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到来的九月份，英国高中生们要在政治课上学到的某位思想家，已不再隶属于尘封的政治史档案，而是当下一位非常热门的人物。她就是安·兰德，在学生们的课表中，她的作品已被新添加了进来。

这是一个与现实接轨的决定。尽管兰德早在1982年就去世了，在有生之年，她的思想总是一会儿被人们揶揄，一会儿又受人追捧，但是现在，我们真正迎来了属于兰德的时刻。她一直被宣传为一位硬派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她还倡议一种被称为“自私的德性”的哲学，在保守派阵营中，从来不乏兰德的追随者。共和党派人士保罗·莱恩和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就是典型的兰德迷。他甚至将兰德的巨著《阿特拉斯耸耸肩》（还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发给了每一位新来的员工，这一事迹广为流传。关于他同事兰德·保罗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据说“兰德”这个名字起源于他的父亲罗恩·保罗对安·兰德的崇拜，尽管后来这一传闻被证实是杜撰的，但保罗依然宣称自己是安·兰德的忠实粉丝。

在英国，同样也有一些人将兰德视为精神领袖。英国社区大臣萨吉德·贾伟德每年都要将《源泉》庭审一幕的内容读上两遍，自从他成年以后，他就一直在坚持这个习惯。在学生年代，他甚至将这段话读给了他现在的妻子，这一举动最后倒是没有成为习惯，因为据贾伟德自己向《观察者》杂志透露，他的妻子说如果他再这么做，她就甩了他。与此同时，保守党议员丹尼尔·汉南——促成英国脱欧成功的聪明推动者——在其布鲁塞尔的办公桌上也放置了一张兰德的照片。

因而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保守党派对兰德的喜爱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兰德所推崇的个人主义哲学——尽管崎岖不平，在困难面前也不畏缩不妥协，以及那种对国家和公司内部盛行的懒惰、随波逐流之风的鄙视态度，如今在白宫内部也收获了一个支持者。不仅如此，有一派新的支持者联盟正围绕着兰德逐渐形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影响力甚至使大多数政客都相形见绌，他们是一群技术大亨。

那么，今年英国高中课程大纲上的新成员到底是谁呢？是那位被传记作家誉为“市场女神”的人吗？

安·兰德，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1905年出生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她曾亲眼目睹父亲陷入赤贫，整个家庭濒临饿死，而这一切都是苏维埃革命造成的。这一段经历促使她憎恶一切集体之善（collective good）的概念，尤其是当国家沦为追求平等的工具。

1926年安·兰德逃到了美国，作为一个资深电影迷，她很快在好莱坞找到了工作。兰德甚至还在雷电华电影公司的服装部门待过很短一段时间，也曾在塞西尔·B·戴米尔拍摄的电影《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中担任临时演员。但是，写作才是她的激情所在。兰德接下来开始为百老汇的戏剧、电影写剧本，一直到小说《源泉》的出现，这一工作才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源泉》出版于1943年，故事的主人公是霍华德·洛克，他是一位致力于追求自我理想的建筑师，他宁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建筑被炸毁，也不愿意接受任何有损于设计完美的折衷方案。他的身边人却是一群平庸之辈——要么是毫无希望的政府官员说着些服务于大多数的空话，要么就是公司里的寄生虫，从他人的工作成果和远见卓识中分一点儿羹。

1957年，由“企鹅古典系列”推出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了，这一版本长达1184页。在这本书里，洛克让位于约翰·高尔特，后者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天才，他引导身边一群“有才能的人”组织罢工，离开了他们生活的地方，从而剥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这些小说以及兰德后来所写的散文以及举办的讲座，都在不厌其烦地阐释她的哲学思想，她将同霍布斯、伯克一起共同走进英国高中生的课堂。她所说的客观主义哲学，被提炼为一句话——“人应该为自己而活，个人对自身幸福的追求应当成为最高的道德目标。无论什么时候，个人都不应该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也不应该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这是兰德的毕生信念。关于她还有许多可供谈论的空间。兰德曾公开声明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她对一切并非植根于亲眼目睹的知识都持轻蔑态度，对所谓的“本能”或“直觉”，或者任何形式的“凭感觉就能知道”的那一类事物，更是不抱丝毫耐心。

《源泉》书稿在出版之前曾多次遭到拒绝，出版后获得的评论也褒贬不一，但它最终成了一部口碑之作。随着《源泉》的出版，接下来几年，兰德身边聚集了一批狂热的推崇者（颇为讽刺的是，这群人和她书中写到的“大多数者”非常接近）。她的作品特别能够激起一类阅读群体的共鸣：青年、男性，所有渴望寻求道德确信理念的人。正如2009年《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所说：“大多数读者都会完成他们迈向高尔特峡谷之旅的初试和告别。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中，高尔特峡谷是一片峡谷幽深的天堂，金晃晃的美元标志在那里耸立着，如同一根五月柱，重生的资本家们聚集在一起。这种感觉夹在离开中土世界的喜悦和前去读大学的兴奋之间。”

当然，客观主义也并非一路畅通无阻。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兰德支持者可能就是艾伦·格林斯潘了，他后来担任美联储的主席长达19年。上个世纪50年代，格林斯潘正是兰德拥护者中的一员，他还作为悼唁者于1982年参加了兰德的葬礼。在那场葬礼上，有一个花环被装饰成了6英寸高的美元标志形状，这一标志如今被视作“兰德主义”的象征。

格林斯潘是连接第一个兰德时代和我们所理解的第二个兰德时代之间的纽带。第二个兰德时代即“撒切尔—里根时代”，在这期间，自由放任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的哲学正从阴晴不定却又无比执着的右翼经济家手中，转变为整个英美资本主义的执政信条。1987年格林斯潘被罗纳德·里根任命为美国中央银行行长，他坚定地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是管理和分配一个社会资源的最好途径。在2008-2009年经济大崩溃之后，格林斯潘应该会重新思考这一命题。毕竟，它依赖的是经济行为者自身的理性，即经济行为者总是会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出合理的选择。这种将自我利益放在第一位，而非出于利他主义或任何其他非物质动机的做法，正是兰德思想的中心原则所在。

说得更加坦率一点，之所以在80年代美国共和党和英国保守党开始相互赠送《阿特拉斯耸耸肩》，是因为兰德似乎为当时盛行的风气注入了精神力量。她对“理性自私的道德”和“自私的德行”的坚持，听上去如同“贪婪即善”的升级版——这条标语来自于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华尔街》，它定义了那个时代，兰德也成为了高中课程版的哥顿·盖柯。

第三个兰德时代是伴随着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政府而来的。以茶党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因奥巴马扩大国家行政权力的举措感到非常不安，他们要求返回到限制政府权力的古老信条之中。兰德的传记作家珍妮弗·伯恩斯告诉美国的《石英》杂志：“在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刻，人们总是会回到兰德那儿，因为他们将《阿特拉斯耸耸肩》看作一个预言，它预示了当政府被给予太多权力时，局势会走向何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位极端自由主义者和拥护兰德的德州国会议员，罗恩·保罗在2012年总统竞选活动中争夺共和党党内提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它也是这一年总统竞选活动的成功范例之一。罗恩·保罗是参议院兰德·保罗的父亲，他此次的反抗之举，为我们提前揭示了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像安·兰德一样，罗恩·保罗也相信，国家的角色应当被缩减，只需要提供一支军队、一组警备力量和一个法院系统，国家并没有太多要做的事情。

但是兰德也给美国共和党派人士带来了一些麻烦。她是一个虔诚的无神论者，对抽象的神秘主义宗教非常鄙视，这让她不那么受欢迎。如果撇开这一点，共和党派人士应该会热切地拥护她留下的一切遗产。因为对共和党来说，那些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只有通过与社会保守党，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合作，才能杀出一条路。这一困境在保罗·莱恩身上也显现了出来。2012年保罗·莱恩被提名为米特·罗姆尼的竞选搭档，他更倾向于说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受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以此降低兰德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他的竞选进展迅速。

当前局势又在以怎样的方式形成第四个兰德时代呢？推崇兰德的政治家们已准备就绪，莱恩受到了内阁的追捧，而他的内阁中就有许多客观主义者。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宣称《阿特拉斯耸耸肩》是他最喜爱的书，而特朗普在劳工部长一职上的首选安德鲁·普斯德，则是一家连锁餐厅的CEO，这家餐厅为洛克资本集团所持有，这一资本集团的私募基金正是取名于《源泉》一书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更是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在他身上留下了真切的影响”，他本人是一名保守党。

当然，这些都只能说明这些人有多像他们的老板特朗普。特朗普出了名地不爱读书，他仅仅谈到过自己喜欢的三本小说，其中一本就是《源泉》。他去年说道：“它同生意、美、人生和内心感情都有关系，这本书关联一切。”

研究兰德的学者发现，特朗普的这一归属感很令人困惑。在并不只是因为，在2016年他对选民的承诺中不包含建设一个不受阻碍的自由市场，相反，他还保证要使政府在市场中扮演一个介入性更强的角色，诸如协商贸易条约、提高就业。特朗普还公然侵犯大公司的利益，强制福特或空调产商开利将工厂保留在美国。这一行为正是兰德所害怕的大政府对资本主义自然运行节奏的干涉。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要宣称自己是受兰德的影响呢？答案自然是兰德吹捧了一批强势的男性资本主义企业家、在行动上胜于弱者的人和吹毛求疵的官员，这些人都具有做实事的气魄。正如珍妮弗·伯恩斯所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兰德都受到破坏者、企业家和创业投资者的喜爱，这些人视自己为塑造未来、承担风险和敢闯敢冲的一类人物，他们所依赖的唯有自己的本能、直觉和知识，并且丝毫不墨守成规。”

这就将我们带入了一轮新的兰德主义热潮之中，并和以往的政治及传统保守主义区别开来。这群人是硅谷巨子，是创业大牛，是洛克及高尔特之辈的青年骨干，他们在天赋的驱使下不计后果，企图重塑世界。

因此，当《名利场》调查了数字时代的产业大亨并指出他们中许多人都视兰德为指路明灯时，这一结论也就没什么值得我们惊讶的了。杂志认为，兰德可能是“工业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Uber的CEO崔维斯·卡兰尼克2015年在为自己的推特账号选头像的时候，他选择了《源泉》一书的封面。Facebook的首位重要投资者彼得·泰尔也是一个兰德迷，彼得·泰尔不仅在硅谷如鱼得水，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也非常好。与此同时，苹果的合创者斯蒂芬·沃兹尼亚克也说乔布斯视《阿特拉斯耸耸肩》为“人生的向导”之一。

相较于党派上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兰德对这群伟大人物所起到的影响，更多集中于鼓励个人不计后果、坚定决心并勇敢追求梦想方面。难怪科技公司并不介意摧毁，比如说出租车行业和传统新闻媒体。这些顾虑都不在位居顶层、年轻强势的人们思考的范围之内，即便只是去听一听这些顾虑，都有悖于他们自己那纯粹而单一的伟大远景，无异于是在打破兰德立下的重要原则。因此，有远见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为他人牺牲自我。

逝世35年之后，兰德再一次复活了。在华盛顿和旧金山，她仍然在为我们这个时代制定规则。她的哲学谴责利他主义，将个人主义提升至信仰的高度，还为野蛮的利己主义制造了一张虚假的道德通行证。其意识形态能在今天大行其道并不是什么值得震惊的事情。只要还有人感受到骚动不安的贪欲，还有人渴望未经检查的权力，只要还有人跪拜在这二者脚下并丝毫不带悔恨，兰德的思想就永远能找到合适的听众，这也便意味着，她的思想永远都能流行。

（翻译：朱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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