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
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他批评《巴黎气候协定》对美国极不公平，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导致27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电力严重紧缺，等等。他还批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开发煤炭能源。他号称自己任期内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清洁、最环境友好的国家”，他也表示愿意就一份对美国更公平的气候变化协议展开谈判。
《巴黎气候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于2015年年底，由全球195个国家共同签订，2016年11月开始生效。仅有的两个没有签署《协定》的国家是叙利亚和厄瓜多尔，前者由于内战无法参与谈判，后者则以《协定》力度不够为由拒绝签署。《协定》设定了“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之内”的总目标，但签署国不需要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任务，可根据各国国情和能力自主制定计划和行动，即便没有达标，也没有惩罚措施。除此之外，《协定》还制定了“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rachet）”机制，即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只能提高、不准降低，从2023年开始，每五年将对各国的减排成果进行一次评估。
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逐步推翻了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遗产，包括大幅削减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经费等等。一系列环境政策曾在4月29日，即他就任总统百日之际，在华盛顿引发30万人大游行。这次宣布退出《协定》，同样招致了国内外一致的反对和谴责。然而这一看似蛮横无知、不负责任的决定，却暴露出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模式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和一触即发的深重危机。
进一步讲，空气正在以它看不见、摸不着、蔑视一切边界的特质，挑战着过去一切既定的政治架构和话语方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要想在这场气候危机中生存下来，不仅要掌握新技术，发展替代能源，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想象一种不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生态，一套重新定义普世性与特殊性的话语建构，以及一条重新思考人类生存境遇的哲学路径。
后美国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中欧成为新“G2”，地方和企业填空白
《协定》真如特朗普表述的那般，将给美国带来一个黑暗不公的“低碳未来”吗？美国退出《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将走向何方？“世界说”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几位环保领域的专家。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东亚项目副总监李雁表示，美国各州、各市政府和企业一直致力于节能减排。即便是在中部一些依赖传统能源的州，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产业也非常有竞争力，装机容量已经很高。特朗普政府逆潮流而动，反而会损害清洁能源领域的就业机会和技术储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齐晔教授则认为，特朗普对气候治理的负面态度会影响全球的气候外交格局。齐晔认为，美国退出《协定》不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太大的实质性影响，反而对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大。因为气候问题已经成为整个欧盟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各主要国家领导人纷纷发言谴责特朗普的决定，并宣布将加快自身减排步伐、加强国际合作，以填补美国退出《协定》留下的真空。曾经存在于中美之间“G2”模式，未来有可能出现在中欧之间。
齐晔还指出，美国退出《协定》不仅关乎气候外交，也会引发人们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反思。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框架公约》（UNFCCC）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公约代表了一种全球主义的治理理念。而特朗普反复强调的“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则代表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主义。美国推出《协定》是否会使全球治理理念受到动摇，值得持续观察。
“翻云覆雨”的美国环境外交史：环境议题是巩固霸权的重要筹码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评论则指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环境议题就成为美国谋求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国际霸权等利益的有力手段。随着国际市场对“绿色产品”和“绿色科技”的需求增长，美国一方面鼓励跨国公司积极争夺国际环保贸易和技术市场，一边抬高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准入门槛，或者要挟他国降低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甚至签订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援助条约”。
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推动环境外交，积极谋求环境事务的领导权，力图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环境机制，将他国的环境政策纳入有利于美国的轨道，以服务于其整体战略，巩固全球霸权。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厘岛路线图》和《巴黎气候协定》，无一不是美国强权意志的体现。当需要拉拢其他大国进行多边合作的时候，美国就会加强环境合作在外交中的分量，并指责不合作的国家为“不负责任”（中国就曾多次受到这种指责）；而当多边合作和让步损害了本国利益的时候，美国则会悍然以退出协定相要挟。
2001年，小布什上台不久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是“我们不打算接受有损我们的经济，并给美国劳动者带来伤害的计划”。但迫于舆论压力，再加上2005年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卡特里娜飓风给美国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小布什不得不重新将环境外交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八国峰会举行期间，小布什宣布将力邀15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减排问题上设立长期目标。这次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无非是小布什玩弄环境外交的一个翻版。
回顾美国环境外交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热衷于环境外交，并不是出于所谓的“全球利益”，其出发点是自身利益，目标是巩固世界霸主的优势地位。
媒体该如何谈论气候变化：气候问题是人类、人性的问题
前环境记者朱李李则在为微信公众号“微思客WeThinker”撰写的评论中，谈到了媒体谈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尺度和方向。朱李李指出，气候变化这个主题已经在主流媒体的视野中存在了25年，但媒体对应该怎样报道它，应该传递怎样的信息，始终令人困惑。怎样才能不夸大危机，怎样避免制造恐慌，怎样才算提供了足够的警示，如何在这个复杂的议题上给予受众一个清晰的图景？即便是最专业的媒体也常常感到难以拿捏。
困难之一在于，媒体在讲故事需要冲突性、事件性和人物个性，但在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中，只有少数故事（还通常是值得质疑的）能满足这样的期待。而另一方面，报道气候变化的切入点又非常多，可以从科学、国际关系、经济金融、社会运动等诸多角度挖掘。但同时，这些角度又给媒体设置了各种话语陷阱，比如科学议题常常被政治化，西方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就经常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它们对政党的观点和科学事实缺乏基本的区分，使得报道脱离了对科学事实的陈述和探讨。再比如，很多国际气候谈判的报道容易沦为意识形态之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于“发展权”和温室气体排放历史等问题始终争执不下。
针对这些报道的误区，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曾尖锐地指出，“目前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叙述都是浪费时间，我们需要叙述的是这个特殊时刻人类的状态，而不是针对其中某个气候问题的叙述。”在他看来，气候变化不是一个问题，而是问题的后果之一，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脱离了现实，被认识上的谬误裹挟，专注于欲望和物质满足的永恒的当下，而把自己逐出历史和时间之外。因此，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叙述，需要的是能够激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自身的感受，以及鼓励人们去行动。
尽管如此，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气候变化从一个新鲜的概念成为了一个被全球普遍认识的主流议题，媒体做了大量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为气候变化进入文化维度提供了可能。近年来，以“气候灾难”为主题的电影《后天》和《2012》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它们试图告诉观众，“我们已经在通往灾难的路上”，并且不再设置解决危机、拯救人类的英雄式人物。
此外，气候变化小说作为一种新文体，开始在西方文学界出现，马塞尔·泰鲁的《遥远的北方》、伊恩·麦克尤恩的《追日》等作品，似乎预示着，在未来，关于气候变化的故事将越来越成为人类活动的根本性语境和底色。
伊恩·麦克尤恩 著 黄昱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8月
气候危机中的中国：要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什么样的发展
《文化纵横》杂志则在其微信公众号上重刊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文佳筠的旧文《缺席的气候正义》，文章探讨了作为目前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中国，应该如何协调发展的权利与可持续的气候未来之间的矛盾。
文佳筠指出，促进中国碳排放量大幅增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很多污染严重的企业，都是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的分包或下属公司。它们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生产着廉价消费品，其中的大部分利润被这些跨国公司拿走，因为它们控制着品牌和销售渠道。也就是说，中国是厨房，而发达国家是餐厅，发达国家在输出制造业的同时，也输出了碳排放和其他污染。
同时，在碳排放国和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分布不均。例如，2000年的数据显示，全球28%的碳排放量来自北美地区，只有0.09%来自中非地区，然而，中非却是全球变暖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国内部也是如此，经济发展最落后、碳排放量最低的青藏高原地区正在遭受冰川融化、气温升高、湖泊消失等全球变暖的恶果。高原湿地的消失以及草场的退化，已经使一些牧民丧失生计，成为了“生态民”，他们不得不接受重新安置，或者依靠政府救济度日。
那么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当避免世界贸易组织准入谈判时所犯的错误，当时中国为了加入WTO而做出了过大让步，这些让步后来成为欧美国家打压中国发展的工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气候危机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也有人主张中国应该无条件地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就外交层面而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中国似乎也有责任在提倡发展权和公平原则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为发展中国家保留政策空间，同时迫使发达国家履行减排承诺。
在2008年的波茨坦谈判上，中国代表指出，发展本身就是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巨大贡献，因此应当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和权利。但是关于发展的这种主流论调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需要的哪种类型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私家车导向的生活方式受到追捧。这导致中国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增加，城市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而围绕汽车建立起来的城市交通网络无限扩张，也正在吞噬越来越多的耕地，这些私家车带来的负面影响都严重降低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穷人的生活质量。在文佳筠来看，技术改良（比如节能和减少汽车排放）的确非常重要。我们也有必要去想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想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想拥有怎样的乡村和城市，怎样的交通系统和能源系统？过去的几十年来，我们已经长期浸润于“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的文化氛围当中，当前持续的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正为我们提供了质疑这种文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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