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

施罗默·桑德的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但作者的意图并非贸然推翻现有理论，而是为“犹太人”集体进入民族国家这个已经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寻找一种更具现代性的方式。

作者在写作之前已经意识到这是在向主流史学发起挑战，他在序言中写道：“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已预料到我的攻击者们会声称我缺乏关于犹太历史的适当知识，不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独特性，看不到犹太民族的《圣经》起源，否定了犹太民族永恒的一体性。 ”事实也是如此，不仅在以色列，这本书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在后记《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一文中，施罗默写下了自己对于诸多批评者的答复，并重申了犹太民族是虚构的这一理论。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以期为读者提供审视犹太历史与民族想象的新视角。

《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节选）

文 | 施罗默·桑德

“犹太人始终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在现代，诉诸“民族”这个不稳定的术语已十分寻常。如果说在遥远的过去，这个词被适用于像“犹太民族”“基督教民族”或“上帝的民族”，那么，在现时代，它的用处更多地是指称具有共同的世俗文化和语言要素的人类集体。一般来说，在印刷术、书籍、报纸和国家教育兴起之前，很难使用“民族”这个概念来界定一个人类群体。当部落或村长的沟通渠道不牢固和不可靠时，当杂乱的方言在一个山谷和下一个山谷之间都不同的时候，当农民或牧羊人使用的有限词汇仅仅扩展到他的工作和宗教信仰时，上述那种意义的民族存在的现实性，可能要受到严重质疑。把一个农业生产者的文盲社会界定为“民族”，我始终认为是成问题的，是有着令人不安的时代错误的标志。

还有，一如我们常常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历史教科书中发现的，对于把哈斯蒙王国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表露出了赞许之色。试想一个社会，统治者们在首都讲着阿拉姆语，而他们的大部分臣民是用一系列希伯来语方言表达自我，那里的商人则用古希腊的共通语来进行商业活动，这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可以严肃地质疑它能否被界定为一个民族。

历史学家总是依赖于从前的知识权力中心所流传下来的成文的言语，总是轻率地倾向于将狭隘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记录在成文的文献中——的认同概括并运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在被认为拥有行政语言的王国或公国中，它们的绝大部分臣民认同行政机构的程度，在大多数情形下接近于零。如果说存在一种对王国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形式，那一定是将王国与土地贵族和城市精英——他们接受统治者并为他们的权力提供基础——联结在一起的认同。

在现代性兴起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任务是表达或代表“民族”意见的、个人所形成的阶层。除了君主国的年代记编者或历史学家之外，涉及在广泛的民众阶层中传播和发展一种认同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神职人员中的一些成员。这些人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设法获得相对自治的程度，依赖于宗教信仰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宗教“代言人”的权力依赖于意识形态方面团结一致的水平，也依赖于他们之间沟通交往的强度：一方面，他们坚持信仰，而另一方面，他们是唯一塑造和传播集体记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阿特拉斯山脉中皈依犹太教的柏柏尔人知道更多的是出埃及记和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石版，而非在遥远的首都统治他们的君主；正如在法兰西王国，农民更熟悉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而不是他们国王的名字。

在500年前，不存在法兰西民族，也不存在意大利或越南民族，同样不存在一个散居在整个世界的犹太民族。当然，确实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仪式和信仰之上的重要的犹太人认同，这种认同根据背景和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力量。团体的文化成分越是远离宗教习俗，就越类似于非犹太人环境中的文化和语言习俗。不同的犹太人团体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差异，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强调单一的“族群”起源：绝大部分犹太人——虽说不是全部——大都来源于一个单一的血统：古代希伯来人的血统。绝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当然不相信纯粹的种族，犹太人的宗教不允许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可是几乎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都把共同的生物起源，引证为确定一个单一民族成员身份的决定性标准。正如法国人被劝信他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德国人珍视他们是雅利安条顿人的直系后裔的说法一样，犹太人必须知道的是，他们是从埃及走出来的“雅各的子孙”的真正后裔。只有这个希伯来人祖先的神话才能证明他们声称对巴勒斯坦拥有所有权的正当性。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这个神话。每个人都清楚，在现代世界，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份一般不能提供对一块领土的所有权，尽管一个“族群”民族总是要拥有一块他们可以声称是他们祖先遗产的土地。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眼中，《圣经》不再是一部令人敬佩的神学文本，而是成为了一部世俗的历史著作。《圣经》的教义仍然在特别指定的课程中——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被传授给所有犹太裔以色列学生。根据这种教义，犹太民族不再是由那些上帝的选民构成，而是成为一个源自亚伯拉罕后代的民族。因此，当现代考古学开始证明出埃及记不存在，伟大而统一的大卫与所罗门治下的君主国也从未存在过时，它遇到了来自世俗的以色列公众满是怨恨和难堪的反应；一些人甚至毫不退缩地指责“新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是对“《圣经》的背弃”。

流亡和历史记忆

《圣经》的世俗化与“流亡”的民族化是同时进行的。这个详细描述了罗马人驱逐“犹太民族”的“流亡”神话，成为了声称对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巧辩已把巴勒斯坦转换成了“犹太人的土地”——拥有历史权利的最高辩护。在此，我们拥有了一个令人特别惊讶的塑造集体记忆的例证。由此，即便所有犹太古代史的专家都知道罗马人没有驱逐朱迪亚地区的民众（关于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进行过最些微的历史研究工作），大部分普通人至今仍然确信——一如《以色列国独立宣言》中宣言的那样——古来的“犹太民族”是被迫迁离他们祖地的。

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利用“流亡”（希伯来语是 Gola或 Galout）这个术语，并赋予其以身体的和政治的意义，而这个术语在犹太教中代表着拒绝基督教的救赎。他们以某种招摇的方式把深奥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流亡—救赎”的对立转换成了“流亡—祖地”。数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热切地向往着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但他们——甚至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人——都从未想到过在他们的尘世生活中，能够去那里定居。 要生活在圣地的核心地带当然是困难的，当确实生活在那里的一小部分人充分意识到更多人是如何继续生活在流亡之中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只有弥赛亚的来临才会允许他们到达想象中的耶路撒冷——与所有死者一起，我们不应忘记。

如下是需要做出明确澄清之处：与形形色色的批评家所声称的完全相反，我写作此书不是为了挑战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权利。几年前，我仍然天真地相信在基督教时代的早期年月中，确实发生过犹太人的流亡；但我从未认为2000年的缺席会带来对土地的权利，而1200年的存在却什么都没有留给当地民众。从没有人会因为美国在形成国家的历史中非法剥夺了土著民族的土地而否认美国的存在；也没有人要求把诺曼征服者逐出不列颠群岛或把阿拉伯人带回西班牙。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把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我们必须抵制按照某种历史模式来重新分配人口的冲动。今天，以色列只有通过接受事实——其创建是由一个痛苦的历程导致的——才能主张其生存权，而质疑这个事实的任何企图都会造成新的悲剧。

最后一招：犹太人的DNA

在试尽了所有的历史论据之后，几位批评者又利用起了遗传学。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未提到过种族的同一批人，通过描绘共同的犹太基因推断出了他们的论点。他们的想法可以总结如下：“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但我们还是一个种族。”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就有了对典型犹太人指纹的研究。70年代以来，生物学家们在实验室（有时也在美国）探索所有犹太人所共有的基因标识。在我的书中，我评论过他们数据不足、他们许多结论不可靠和不明确，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严肃科学发现佐证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狂热。这种通过遗传学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正当性的努力，使人想起了19世纪晚期人类学家们的传统做法，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发现欧洲人的具体特性。

到目前为止，以无名的DNA样本为基础的任何研究都没有成功地鉴别出犹太人所特有的基因标识，任何这样的研究也永远不可能成功。看到大屠杀的幸存者打算寻找犹太人在生物学上的身份，乃是一个尖刻的讽刺：希特勒一定会非常高兴！更令人厌憎的是，这种研究是要在一个数年来公然执行着“国家犹太化”政策的国家中进行，在这个国家中，甚至在今天都不允许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结婚。

否定犹太民族的生存

我被指责为否定犹太民族的生存，我不得不承认这种主张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尽管它经常负载着一种明显的、无礼的和非难的倾向，即含沙射影地把我的观点等同于是否定大屠杀的不法行为。必须要追问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和可靠的交往沟通方式的缓慢出现——在中央集权的王国和早期民族国家的环境中，民众开始形成各种民族——创造出一个犹太民族了吗？答复是否定的。除了东欧之外，不曾出现过任何——作为单一的和有聚合性实体的——犹太民族。在东欧，人口优势和犹太人生活独有的特殊结构孕育出了一种具体的大众文化形式和方言。代表着东欧犹太民众“原型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犹太人联盟党，明白它所筹划的这个民族范围的代表和保护者，要与讲意第绪语的那些人相一致。而且，引人关注且需指出的是，西欧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专门把巴勒斯坦指定给讲意第绪语世界的犹太人，而非指定给他们自己；就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在力图成为真正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甚至情绪激昂地参加了他们各自国家的民族战争。

如果说在过去不存在犹太民族这个事物，那么，犹太复国主义在现代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犹太民族了吗？在国家形成——换言之——在各个人群声称对他们自己拥有主权或者奋力保护主权的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各种民族就被创造出来，并被认为有漫长的经历和遥远的历史起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展的方式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想象出了一个永恒的民族，但它却没能设法创造出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的国家。今天，各地的犹太人都有权选择移民到以色列，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选择生活在犹太人的主权国家中，更多人选择保留另外一个国籍。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创造出一个世界性犹太民族，更不用说一个犹太国家了，不过，它却催生出了两个民族，甚至是两个国家。令人失望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拒绝承认它们，并认为它们是非法的产物。现在，存在着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它是殖民化的直接产物。它渴求自己的主权国家，为其祖地的剩余部分绝望地在战斗；同样的，一个犹太民族准备全力捍卫它的国家独立。与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不同，犹太民族没有得到任何承认，即便它有自己的语言，正规的教育体系，以及在文学、电影和戏剧中表达充满活力和动态的世俗文化的艺术传统。

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可能会捐款给以色列，会向他们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但最为常见的是，他们往往对那个被认为属于他们的国家的语言并不理解，他们放弃加入到“已经迁移到他们祖地的民众”中，拒绝派他们的子女参加中东的各种战争。在一行行书写这本书的时候，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以色列人都比定居在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人数要多。我们还知道，如果他们那时能够选择的话，离开苏联的绝大部分犹太人都会直接移民到美国，像一个世纪前的讲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一样。（而且，如果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对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采取闭关政策——一项针对逃离纳粹迫害的难民及在“二战”后逃离欧洲的犹太人，长达数十年的难以饶恕的政策——作为国家的以色列还会诞生吗？）

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来说，今天的中东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否认一个以色列民族的存在，他们只是把它视为“犹太民族”所从事的必须持续的殖民地化的“桥头堡”，而犹太复国者们更愿意把它包裹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书摘部分节选自《虚构的犹太民族》后记，较原文有删节，经三辉图书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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