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微信公号“凤凰WEEKLY”于近日刊出一篇描写北京相亲角的非虚构文章《中国式相亲价目表》。其中提到父母对子女相亲开出的种种条件——户口、财产、相貌乃至属相。在这些苛刻条件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人们怎样的心态？

在北京相亲角此次引发热议之前，很多学者和媒体都聚焦过上海的相亲角文化。几年前，复旦大学的孙沛东出版研究专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分析上海相亲角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诸多学者也都围绕这个主题提出过自己的观点。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受权转刊社科院研究员吴小英关于相亲角研究的精彩讨论，以飨读者。

对现阶段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现代性焦虑呈现许多面向，常常表现为相互纠结的两个方面：一是担心被奔驰而过的现代化这架马车抛在身后继而永失机会的恐慌感；二是坐上这架马车后，无法控制的节奏和欲望对个体梦想和精神家园的侵蚀，所带来的后现代式的失落感。这种悖谬似的情境，就是现代中国人所处的基本生存状态，实际上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和总体上的不安全感。

西方晚近的社会学家，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归结为对风险的恐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其核心在于现代人自我认同的危机。在这样不靠谱的风险社会中，个体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和行动才可以自保？如何在理性算计的同时保持个体的自主性和相对自由？在传统的家庭或婚姻关系模式变得脆弱的今天，如何在个人自主与持久稳定的亲密关系中建立起协调与均衡？这些都让许多中国人在对个体人生进行规划的过程中变得谨小慎微、患得患失，也使普通民众对于媒体所追问的“你幸福吗”只能做出模棱两可的回答。

2012 年，复旦大学的孙沛东在著作《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一书中，将现代中国人的这种生存处境归纳为“中国式焦虑”。与以往有关择偶和婚恋现象的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孙沛东在对上海某公园的人气相亲角以父母为主体的“白发相亲”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将近几年颇受媒体和大众文化关注、却在学界素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都市相亲现象，放在中国社会结构整体变迁以及现代化转型的视野中来考察和剖析，从而摆脱了既往的婚恋主题研究仅局限于个体的性别与家庭价值观探讨的狭隘视角。在作者看来，上海相亲角许多父母发出的“谁来娶我的女儿”这一无助而焦虑的呼号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正是这种“中国式焦虑”。

“门当户对”与“条件先行”

在孙沛东的研究中，相亲角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市场化的择偶平台，同时也是展示阶级、阶层、代际、性别、户口、地域文化等等不同社会结构等级差异与冲突的微观世界。它是一个舞台，用来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转型给都市白领及其父母为主体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以及这些普通民众通过婚恋选择过程和偏好所展示的个体和家庭的应对策略。

相亲过程中蕴涵的各种复杂而微妙的权力关系，例如白发相亲者之间的斗智斗勇、男孩女孩婚房问题上的潜规则、以及本地家长的“上海中心主义”等等，恰恰揭示了普通民众对于古老的“门当户对”观念的追捧，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所谓“同质婚的回潮”现象。与之相联系的是两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趋势：一是转型期社会结构开放度降低、阶层固化，二是家庭越来越成为抵御个人风险、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这种社会学经典的结构-行动意义上的分析，为时下各类“条件先行”的媒体征婚秀以及网络或民间相亲活动的风行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依据。上海相亲角上演的白发相亲剧，首先意味着当事者对传统“门当户对”观的默认或首肯，因而相亲角的男女屌丝和他们的父母们，实际上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谋”。在获得普遍共识的以“条件对”、“有感觉”、“谈得拢”为准则的“找对象”文化中，两代人的差异，只在于对构成门户条件和个人身份条件的复杂指标体系的认可度偏差，同时年轻人更强调颇具个人主观感受性的所谓“看对眼”或“眼缘”的不可替代性，因此问题在于：现代都市人在风险社会中对于婚姻规划的精妙算计，本身内在地隐含了理性化需求与个体化情感之间的分离或相悖可能导致的冲突性后果。

婚，还是不婚，这是个问题

孙沛东将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上海相亲角“人气旺”而“效率低”的原因，更多地归结于代际因素和市场化因素，认为“白发相亲”的实质是所谓“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问题，而这两代人有着他们“各自的怕和爱”。作为 50 后的“知青一代”父母坎坷的个人经历，造成了对子女婚姻的集体焦虑，而“试图以一种市场的方式去解决情感的问题”，本身注定了失败的结果。

然而，这些表面上源自代际鸿沟或市场风险的无效算计和匹配，并非仅属于“知青一代”和他们的子女。事实上，随着 90 后群体逐渐步入传统婚恋年龄，越来越多的 60 后大军正浩浩荡荡加入充满焦虑的父母群体之中，他们共同的担忧，就是生怕子女“被耽误”，而被甩在主流生活轨道之外，媒体与大众文化中“剩男剩女”话题的长盛不衰就是明证。它指向处在现代性焦虑中的年轻人内心更加深沉的自我冲突：婚，还是不婚，这是个问题。

国内学者关于家庭和婚姻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将选择婚姻作为不加考证的前提，而将不婚作为社会问题之一。因此有关婚恋问题的研究，很少追问被访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结婚？想过不结婚吗？而若我们放眼世界，随着家庭功能的变迁、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衰落、个人情感和自主性的强调，有关家庭危机的呼声、以及关于家庭何去何从的讨论，早在上个世纪末或更早就开始了。尽管这一问题在学界至今争论不休，但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世界范围内家庭和婚姻的形式正在越来越走向多样化。中国社会近 30 年来家庭和婚姻模式的变迁也呈现出同样趋势，除核心家庭之外，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空巢家庭、离婚、同居、单身等多样化形式不断涌现并增长。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在这个充满风险和压力、但却崇尚个体和多元化生存方式的时代，结婚与否成了一个需要追问、思考、权衡和选择的个体化过程。

都市相亲角聚集的是单一的追求以结婚为目标的人群，因此孙沛东的研究，同样未将婚还是不婚作为问题列入考察范围。虽然访谈中也涉及个别独身或不婚的被访者，但作者只是借助材料讨论了所谓主动单身和被动单身的问题，分析了现代“三高”女性遭遇的择偶困境，重点在分析通向传统婚姻道路上的难，即婚姻之“不可得性”，而没有探讨与时下热点的“剩女”问题紧密相关却常常被忽略的另一个问题，即婚姻之“不可欲性”。因此也无法解答为何即使那些认为“干得好不如不嫁”的女性，却常常被认为“有一颗恨嫁的心”。

孙沛东在新著出版后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谈到：“‘剩女’只是被社会建构的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含一个二元对立的性别价值体系：男主外，女主内。‘剩女’话题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东方早报》2013 年 1 月 24 日）。但这种权威在现代性的重压下如何面临崩塌的危险，作为规制手段在年轻一代那里又遭遇怎样的解构，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市场、家庭、个人各自充当着怎样的角色、拥有什么资源而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策略，这或许是更需要探究的问题。因此小小都市相亲角，带给我们的是关于现代性的沉重思考，也为日常生活的研究留下了诸多学术点和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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