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德语文学，不同读者心中会有不同的“男神”和“女神”。有人迷恋卡夫卡的冷峻，有人偏爱歌德的广博，也有很多人热爱着黑塞的优美与幽默。

1877年7月2日，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诞生于德国小城卡尔夫。在他人生的85年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数次精神分裂；曾于20年代入选大师云集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也曾于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生前在德语区声名沉寂，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中被捧上潮头。

黑塞一生的创作，无论是小说、书评还是游记，都与中国文化保持着亲缘关系。在人生的后五十年，黑塞坚持关注中国文化，虽然不懂中文，也没有到过中国，他却把中国当成了“精神上的避难所和第二故乡”。今天，当我们重读黑塞，那些得益于中国思想的优美文字，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止“丧”良方。

爱上中国思想，走出精神危机

黑塞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邂逅，发生在1905年前后。此前黑塞作为一名“印度控”，已经对印度文化深有研究。

由于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黑塞的外祖父母和父母都曾在印度传教，家中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国际范”，这对黑塞兼容并包的思想具有直接的影响。

13岁那年，少年黑塞决心做个诗人，但是父母却一心想让他继承衣钵，做一名神学家。就这样，14岁那年，黑塞被强行送进神学院学习。敏感多思的性格加上反抗权威的脾气，让他那颗文艺的心饱受摧残。在外界的强力压制下，黑塞不久便出现了精神崩溃的前兆。多次治疗无果，黑塞又坚决退学，他得以逃离神学院，先后在钟表厂和书店做起了学徒。他利用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祖父的图书馆和书店是他自学的好去处，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相当博学。

沉浸在书海中，黑塞的精神有了初步好转，为了彻底治愈，他和父母遍访名医，其中一位就是他终生好友、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岳父克里斯托弗·布鲁姆哈特。布鲁姆哈特向黑塞介绍了《易经》等中国古籍，为年轻的黑塞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自此，黑塞对中国的关注从未中断。正如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罗炜所说：“黑塞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是一种精神自我疗伤的需要。”儒家的“内圣外王”、道家的“逍遥游”，在黑塞的消化下变成了一种奇异良药，给了他莫大的精神慰藉。

资料显示，黑塞晚年迷恋《易经》，用蓍草算卦，不吉利不出门。1954年，黑塞在写给当时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的一封信里提到，总统写信劝他接受蓝十字战功勋章，黑塞一反往常拒斥名利的态度，破天荒地回信表示同意，而理由是根据《易经》的卦象应该接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已经渗入了黑塞思维的最深处。

难得的是，黑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搬运工”，而是真正把握了中国思想的精髓。北大德语系教授马剑认为，“黑塞是一个智者，他在思维方式上真正理解了中国。他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和’的一面，又综合了西方哲学中追求对立的一面，最后形成了一种对立又和谐的辩证逻辑。”

黑塞作品里无处不在的“中国”

由于深受中国思想的吸引，黑塞的作品中随处跳跃着“中国”的身影。从早期的童话《诗人》、《笛之梦》（1903）到寓言如《欧洲人》（1917）和《周幽王》（1929），从《克林梭尔》中的庄子、李白、杜甫到《玻璃球游戏》中克乃西特研读《易经》，从关于禅的诗和感想到以中国笔名“梦写”所写的《中国寓言》（1959）都包含了中国元素。对此，《黑塞全集》的出版者、著名黑塞研究者孚克·米歇尔斯（Fork Michels）专门选编了《黑赛之中国》一书，系统表现黑塞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在黑塞的众多作品中，运用中国思想最娴熟的当属获得诺奖的《玻璃球游戏》。这本书中经常出现《易经》、中国音乐、竹林七贤等符号，表现了黑塞自由出入于中西文明之间的精神状态。对此德国汉学家于尔根·韦伯在《寻找印度，发现中国》一文中评价道“《玻璃球游戏》是西方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真正领悟中国思想的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如果不说是世界上，也是德国最值得关注，最令人兴奋的小说。”罗炜也认为“东方文化为黑塞增色不少，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娴熟运用东方文化，达到了一种新意和高度。”

除了在自己的作品里融入中国思想和元素，黑塞同时也在向德国人引介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上做出诸多贡献。除了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黑塞还是一位出版家。

1910年，迪特里希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典籍的德译本。译者卫礼贤是一位被派到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胶州湾的传教士，居住在模范殖民地青岛。他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而黑塞为卫礼贤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古籍《论语》撰写了书评。

随后，《道德经》也在德国出版，黑塞又在《慕尼黑日报》上推荐了其中的两个译本。他说“这位古代中国哲人的思想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根本价值，更加有的放矢地为人类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1912年，卫礼贤的《庄子》翻译出版，黑塞评论说“这当然不是全译本”，淡淡的一句话终结了德国国内进行多时的版本之争，也显露了黑塞对道家思想颇驾轻就熟。从1907年至1961年，黑塞在报刊上发表了大约35篇介绍宣扬中国文化的文章，将中国文化从私人兴趣推广为社会热点，让更多德国普通民众一睹中华文明的魅力。

不仅如此，黑塞还接触过中国人，他曾多次在游记中表示赞叹。1911年，黑塞远渡重洋寻找印度，进行了人生中最远的一次旅行。在短短两个月内，他造访了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而其中遇到的中国人让他印象颇深。在新加坡时，他遇到了一位上海人，“举止高雅”、“聪慧温和”“能够背诵整部《诗经》，曾通过各种中国的考试，现在也通过了好几种英语考试”；他还在马六甲见到了极爱干净的中国苦力，即使工作沉重，也不忘清洁自己、涂上椰子油。

黑塞认为中国人“沉静、坚忍、勤劳”，具有他们不同寻常的组织天分，使他们不同于马来人泰米尔人和其他民族，对殖民主的影响更具有抵抗能力，“是一个真正有文化的民族”。而这次旅行，让黑塞对中国抱有终其一生的好评和深情。

黑塞作品在中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谢莹莹认为，黑塞的生平和中国历史一样，总是从危机中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因此，他的书总能一代一代有新的读者。

要理解黑塞保持魅力的秘诀，就要先了解他作品的核心“配方”，在马剑看来，这个核心就是“对个人的捍卫”。正如黑塞在信中所说“因为你就是如此，所以，你既不应当因为他人与你不同而心怀嫉妒，也不应该轻视人家，你不应当追问你的个性的‘正确性’。”

在确立了个性的“正确性”后，黑塞为迷惘的心灵开除了独特的处方。他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回归——一个德国人致德国青年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人类要想重新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首要的问题就是重新恢复每个人的人格。”他大声疾呼“世界不是为了被改善而存在的,你们也不是为了被改善而生存的。你们生存，是为了成为你们自己……成为你自己，世界就会变得富足和美好！”

而在小说实践中，黑塞也继续书写着自己的“精神处方”。无论是《在轮下》《德米安》还是《荒原狼》，黑塞都不断深化着同一个主题。当年托马斯·曼在《德米安》英文版(1948)前言中写道：这是一部以它极端精确的描写击中时代神经的作品。整整一代青年，深信一位代言人起自他们生命的深处，他们满怀感激而又如痴如醉地被他吸引住。

托马斯·曼的评价如同一句准确的寓言，预示着黑塞作品的流传情况。在经历了德语区相对沉寂的反应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日青年狂热地崇拜黑塞、深爱他的小说。尤其是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与黑塞的叛逆精神高度吻合，黑塞的“处方”再次治愈了无数迷惘的年轻心灵。

黑塞的作品传入中国，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但直到今天，黑塞依然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和持久的影响力。对此，罗炜解释道，“当下的中国和1871年之后的普鲁士帝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国家经济发展，追求世界地位。反映到国民身上，就是一种互相赶超、追求物质、但又无比焦虑的状态。”黑塞在当时，是一个不被主流接纳的文艺青年，放弃了神学家的道路和社会晋升的路径，活得独立又辛苦。而现在的很多中国年轻人，也活得很“丧”，焦虑未来的出路。当迷茫的心灵遇上超越的黑塞，就会释放强大的能量。

立足当下，追忆黑塞，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定他的价值和魅力？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马克思和我之差异除了他涉及的维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就在于他想改变世界，我则想改变个人；他直面群众，我直面个人。”

而每个心灵的喜怒悲欢，不正是大时代最真实最动人的注脚吗？由此来看，在中国、在世界，黑塞的艺术生命仍将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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