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JD·塞林格能够看到伊朗书店里自己的书，他会宁愿回到坟墓里去。

塞林格曾于1947年写作小说《颠倒的森林》（The Inverted Forest），他拒绝这本书在美国重印，但在伊朗的大部分书店，这本小说的波斯语版本仅需2.2英镑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而英语国家的塞林格拥簇者，只能在AbeBooks上买到500美元的二手《时尚》杂志，这篇小说原载于该杂志。

波斯语版本的《颠倒的森林》，只是伊朗混乱复杂，但又极具吸引力的翻译市场中的冰山一角。由于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编者注：《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是关于著作权保护的国际条约），伊朗的翻译市场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在伊朗出版作品的当地作家可以获得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但其他作者在伊朗之外的出版物不受任何保护。根据《德黑兰时报》的报道，一位翻译家获得了将宝拉·霍金斯（Paula Hawkins）2017年新作《在水中》（Into the Water）的波斯语翻译版权，但同时已经至少有五名翻译在着手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了。

因为伊朗人对文学的热爱，德黑兰的书店内摆满了外国文学作品，既有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也有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甚至连在英国书店很少见的作品，都在伊朗广受欢迎，比如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

比起西方国家，伊朗的译者很受欢迎，他们的名字与作者姓名并排出现在封面上，有些翻译者甚至是当地著名的文化人物。不过，翻译是一项靠激情支撑的工作，收入很少，又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来获得版权许可。

外国文学的流行和获得版权许可的难度，导致伊朗图书市场出现了同一本书的不同翻译版本同时涌现的问题，畅销书更是如此。比如卡勒德·胡赛尼的《群山回响》（And the Mountains Echoed）至少有16个不同的波斯语译本。日前，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波斯语译者阿萨兰·法西里（Arsalan Fasihi）指出，这一问题很可能会导致“波斯语文学的衰落”，因为这一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图书的翻译质量。

超过一百位作家联名上书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要求伊朗加入《伯尔尼公约》 。德黑兰作家侯赛因·萨纳帕（Hossein Sanapour）也是其中之一。“在革命前，我们国家的几位文学巨匠就反对加入版权公约，”他说，“但直到近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没有尽早加入公约带来的负面影响。”

萨纳帕说有几家出版社已经开始自发遵守版权公约了：“有一段时间，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尊重图书版权，但这一数字并没有增加。大概五、六家出版社开始起了带头作用，但现在也停滞了。”他认为不获得作者许可就出版其作品的行为和偷窃并无二异，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译者的错。“问题在于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他说。

玛希德·密墨兹（Mahshid Mirmoezzi）已经将超过40本德语作品翻译成了波斯语，她现在会在出版前首先获得版权许可。她最近发表的作品都获得了许可，比如瑞士作家帕斯卡·梅西耶（Pascal Mercier）的《开往里斯本的夜车》（Night Train to Lisbon）。“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注版权问题的作者和译者人数会越来越多”她说，“不过版权问题已经毒害了伊朗的文学和翻译发展图景，让读者们失去了信任。”

作家们也是一样。一些作家开始接受伊朗译者名义上的版权费用，比如保罗·奥斯特，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作家也明确表示过反对。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J·M·库切曾向伊朗新闻媒体转达一份声明：“当作家们的书没有获得版权许可、由业余译者翻译并在作家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售卖时，这确实会让作家们失望。”他认为对版权的保护不只是和钱有关。

但像玛希德·密墨兹这样经验丰富的译者依然很难获得版权，另一家出版社很可能会在没有获得版权的许可下让业余译者进行翻译，这样的事情曾一次次上演。“无论如何，你无法阻止其他版本的翻译作品出现。”她说。但和很多人一样，玛希德·密墨兹接受了伊朗这一小小的怪癖。“这不是噩梦，”她说，“只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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