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ward，28岁，金融男，大概符合世俗社会定义的优质男生的标准。年轻、长于上海、留美海龟、就职于国有权威机构、收入高于许多同龄人。由于家境优渥，在前几年刚搬到北京入职时，Adward就住进了月租高达5位数的房子。

其实Adward的原生家庭算是高产，学生时代的他开着崭新的牧马人、用的是iPhone，熟悉大多数奢侈品的风格变化和商业动向，但在步入职场后，这位从父母那里洞悉了人情世故的年轻人即刻改头换面，“装”起了低调来。

他收起iPhone，换成了华为，习惯穿深色系的Hugo Boss Polo衫，配套的西裤边角经过了专业裁缝的处理而变得合体，随身用品青睐那些看不出路数的品牌。以“Frequent Traveller常旅客”自居的Adward喜欢在朋友圈秀飞行次数和航程地图，陪伴他走过这些路的是一只使用率极高的TUMI黑色双肩包，里面放着公司派发的Thinkpad电脑，会把耳机单独放进小包里。他的行李箱有Rimowa和新秀丽两只，但工作室会用新秀丽。

阿瑞，35岁，科技公司客户经理，有车有房，常年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平头还是光头傻傻分不清。他的穿着让人摸不清套路，时而T恤时而衬衫，会买优衣库也穿A&F，也有一只用了5年的TUMI背包，开的车是雪佛兰科鲁兹，他说自己的性格大方随性，但旁人说他暴躁而单纯，是专业级别的潜水、滑雪和极限运动爱好者。

曾在美国国家仪器工作过的阿瑞，靠着一身技术差点就接近了财务自由。但经历过一次创业失败后，阿瑞重返工薪阶层，现在年薪在25-40万之间，看业绩而定，用他的话说，“自己完全是阶级陷落”，他如今的行头大多是当年在美国买的，图的是实用和不烂大街，但真正的原因是“价格比国内便宜”。

Ben，33岁，自由撰稿人，收入不算高，无车无房，但会在奥地利买灯和温泉护肤品，走出去常被人当成20多岁。出生在一个服装生意之家，Ben带着对美的挑剔做了一份同样和创意、媒体沾边的工作，这加重了他对格调和品味的偏执，喜欢吃虾、贝壳类和鱼，做得一手好饭，且一定会摆盘。

Ben的收入大多都花在了“仪式感”上，他不属于会严格规划支出的类型，不久前，他刚向朋友们展示了新买的Gucci新款手包，但大多数情况下，若是能在奥特莱斯里抢到一个打折奢侈品，那会让Ben感到幸福。他信奉“包比衣服重要，饮食比房子重要”的享乐主义信条，时间大多都在路上，从一个国家飞向另一个国家，最近的一次旅行地点是瑞士，最新的朋友圈照片是在当地酒店里做Spa。

那么Adward、阿瑞和Ben，他们中间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中产呢？他们的收入状况不尽相同，生活方式也有区分。而想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弄清另外的两件事：“怎样才是标准的中产阶级男士？“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效仿他？”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产阶级”的界定都还存在争议，麦肯锡曾在2013年将中国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年收入在10.6万至22.9万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国的新中产，他们中的很多人分布在金融、咨询、互联网、新媒体领域；但2015年的《经济学人》却强调，中产阶级的标准还是要达到年收入50万才行，而今年一月的“新中产的消费崛起与新制造的转型升级”线上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程华认为，中国的中产是那群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又重视生活品质的群体，年龄75后-85后，30-40岁，家庭年收入在15-40万之间，有房有车、生活在县级市以上......

事实上，用资产来衡量“中产”或“新中产“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这样一来，Adward就完全是高产伪装成的中产，阿瑞则是一位真正的中产阶级，Ben显然到不了中产的水平。不过，在1980年代，著有《格调》一书的美国社会学家Fussel给出了另一个视角，他曾说“有助于我们辨认出中产阶级的是他们的一本正经和心神不宁，而非其中等水平的收入。”

Fussel曾将美国的中产形容成了社会中最势力的一群人，他们谨小慎微、了无生气，虽然工作体面，但终究是企业的螺丝钉，随时可能被替换。带有强烈地位焦虑的美国中产是最容易受到广告影响和接受促销信息的群体，他们相信，依靠外部事物的加持能换来自我身份的认定，以此和低层次划清界限。因此，中产阶级有一些特殊的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比如注重餐桌礼仪、房间里铺满地毯、会买模仿Tiffany的台灯、壁柜里放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喜欢开崭新的奔驰和宝马等。

而在中国，假设我们也沿用这样更有意思的归类路径，不难发现Adward、阿瑞和Ben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并非毫无共性，事实则恰恰相反，他们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极高的默契。

第一点默契在于“自命不凡”。

Adward现在每天步行上班，他说“坚持锻炼，这比较中产。”但从他原有的生活方式来看，“开牧马人才满足了我作为男性的征服欲。”

这种心理在热爱极限运动的阿瑞、重视生活品质的Ben那里都可以获得共鸣，他们对于事业的要求、对于超越自我极限的需要都拥有较强的冲动，阿瑞曾说，在如今房产红利大不如前的时代，创业是少有的可以尽快实现财务自由的方式，可惜这种努力常常伴有风险，比如创业就让阿瑞跌回了中产。

第二点默契在于“无休止的焦虑”。

Adward使用华为并不是仅仅是它显得更低调，真正的理由是“华为可以双卡双待、电池也比iPhone更持久。”他不肯错过任何一通电话，并想要兼顾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力更生对于曾在父母的庇护下享受过高质生活的他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Adward和阿瑞的行李包都用到了箱包品牌TUMI。这个美国品牌一直以质量好、实用度高的形象示人，从而变成了金融业、IT业等许多商务人士的标配。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TUMI秋冬系列预览上，TUMI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总经理Adam Hershman也向界面演示了自己作为商务人士的打包技巧，他用一个19-degree的TUMI行李箱，右边放鞋子，左边放其他物品，打包的流程是先想清楚要去几天、去哪里，然后用专门的鞋袋把鞋子装起来，一般2-3双，以防弄脏箱子；另一边，他会用旅行分隔袋归置皮带、衬衫。打包完后，他会将随行的背包固定在行李箱拉杆上，以防止滑落。

“我们的顾客往往是行业的精英、名人等，但在中国，他们相对于全球水平来说更加地年轻，通常在30-45岁之间。因此我们的设计需要不断改进，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外壳虽然用到了很坚硬的材料，但同时它会很轻便，当你携带不同的电子设备，比方说u盘、充电器或者充电宝，还有很多纠缠在一起的数据线时，外壳和隔层设计就能帮你很好地整理它们。而另一边，你就可以放置一些钢笔或者电脑充电器。所以说，我们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而且非常注重细节。”Hershman解释道。

Adward深谙这些设计的功能，“小隔袋真的非常方便，背包加随行行李箱，就是一个男人出差的所有，因为我们没有化妆品，不需要托运。”这意味着中产阶级们不仅喜欢将物品分门别类，还喜欢在精神层面突出自己对传统的尊重，他们无时无刻不对秩序感到重视。

第三点默契在于“炫耀忙碌”。

三人都曾在公众场合展示过自己忙碌又奔波的生活形态：Adward发布在朋友圈的航程地图密密麻麻、阿瑞偶尔也对工作抱怨两句、Ben的照片定位则遍布全球。但不同于真正的愤世嫉俗，这些小牢骚里多少有些炫耀的成分，“忙碌”在他们的认知里，是“被需要”的同义词。

“我一般会选择下午出差，定6-7点间的飞机，这样就不会耽误一天的工作，也不至于会太晚到另一个城市。这种情况下，吃什么就比较随意的，可以来一点港式的面和双拼饭。”Adward喜欢拍摄出差地或机场的照片，“我们啊，并不知道什么叫下班。”

而Ben则完全不会满足于国内出行，他的工作性质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且行且工作，还能让大家知道我走过了许多地方，显得我懂很多，最重要的是，定位时候要记得调成外语哦。”

但Ben很少告诉别人，这些看上去昂贵的旅行大多是有赞助的，凭借他的收入远不能胜任，不过这丝毫不会影响旁人对Ben的认知，他们会说：“Ben啊，你真小资。”

因此，无论是Adward的刻意低调还是Ben的努力奢侈，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你是不是中产并不重要，这不妨碍你依然可以过一个“中产阶级式的生活”。

这个判断是有理论依据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表示，中产要如何自我界定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中产阶级政党，二是通过所谓的阶级精神来团结自己，而后者显然是更省力的方式。

选小众的品牌、不喜欢Logo、源源不断的新款式......商品在形成这种阶级精神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Adward用三件套成功混入了中产，华为、TUMI和Hugo Boss的组合就像一个公式，在金融圈内不断复制。而要如何才能看起来像一位中产阶级的男士呢？除了做到前面这些，你还需要在居家生活里，和Ben一样享受Spa、做饭、或者在一盏奥地利买回来的台灯下阅读。

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新中产已经逐步成长为消费中坚力量，预计未来五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新增2.3万亿美元，而中产阶级以上的消费者将贡献81%的增量。

中国社会对本土中产阶级的认知，一部分延续了对美国中产生活方式的想象：街道上贩售精致家居、标榜设计感的店铺、装潢考究的健身会馆，无不宣称对口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当我们看到食之无味的沙拉店里坐满了人时，也会半开玩笑地说上一句：“学会吃草是中产阶级的职业素养。”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自命不凡”催生了定制业务的开展。这让那些曾经定位精准的欧美品牌开始加强本土化，比如TUMI今年为中国推出了特定的白色行李箱，以适应新兴消费者追求时尚和功能并存的需求，Hershman说：“我在中国经常出差，也每年都会回到纽约探讨不同市场的产品流行趋势。我们在中国的核心客户是男性，但我们也努力在吸引女性客户的注意力，并且寻找机会争取更多的年轻消费者。早在2014年，我们就和中国设计师刘清扬合作过。”

不过，在这种用生活方式加强阶级认同的道路上，Adward和Ben都不如真正的中产阿瑞来得自然，Adward强调“用国产品牌会更显低调”，而Ben则有些过度追求格调，可见，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被商品裹挟的一群人，不是我们一定要效仿他们的生活，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最容易被效仿。

“每个阶层都会有自己的文化偏好，但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是否夸大了某个群体的共性，即使拿着同一份薪水，品味和爱好也可以不同。”刚入职场不久的律师Malcolm表示，自己目前还对时尚一窍不通，买衣服还是习惯先往阿迪耐克（Adidas和Nike）跑。

目前，周围的男律师也和Malcolm一样，大多背的是联想的电脑包，但Malcolm承认：“等到以后要见客户了，可能情况就会不同了，为了合群，不可避免地被同化，也许我也会就范吧。”

这位从北大和杜克大学毕业的准中产阶级男士决定一边妥协一边做自己，一切都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