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片由《中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董洁旭提供
刘雨霖 80后导演成长样本
本刊记者|柴广翰 （发自北京）
2014年，纽约，窗外大雪纷飞，刘雨霖拨通了越洋电话，她向父亲刘震云说了想拍摄《一句顶一万句》的想法，电话那头，刘震云找不到说“不”的理由。她知道，这事基本上成了。
在这之后，一切围绕着刘雨霖的话题就从来没有减少，名门之后、奥斯卡奖导演、李安师妹……身份和荣誉带给她的不是“坐享其成”的战果，而是要不断地面对质疑和无数遍回答同一问题的“烦恼”。
“所谓的有国际背景，那我拍一个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边，拍巴黎塞纳河边的电影就洋气和真挚了吗？它就一定能打动人吗？它不是。”
“我拍电影从来不是取悦观众、取悦市场对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是尊重心中的人物，我不想欺骗观众的电影票钱让他们进影院，我诚心做作品，请观众走进影院，感受影片中的人物，以及人物背后动人心弦的情感。”
这些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震云。
29岁的她，大眼睛，吐字儿清晰，声线柔美，秀气的脸型。没有生长出她父亲面庞上那些刀刻斧凿般的痕迹。
她面对几乎所有媒体的时候，表现出的都是一副四平八稳，甚至滴水不漏的形象，像一个老成持重的长者，绝不像一个还在“奔三”途中的“80后”。有媒体把刘雨霖和其他影视圈的“星二代”们放在一起做了“子承父业”的新闻标题，她立马反对，“这个标题完全不对，我和刘老师的职业完全不同，怎么能说‘承父业’？”
出道
刘雨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国内媒体的视野中，是2011年参与《温故一九四二》的拍摄。那时，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她休学一年，回到冯小刚导演的《温故一九四二》剧组担任场记，根据当时的剧组成员回忆，刘雨霖在剧组中十分低调，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和刘震云的关系。
这和她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
1987年，刘雨霖出生在北京，父亲是著名作家，母亲是公益律师。
父亲刘震云给她起名“雨霖”，一则因为她出生在夏日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晚上，另一则希望她内心一直不乏滋润与辽阔，遇人甘甜，遇事达观。无论面对怎样的坎坷，都有如水将其化解的能力。
从小，父母对刘雨霖属于“散养”式的教育。
在《农民日报》的大院里，别人家的孩子玩一会儿家长就会在阳台上“催着”叫走了，而刘雨霖永远是玩到最晚回家的一个人。这种“散养”式的教育在刘雨霖看来，不是放任，而是自由。“父母给我营造了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里找到我自己，看到我喜欢的东西，自己特别能跟自己玩的来。他们从来没有把所谓的成长阴影，或者是他们所经历的故事，往我身上强加，从来没有。”
稍大一些，刘雨霖就经常跟着父亲去过冯小刚家，陈道明家，王朔家，各家的女儿们都是刘雨霖的儿时玩伴，她们经常一起聚会。
也许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和家庭的熏陶，刘雨霖从小就喜欢电影，但是高考的时候，她却选择了播音专业，以北京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梦想做一个访谈类节目的主持人。进入中传学习后，她觉得学校的氛围和学的东西与自己追求的不一样，不像其他同学怀着主播梦，她的心里还是放不下电影。电影在她看来是很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可以把心中有力量的故事呈现在银幕上，而且这个故事和人物可以永远在银幕上永不消逝。
大四开始，刘雨霖就决定去国外学习电影，“我想要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单纯技术上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考虑中国的电影学院，而是把世界排名前十名的电影学校做了研究并且申请，最后被纽约大学录取。”
纽约大学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电影学府之一。要进入纽约大学学电影的面试很难，除了对英语的高要求外，还必须写出两种类型的不同剧本，通过一个 “出其不意”的面试。
关于这次面试，刘雨霖曾在《艺术人生》的现场被朱军问起过。她说：“面试完之后，自己就走到了时代广场，那是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地方，周围全是游客、各种霓虹灯特别地热闹，但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色彩都是灰色的，所有的声音全部都是安静的……”
刘雨霖初到美国时，语言不过关，没有专业基础。课堂充斥着电影的专业术语，只能听懂大部分，下了课其他同学商量着去哪儿喝酒，她却只能抱着一摞书到图书馆自己查漏补缺。整个人“自卑又失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美国。
回望当年去纽约读书的决定，刘雨霖觉得受益匪浅，“毕竟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国式教育，一直生活在北京，还老回河南老家。选择去美国，就是想学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和东方的观念融合，像是第三只眼睛来看待创作。”
2014年，年仅27岁的刘雨霖执导的短片《门神》获得了奥斯卡奖(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她成为李安之后中国第一位捧得奥斯卡小金人的导演。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刘雨霖”这个名字一下子在媒体中炸开了锅，而一年之后，她导演《一句顶一万句》的新闻传出，至此，刘雨霖真正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坚守
2016年11月1日晚，北京万达影院。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这里举行全球首映盛典。首映式上，刘雨霖一袭白衣，头发扎得一丝不苟，显得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她坦言，这是自己第一次执导故事长片，身上担子很重。但剧组的每一位演员都充满激情，所以她也很努力。
开始执导父亲的茅奖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这是至亲关系的结果，也有人在质疑刘雨霖的年龄和导演实力，甚至有人非议刘震云凭什么把《一句顶一万句》交给女儿？不怕女儿挑不起来吗？刘雨霖能hold得住吗？刘雨霖从小生活在大都市能够驾驭的了这种农村题材吗？刘雨霖还年轻对于婚姻的理解到位吗？
“我对《一句顶一万句》原著是有感情的。这本小说我读了超过20遍，包括在2009年出版之前，我们走访了四个省市，要是不走访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熟悉的感觉。每读一次就有更深的感觉，慢慢地这些人就在我心里住进去了。”刘雨霖说。
于是才有了想把作品搬上银幕的念头。
而最终说服刘震云的理由是“我可以从中间找两个人物来拍这个电影，就姐俩，一个在离婚，一个在结婚。如果《一句顶一万句》可以拍十部电影，我从第一部开始拍起。” 刘震云很高兴女儿找对了方向。
《一句顶一万句》围绕修鞋匠牛爱国被戴绿帽子的故事展开，不论是“忍，还是不忍”的内心纠结，还是从怀疑、搜证到借刀杀人的行动付诸，由内而外地塑造了一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人物形象。而自言从小对原著读了不下20遍的刘雨霖对里面的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的感情。
“他们被我们忽略了，他们心中的喜怒哀愁被我们忽略了。他们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他们内心的战争，无处诉说，我通过电影的方式，帮他们说出来了。”刘雨霖如是说。
“要把这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搬上银幕。”刘雨霖希望观众看完电影，能多多少少和剧中人物产生关联，看到自己，而不只是被炫酷的特效震撼，或者记住某个明星的脸。这和刘震云“把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情感捡起来”的文学创作理念完全一致。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在生活的洪流中也有他们的涡流和潜流。”刘雨霖补充道。
2015年11月，《一句顶一万句》在河南延津开机拍摄。由于有在《一九四二》剧组做场记的经历，让她第一次见识到拍电影的真实过程，为她这次独立执导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一句顶一万句》的团队执行导演、统筹、美术等工作人员，很多都来自《一九四二》剧组。以至于刘震云走进剧组一看，“除了导演换了个人，其他好像全是《一九四二》的班底。”
拍摄地就在故事的发生地河南延津，为了凸显出故事的代表性，影片舍弃了河南方言，改为普通话对白。为了呈现真实的效果，剧组跑遍了小县城取景，各种道具也都是从当地找来，最后以真实面貌出现在银幕上。
为演好人物角色，演员们也下了“笨功夫”。饰演男主角牛爱国的毛孩，提前半年就找来修鞋装备，练习修鞋。女主演李倩走进棉纺厂操作纺织机，每天八点到厂，下午五点离开，头发里都是棉絮。
“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和勤奋的学习，才能变成自然的行为……他们在当地融入生活了以后，走路的姿势、吃饭的快慢、吞咽的细节，才会变成剧中人。”刘雨霖说。
影片推出后，迅速入围釜山电影节、开罗电影节以及金马奖等各大电影节并获得奖项。
当荣誉纷至沓来，刘雨霖也成了众多媒体追逐的对象。
一个月时间，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家媒体对刘雨霖进行报道。
纸媒、电视、新媒体，甚至男性刊物。
对于媒体的热捧，刘雨霖表现的坦诚、质朴，“走在电影这条路上，给我力量的除了家人、朋友和老师，还有一些普通人。”
思考
刘雨霖的导演之路似乎比一般人顺畅得多。拥有至高的起点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刘雨霖本来可以往大制作、大场面上努力，但她的选择却与众不同。她想拍出一部类似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那样撼动人心的、描写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作品，所以，她选择了《一句顶一万句》。
从小，刘雨霖就继承了父亲刘震云那双观察生活的眼睛，除了对家乡深沉的留恋，在纽约留学期间，她也经常观察身边来往的人，他们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他们对世界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刘雨霖的世界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觉得幸福的瞬间，可能是和父亲蹲在纽约路边，一人啃一个土耳其烤肉卷儿，看来来往往的人。这也是她做电影的价值观，她不想为王侯将相立传，而要去发掘普通人内心被忽略的情感，这些情感纠葛在她的眼中不亚于一次世界战争。
她一直都很清楚，父亲的所有作品，都不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找到的。“他随时都带着笔、纸，想起什么就往上写。”
和父亲一样，她擅长从生活中取材。她非常熟悉父亲笔下的人物，她从小牵着父亲的衣角，和村里的叔叔伯伯、父老乡亲以及菜市场里修鞋的大叔聊天。如果说一个好剧本是一部电影的土壤，那在刘雨霖的土壤里，不仅有《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更有她和父母生活的经历，她自己的经历，以及她和父母的亲近程度。
对于“刘老师”的影响，她这样说：“刘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无形的，他会告诉我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去观察生活，他的作品关注那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人物和情感，故事中人物关系和架构有自己的风格，这种东西对我影响比较大。”
如今，刘雨霖形容自己是“一个上路的状态”。纽约求学四年，给了她“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村庄”的视野。看到过土耳其小姑娘的悲伤，也知道纽约贵族学校的小姑娘失去心爱之物是什么模样，再回头拍站在村口等妈妈的河南农村小姑娘，关注的就不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悲伤。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包括表演的拿捏，都会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也更容易让观众从角色中找到自己。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刘雨霖对电影以及导演角色的认知。“我觉得伟大的电影，会让观众忘掉导演，忘掉摄影机的存在，忘掉演员和表演。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人物。也许这个人物形象是中国的，但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巴黎的老太太看了会明白，土耳其的小姑娘看了也会明白。她看到的是里面的人物，而不是身份。”
她对她的作品足够自信。
在多元价值观纷杂的时代背景下，刘雨霖拒绝用电影骗观众走进电影院，她捍卫作为导演对于纯粹电影的理解。她向《时代人物》记者坦言：“我不欣赏那些为了讨好“外国影展”，而把中国人的生活展现得“一贫如洗”“满目疮痍”。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地道，我觉得这不是中国人的常态，中国人的常态是什么，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我们有内心波涛汹涌的情感，这种情感通过电影人尤其是影像来表达，真正能打动人的是这儿。拍电影的人，如果用噱头、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彰显能力，是走不长远的。”
对这两年的国内电影市场来说，不少女导演用“女性、爱情、青春”等题材获得不错的口碑。但是她们多数的拍摄手法被指“太文艺”，作品被批评“逻辑混乱”、“情节拖沓”、“看不懂”……观众并不“买账”。
2016年，已经29 岁，马上“奔三”的刘雨霖，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携她的长篇处女座亮相，似乎是给自己而立之年的一份“成人礼”，也是给整个中国“80后”导演树立了一个成长样本。正如导演冯小刚对刘震云说的，“她没有走别的导演那种浮躁、轻浮的路子。一开始，就应该这样朴实、扎实。”
打动人心的情感是世界共通的
——《时代人物》对话刘雨霖
时代人物：名门之后，名校学霸，奥斯卡奖获得者，二十多岁执导茅奖作品，这一系列在其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都发生在了你身上，你觉得你太幸运呢？还是能hold得住呢？还是光环和压力都很大呢？
刘雨霖：首先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光环，也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一个枷锁，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枷锁或者一个光环，我觉得我拍这部作品是我一辈子的荣耀。刘老师对我的影响不光是《一句顶一万句》，而是从小到大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是一个对生活有大爱，有大善的人，你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关怀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小时候我爸最爱干的事就是坐在路边，看着人来人往，看着人间烟火，真的好父亲是当女儿干她愿意做的事情，那他当然知道，比如我没有能力做一件事情，没有能力把《一句顶一万句》拍好，他会觉得毁了我，我会替他痛苦，那我当时怎么拍《一句顶一万句》，怎么做一个不同的导演，当我对这些想得非常明白，我才会拿起电话给他说。刘老师是一个特别讨厌啰嗦的人，十句话说不清楚这件事你就别说了。当前面的准备做到位后面的压力就没有了。
时代人物：毕竟你给人传递的信号是国际范儿的时尚女导演，精英知识女性，那部片子里表现的延津、新乡，这与你都相差很大，你没有你父亲的生活经历，你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你对那种场景当时有把握吗？你为什么敢于挑战你并不熟悉的领域？
刘雨霖：首先这个我持反对意见，我两岁的时候就经常回去，我也会说河南话，我虽然是在北京长大，但是后来当你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那种人会有一种很朴实的状态，对我来说所谓的有国际背景，那我拍一个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边，拍巴黎塞纳河边的电影就洋气和真挚了吗？它就一定能打动人吗？它不是。当然也不排除塞纳河边上有动人的情景。但我对塞纳河边上不熟，我熟悉的可能是北京，延津，新乡这些地方。还有就是我对《一句顶一万句》的熟悉感，这部小说我读了超过二十遍，作为刘老师女儿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包括在2009年出版之前，我们走访了四个省市，要是不走访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熟悉的感觉。每读一次就有更深的感觉，慢慢地这些人就在我心里住进去了。我拍电影从来不是取悦观众、取悦市场对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是尊重心中的人物，我不是把你骗进影院给我贡献多少票房，我首先是请你走进影院，看看我心中的人物。拍电影的人，如果用噱头、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彰显能力，是走不长远的。
时代人物：刘老师从小对你是千娇百宠呢？还是很严厉呢？还是很平等的哥们关系呢？
刘雨霖：刘老师是要求非常严格的父亲，这个严格要求并不是说他限制你，告诉你今天不能穿这件衣服，几点前必须回家吃饭，你必须怎么怎么着，他不是这样严格的父亲。他严格要求是严格要求自己家里的家训，“不着急，不要脸，一次性做好。”“不着急”是慢慢的出精品，包括写作业也是这样。“不要脸”是你随时要向身边的人学习，时刻向你的生活中学习，你要对事情无所畏惧。你把你会做的做对，而且一次性做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在这些道理上他要求非常严格，其实在生活中他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他为人处世是善良待人，他从不占人便宜。他是我见过的少有的勤奋和认真的人。
时代人物：你说你希望观众记住的是剧中的人物而不是导演，这在外人看来你是个很淡泊名利的人，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刘雨霖：我小时候看过一部伊朗电影《小鞋子》，我当时没有记住导演是谁，但我记住了影片中的兄妹俩；其实我记住的也不单纯是这兄妹俩，记住的可能是千千万万拥有同样情感的兄妹，或是姐弟。
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这就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他让人忘记了这是一部电影，所以忘记导演，忘记表演，记住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让人看电影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影子，我觉得这个才是观众花两个小时在黑暗的环境下静静的感受所得到的。
而并不是说我让大家看一个电影，音乐不停，各种镜头，各种机位，各种场景，各种故事，你能看出来导演编剧站在前面等于揪着一个观众告诉你这会该哭了，这会该笑了，这个人物是我特别喜欢的，告诉你这显示了我在纽约学回来的表现手法，当然不能否认这种表现形式能讨好观众。
时代人物：刘震云老师在多个场合说小人物就是大人物，你也在同样的场合说过类似的话，这是不是一种事先的设置呢？
刘雨霖：我心里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心里不存在真的小人物。人没有高低大小之分，我其实是想接触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是在东方长大的孩子，我接受的都是东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想把这两个融合之后看会是什么样子。我的课堂不止在纽约和校园里的课堂上，我的老师也不仅仅是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老师，他可能是跑过塞纳河旁的小伙子，也可能是在时代广场上的人，这对我来说都是滋养，这种滋养并不能说是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一定是经济能力有任何的不同，你在林肯中心看到一个奶奶拉着小孙女的手和在河南农村看到一个奶奶拉着小孙女的手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所以当你去完了西方看完了世界之后，你会发现最终的回归。
时代人物：你们父女都把题材放在农村，是寻找到了一把讨巧的钥匙吗？
刘雨霖：首先我觉得讨巧我特别不喜欢，我觉得做一件事情有功利性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片子是外国观众更喜欢还是中国观众更喜欢，是利用中国的武打片来吸引大家还是其他的方式。我只想诚心诚意把这种情感用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不欣赏那些为了讨好“外国影展”，而把中国人的生活展现得“老少边穷”“一贫如洗”“满目疮痍”。
我觉得这不是中国人的常态，中国人的常态是什么，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我们内心也有波涛汹涌的情感，这种情感通过电影尤其是影像来表达，真正能打动人的是这儿。所以我更加坚定导演的路，包括很多人问，从纽约回来为什么要拍一个二线城市的电影，什么是所谓的大与小，什么是所谓的时髦和落后，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可以模糊地域化和时代感。
时代人物：刘震云老师对这部片子满意吗？
刘雨霖：还算满意吧，因为他经历的太多了，他所谓的满意是对我作为一个导演的诚意和努力是满意的，当然对于导演的看法会随着不断地提升而有所改变。
时代人物：你会怎样选择演员？
刘雨霖：我没有办法和那些明星合作。比如同时接了五部戏，只给我15天时间拍，可丁可卯非整天围着他拍，第二天要拍戏了前一天晚上才从机场飞过来，要是和这样的演员合作，作为导演我没办法把控，还是和能踏实下来的好演员进行合作。
时代人物：你对淑女是怎么看的？
刘雨霖：我觉得淑女首先是安静贤淑有教养的女人，我觉得首先必须做自己。如果表面做一个安静贤淑的女人而内心是另一种摆设，就不是一个血肉饱满的人。其实淑女是由内而外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装淑女，但是真正有内在的女人，特别是当她面对坎坷和困难的时候，这个是装不出来的。
原文刊载于《时代人物》2016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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