代政治思想奠基者，另一方面则饱尝“邪恶导师”的指责。

在讲座中，斯金纳贯穿了剑桥学派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意识，既没有凭主观价值偏好对马基雅维利这样的研究对象进行诋毁，也没有把他处理为现代政治兴起的象征符号，而是力图让听众理解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所处的思想背景，并将他的论点放在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语境之中。以下是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根据斯金纳的现场内容进行的讲座整理。

马基雅维利生活在文艺复兴黄金时期的佛罗伦萨，他的人生经历了三段时期。从出生至1498年，我们只知道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第二段时期始于1498年，不满30岁的他担任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经常出使各国，与富尔利女统治者卡特琳娜、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瓦伦蒂诺公爵恺撒·博尔吉亚、教皇朱里安二世进行交流，目睹他们的施政。后来，他把这些经历作为例子，写进《君主论》。1512年，西班牙入侵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统治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由共和国变成君主国，马基雅维利的人生进入了第三阶段：他被指控谋反，被释放后隐居，在那以后，他写出了《君主论》《论李维》《论战争艺术》和《佛罗伦萨史》等闻名遐迩的著作。

《君主论》讲的是如何获得权力和如何维持权力，重点在后者。君主必须拥有什么品质才能维持权力？马基雅维利给出的答案是virtù（拉丁语vitus，字面义为勇气、优秀、美德）。但与事事都要先给出定义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年4月5日－1679年12月4日）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截然不同，马基雅维利从来不下定义，人们只能通过阅读来寻找virtù的真正含义。不过，从马基雅维利对virtù的使用，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点。

首先，君主拥有virtù的品质，就可以把机运的作用最小化。在罗马神话中，最强大的女神就是幸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马基雅维利也认为，政治充满了好运和不幸，政治家需要做的就是把不幸最小化。他把运气比喻成河流，在意大利，河流夏季干涸，冬季湍急。作为君主，应该能够预见冬天何时来临，即何时会发生不幸，进而未雨绸缪。由此可见，virtù的一个元素是谨慎与远见。接着，他又说运气像女人，总是喜欢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幸运女神青睐勇敢者”， “行动之后后悔，总好过没行动却后悔”，君主应该有进取心、有勇气、强势而坚定。由此可见，virtù的另一个元素是勇敢。正如远见可以让君主预测的坏运的来临并做好准备，virtù是可以战胜机运的。

其次，virtù可以让君主维持统治，确保守住权力。《君主论》中拥有最多virtù的是那些建立国家的人，比如摩西、波斯帝国缔造者居鲁士、罗马王政创始人罗穆路斯……但是马基雅维利以及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家们并不认为维持统治是君主最重要的作用。

因为，君主最重要的目标是成就伟大的事业，从而获得荣耀和永恒的声名。但是因为追求荣耀常常导致战争，故而遭到后世批评，西方政治哲学后来将君主的目标由追求荣耀转向追求利益。

马基雅维利又从反面思考，哪些品质会让君主失去国家？通过分析为什么罗马帝国很多君主被推翻或者暗杀，他总结出两点：一是被憎恨：因为民众的力量更强大，如果民众憎恨，君主必将失败。而比被憎恨更糟糕的是被蔑视。一旦民众认为君主不够格，君主也必将失败。被憎恨和被蔑视是拥有virtù的反面。

基督教道德哲学中唯一被认定拥有普遍virtus的是耶稣，因此询问virtù是什么，是一个古典问题。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塞内加等认为，virtus包括6种品质。第一部分是四种政治美德：谨慎、勇敢、节制和最重要最基础的——正义（守信）。除此之外，还有比正义更加重要的、君主的美德：仁慈和慷慨。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16、17章中讨论了君主的美德。马基雅维利告诫君主，要谨慎理解民众心目中“慷慨”：大家通常认为的“慷慨”，其实上是铺张的罪恶。为了显示慷慨，君主必须耗费金钱，导致大量征税，最终引起民众憎恨。而真正的慷慨一定会避免征税过度，避免铺张浪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平时穿着朴素，生活简朴，几乎被民众蔑视，但一旦人们明白这样做减轻了赋税，就意识到路易十二不是吝啬，而是真正的慷慨。

关于仁慈，马基雅维利说，有的君主过分仁慈，不愿“残忍地”干涉某些行动，最终导致成千上万人在混乱、凶杀、劫掠中丧生。西奇比奥的一名使者曾经摧残了洛克伦斯居民，但西奇比奥既没有替他们报仇雪耻，也没有惩罚使者的横行霸道，这是他仁慈的天性使然，但这种天性早晚要葬送掉他的名声和荣誉。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些只是他们不理解君主应当做什么，并非真正的仁慈。所以，世人所认为的慷慨和仁慈不是真正的慷慨和仁慈，不仅不能让君主维持国家，反而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

西塞罗指出的四种政治美德：谨慎、勇敢、节制和最重要最基础的——正义，又如何呢？马基雅维利接受谨慎，因为谨慎的预见可以避免不幸。勇敢，他也同意，因为“幸运女神青睐勇敢者”，而没有勇气的统治者会被蔑视。而他并不认可节制和正义。亚里士多德崇尚节制的德行，马基雅维里认为并不重要。而最根本的政治美德，正义，他也并不赞同。《君主论》第18章“君主该怎样守信”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这一名声远扬／臭名昭著的章节中，他提出，如果可能的话，君主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如果必需的话，君主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

当然，君主不正义，人民会憎恨，统治会失败。所以，共和主义者斯宾诺莎和卢梭甚至认为，马基雅维利内心憎恨君主，写作《君主论》实际上是在为君主设置陷阱。而马基雅维利对此的解答是，如果君主必须作恶，那就在民众面前做个假好人。“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他认为，成功的君主往往是伟大的撒谎者和欺骗者。毕竟，与共和国不同，君主国家的民众并不知道君主到底是什么样，而人们是那样单纯，那样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上当受骗的人。“群氓总是被事物的外表和事物的结果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马基雅维利重新定义了virtù，他同意virtù使得统治者能够应付机运、维持国家、提升荣耀和名声，但是他不认为virtù都是道德品质。为了维持统治，君主必须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来改变自己的做法。这就是政治道德上的马基雅维利革命。

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憎恨教导君主欺骗的马基雅维利。批评者指出，按照基督教教义，最后一天所有人都会按照自己本来的面目接受最终审判，作为撒谎家和欺骗家的君主也不例外。但马基雅维利对上帝的审判却什么都没有说。

现场问答

提问：马基雅维利如何看待共和制？

斯金纳：卢梭也怀疑，马基雅维利到底是共和制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呢？他为君主写了《君主论》，为共和制写了《论李维》。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时，是很想受到君主青睐的，但在《君主论》开篇，他就指出，人们要么生活在君主统治之下，要么是自由地生活。在《论李维》中，他又写道，如果没有自由，那么就不存在伟大。所以根本上，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提问：共和制中人民是无法被欺骗的，但实际上精英可以用宗教等来控制民众。共和是否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君主制？

斯金纳：从《论李维》说，汉尼拔的军队到了罗马，罗马大部分人都逃掉了，将军让所有人对剑发誓保卫国土，战士们惧怕汉尼拔，但更惧怕誓言的约束。信仰可以更好的把人们团结起来。

提问：现在有哪些政治家可以真正称得上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斯金纳：如果从“好的结果可以为方法辩护”来定义，那么现在很难找到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政治家。

提问：virtù是不道德的吗？

斯金纳：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在传播邪恶，实际上他是在教授如何处理邪恶。君主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拥有美德，什么时候不该拥有美德。

提问：《论李维》里为何谈到公众的virtù？

斯金纳：《论李维》中，君主的virtù并不重要，人民的virtù非常重要，如果人民都拥有virtù，那么城市会变得伟大而光荣，否则就会产生腐败。腐败才是virtù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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