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杨舒鸿吉

界面新闻编辑 | 彭朋

正在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将提交提案，建议加大对创新药支持力度。朱同玉指出，一方面中国创新药在全球排名第二，高于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创新药投资遭遇资本严冬，近两年呈断崖式下降，从2022年的1500多家企业融资下降到2024年的500多家，单笔融资额也在下降。

“当前中国创新药发展正处于关键节点。”朱同玉告诉界面新闻。

朱同玉认为，造成创新药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疫情因素导致融资和投资幅度下降、药物研发风险高周期长（三个10，即10%的成功率、10年时间、10亿资金）、社会资本投资显著下降以及国有资本投资存在保值增值要求等。此外，国产药价格下降也对创新药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破局的关键在于更便利的融资渠道。

针对创新药发展的现状和需求，朱同玉提出，首先要构建耐心资本，让更多的资金参与到耐心资本的构建中。 

近年来，上海市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创新药产业的支持力度。例如，上海市国资委设立的总规模1000亿元的三大先导产业投资母基金中，很大一部分资金被合理配置到创新药领域，尤其是临床前阶段的项目。此外，上海还设立了生物医药产业并购基金，重点支持创新药研发和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的创新项目。这些政策和资金支持为创新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但这些“大基金”推动力和落地投入上有待进一步提高。

朱同玉指出，国家大基金在创新药孵化方面作用发挥不充分，除了信息不对称外，政府基金考核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前的考核机制过于注重短期的财务回报，而忽视了创新药研发的长期性和风险性。这种考核方式使得基金管理人在投资时过于谨慎，不敢轻易投入高风险的创新药项目。

朱同玉此次在“全国两会”上将提出建议，应完善政府基金的考核机制，引入更多长期性和风险性的考核指标。例如，可以设定创新药项目的成功率、专利数量、临床试验进展等作为考核指标，而不仅仅关注财务回报。同时，对于基金管理人的尽职免责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让他们在投资决策时能够更加大胆，减少因担心承担过多责任而不敢投资的情况。

此外，朱同玉还提到，政府基金与社会资本的协同机制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可以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创新药研发。例如，以色列的YOZMA和 Heznek基金，被成为以色列创新国度的灵魂双剑，打造了以色列特色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模式，其中政府出资一部分，吸引社会资本共同组成基金，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增加资金来源，还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大型专项基金要有“耐心”的同时，也要有灵敏的“触觉”。

朱同玉表示，当前存在科学家不知道如何找到基金、基金也不知道如何找到项目的问题。因此，需要搭建一个信息流通的平台，让项目和资本能够快速对接，促进创新药的发展。这个平台可以整合科学家、企业、基金等各方资源，实现信息的高效流通，提高创新药项目的融资效率。

此外，朱同玉强调，创业型的科学家不仅要把科学做好，还需要学会做企业。目前，这方面的人才相对较少，培训也不够。未来需要培养更多的科学型企业家，同时为科学家提供多种成果转化途径，如授权使用、转让、合作等。通过培训，让科学家了解企业的运营管理，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促进创新药的产业化。

此外，朱同玉还提到，创新药企业的发展需要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政府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上应给予创新药企业更多支持，同时企业自身也需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等的合作，推动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

2025年初，上海提出今年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目标是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制造业产值可比增长5%。上海市政府将持续坚持完善“研发+临床+制造+应用”全产业链体系，并加大政策供给。

朱同玉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创新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中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他强调，创新药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还需要社会资本的参与和科学家的努力。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创新药的可持续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