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民营美术馆可以缺钱到哪种地步？
“展览要做的时候，钱从哪里来都不知道。”张子康说。他于2006年兼任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当时美术馆账上的钱不够办一个展览。这只是民营美术馆缺钱的一个小故事。
公开资料显示，亚洲71%的私人美术馆建于2000年以后，中国的私人美术馆在近几年才得到较为迅速的增长。在中国，民营美术馆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今日美术馆、广州时代美术馆、上海外滩美术馆、OCAT上海馆为代表的地产公司主导派；第二类是以民生美术馆为代表的金融公司系统类；第三类是以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刘益谦、王薇夫妇的龙美术馆等为代表的私人藏家掌舵型。
前两者开始于2002年，第三种出现于近三年。也正是这三年来，美术馆开始给城市居民的业余生活“上色”。
此外，近年来现身各大拍行拿下重大拍品的民营企业美术馆也非常多，比如苏宁集团的苏宁艺术馆、新疆广汇集团的美术馆等。
大多数民营美术馆的定位都是当代艺术，梦想着某天能成为中国版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
“我最早加入今日美术馆，就是很想做成MoMa——全世界的理事都想争相捐赠我们馆，世界上最先锋的艺术家都在我们品牌里面，我们会成为文化的主流，我们推的艺术家会掀起下一个被所有拍卖行、画廊追逐的潮流。我们会影响到年轻人，如果没有这个理想的话，你根本不会坚持到今天。”高鹏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今日美术馆的馆长已经更替到第四任，运营指挥棒传递到了年轻的高鹏手里。
在中国经营美术馆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相比于那些能从投资人手里拿到钱，从公众视野里得到过度关注的创业公司，美术馆领域的“创业环境”堪比一片荒漠。
不论哪一类出身的民营美术馆，都面对着同样的现状。
1.
据Larry's list和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共同推出的首份《全球私人美术馆报告》，截至2016年初，全球共有317间私人美术馆，其中中国共有26间，位居第四位。从全国的分布来看，北京的数量最多有9间，是全球范围内私人美术馆非常集中的城市，仅低于首尔有13间私人美术馆。从全国范围来看，北京、广州、上海数量最多。
但是在2006年之前，在中国注册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还是件程序上不甚清晰的事。
今日美术馆成立于2002年，可直至2006年7月，张子康和他的同事们花了三个月才打听到，美协就是注册在民政局下面的部门。在当时民政局一位张姓处长的建议下，今日美术馆得以注册成为民政局下属的中国第一家“民营非企业”美术馆。在这之前，所有美术馆都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来注册。
民营非企业单位是利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为什么美术馆非要注册成一个民营非企业的机构？“商业管理的话，就要纳税，你就不能正常的吸纳所有的捐款，美术馆就要考虑一些没有办法的生存方法。”高鹏说。
“没有办法的生存方法”指的是卖画或大量出租场地。这是得不到行业内专业人士尊重的做法。
“非营利馆，可以开地税发票，于是你可以吸纳更多的人进行捐款。捐款分私募和公募，如果你是公募，后面再成立一个基金会的话，就可以请更多的人来进行捐款。否则，整个模式就不能称之为美术馆，就是一个商业画廊。”高鹏进一步解释。
没有馆长希望自己管理经营的美术馆变成一个商业画廊。不想变成商业画廊，就需要钱。
行内人都知道民营美术馆在愁钱。
企业捐助，是每家民营美术馆的资金来源。“现在所有的美术馆关门不就是因为创始人不给钱就关门了呗，不做了呗。”一位民营美术馆的馆长对界面新闻记者调侃道。
但即使背靠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得到的资金也并不能完全覆盖一家美术馆的运营费用。
“资金运营是美术馆的生存基础。在现实经济环境下，民营美术馆的运营压力非常大。我们虽然有中国民生银行作为最大赞助人，相对而言压力可能要小一些，但是离一个大体量美术馆的运营资金需求还很有差距。”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君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目前的运营成本，主要就是由中国民生银行公益捐赠运营资金，并通过民生文化基金会的渠道实现资金落地。
“从体量来说，面积600多平方米的泰康空间还不算严格意义的美术馆。虽然泰康人寿的预算完全可以维持我们的运营，但基础运营之外的发展，想要发展更多的好项目，还是需要更多运营资金。”泰康空间的副总监苏文祥解释说。
缺钱成了民营美术馆的常态，无论体量大小。所以要找钱。
2.
找钱的两种途径，在美术馆业内被形象地归纳为“化缘”和“造血”。
这个行业还没能建立起一套可以复制的“生钱机器”。找钱，是每年都需要重新开始张罗的要事。
“一到七、八月，我们就要考虑第二年的赞助商，所有的国际大牌都是在7、8月开始考虑第二财年的规划。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有再好的case，它也没有钱给你了。”高鹏上任的前两年，80%的时间都花费在找赞助商上。
企业家们在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了解艺术。高鹏和他的团队举行艺术航海活动，给企业家上课，邀企业家参加各种艺术相关的晚宴、开幕会、酒会，“和一个好的合作方培养感情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要让他们了解你，相信你。”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为此成立了商务财务管理部，负责开发拓展美术馆的商务运营。多渠道筹资、多元社会赞助、拓展空间运营与品牌合作、开发艺术衍生品销售、争取政府项目支持等，通过这些方式以更好的维持美术馆的日常运营。这也几乎是中国大型民营美术馆广泛使用的找钱方式。
今日美术馆也有一个专门找钱的团队——发展部，发展部根据每年的项目安排来找合适的赞助商。赞助金额，小的只有几十万元，多的数目达三百万到五百万元。
一个项目的周期很长，大的项目至少要提前一年筹备。前些年，赞助商们还是那些国外的酒水、汽车品牌。最近几年，艺术保险公司、科技公司开始成为圈子的新秀。
和这些公司打交道的技巧就是保持耐心的沟通。“中国的赞助活动跟西方非常不一样，占的人情分量非常大的。”一位熟悉行业的人士如此评价。
说到找钱，有的美术馆也想到了跟政府要钱。
“不了解政策，你是拿不到（钱）的。”甘智漪是上海民生美术馆馆长，在出任馆长之前，是民生银行的一位金融专家。“我（来）做美术馆，先把上海市这块的政策研究（了）一下，哪些政策支持我们。一看，很多哦。而且上海市政府什么好？你不要认识人，只要项目好，你就能申请到，按照规范，写项目可行性报告（即可）。”
结果是，“我们开业第一年，拿到了政府七个项目，（要知道）我一共大项目才八个，（这是）拿到了上海两级政府的支持。后来，在我们内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也是民生银行成立第一次拿到（政府的资金）。（当时）我觉得我做公益的，我就理直气壮去做。项目给我的钱是现金支持。（这些资金）可能是人家一年的展览（营运）费用。”这位自信的女馆长在电话里降低了音量。
即使如此，这位女馆长告诉我们，对于民营美术馆来说，最让人发愁的还是资金。
有的美术馆运营者将重心放在找钱上，也有的运营者试图控制成本。
控制成本是Justine Alexandria来到余德耀美术馆出任副馆长的原因之一。Justine Alexandria此前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家畜牧业公司工作，美术馆的生态和之前公司不同，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和企业相比“没有具体的KPI”。
美术馆的运营开支很大。去年余德耀美术馆举办的最大型展览“贾科梅蒂回归展”，光引进的费用就高达三百万美元，所有的费用目前依靠企业家余德耀的余德耀基金支持。
相比在上海西岸北边靠近内环的黄金地段买下来一个美术馆空间的龙美术馆，私人藏家余德耀只租赁一个厂房，厂房被一位从日本请来的极简风格的建筑师设计成白色的房子。根据相关人士的介绍，不计算展览成本，余德耀美术馆一年运营成本两千多万元。收入则来自门票、场租和占空间不超过15%的商业配套空间例如咖啡店、餐厅、礼品店等收入。
如何控制成本，Justine Alexandria从一堆数字里最先找出人力成本。“我们自己有志愿者团队，可减少部分人力成本。对美术馆来讲，这一部分的成本是能削减的。像电费这种，一个月二三十万元不能少。展览上的作品需要保持恒温、恒湿，引进的作品也需要达到国际标准，另外，为了让上班的人下班后也能看到展览，我们的美术馆都是开到晚上九点。”
3.
有的美术馆开始独立造血的尝试，试图通过多渠道，用多元化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
“对大型的民营美术馆来说，传统的经营方式，一部分是靠出租场地，有租给品牌做商业活动的，”说到这里，苏文祥的语气流露着惋惜，“也听到有美术馆会把空间租给商业画廊和某些艺术家办展，只是这样（偏商业）的事情多了，就会让美术馆失去公信力，降低展览的水准。”
“职业馆长凑钱都很难，王薇（龙美术馆馆长）就好一点，前期至少能拿出一大笔钱做（大展）。这就像投资一样，当你有大的资本做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这也是我们呼吁2014年要做基金的原因，因为必须要有一个钱的池子。”高鹏说。他在2014年做了一只公益性公募基金“今日艺术专项基金”，试图改变资金“一年一找”的焦虑。
龙美术馆在圈内有一定名气，有自己的馆藏，还有资金，可以高价从国外买回来流行的展，有人称这种是“罐头展”——“从概念到艺术，人家有全部的团队过来。在你的美术馆搭建，还叫你不要来看。你的作用就是打开罐头，招呼大家来吃。如果做一个美术馆，买罐头，除非你有钱。不好吃，扔掉就行。”一位上海的馆长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对大多数馆长来说，“自己策划展览”的背后藏着低成本的考虑。要想要做一次排长队的“罐头展”，就要赌上自己的生死。
为了日后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资金问题，广州时代美术馆试图成立董事会。
“通过财务计算，我们设定19个（董事）席位，加上（时代地产的）地产老板，一共21位。董事会背后会有信托和金融。刚开始董事会和其他资助人捐的钱会进入一个专项基金，这笔钱我们是不用的，直到这笔钱的信托投资收益可以支持运作。根据我们的计算，我们一年运营费用大概一千三百万，这个基金做到一个亿就行。”时代美术馆的馆长赵趄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按照过去的法规来说没法这样操作，新的《慈善法》颁布之后，这条路子才露出来，才是合法合规的。我们在做的时候都在不断找律师事务所沟通，律师事务所之前在中国还没有碰到此类情况。”赵趄补充道。
但截至记者发稿之时，时代美术馆只搞定了第一位董事。一切还只是开了个头。
想捐钱给美术馆的人，也会感觉“辛苦”。
这次去德国卡塞尔，高鹏找到了几个大企业家，“他们每一年都要交那么多税，其中有一家每年交十几个亿的税，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愿意把这个钱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在飞机上认真的研究完所有的政策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些免费政策还不足以让他捐出来。”
高鹏举例，“不是他赚了一百万，把一百万捐给我们，再交税，而是他要把赚的一百万先捐给我们，然后我们给他们18%的票，他拿着18%的票再去抵他的税。”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我们每一天都在说，大概有四五个老板，我们都快说明白了，但落实到具体的税，两方的财务一对，没办法落实，只能说看在个人的面子上，哎，小高，我加个理事吧，给你点钱，十万、八万，跟‘艺术乞讨’一样。”
4.
美术馆的经营和管理并不容易，涉及到薪水、设施、推广和艺术品储存等等方面。除了钱，民营美术馆运营中，还有许多地方让运营者们感到很“辛苦”。
“国家对美术馆这样的非营利机构有要求，人均工资不能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的两倍，收入有局限。如果招聘岗位设计对经验和学术修养有些要求，招人会非常困难。”甘智漪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人才的紧缺，成了多家美术馆共同面临的难题。
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辛苦吗？
“在民营美术馆，分析起来还不如去画廊和拍卖。像我们在巴塞尔，随便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女孩子，在香港好的画廊做行政，一年加提成的话能拿到一两百万吧，在我们这，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元。”一位在美术馆工作的员工正犹豫要不要跳槽到工资相对高一点的媒体。
职员不容易，那么馆长呢？
“泰康空间最初成立，是在泰康人寿总公司的办公大楼里，展览场地借用了公司顶层的大型会议室开员工大会的地方。这里一边对员工进行业务培训，一边展出员工们看不懂的艺术画作。反差非常魔幻。”苏文祥回忆，“很多人不理解也不支持企业这样做，觉得把好不容易赚到的钱给花了。”搞艺术这件“花钱”的事，在企业内部人眼里仿佛比赚钱的业务部门“低人一等”。
甘智漪也提及，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场馆成立初期就遇到了难题。“四年前，刚来做馆长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技术机构和艺术家之间合作都不签合同的。当时做艺术的人很多没有这个意识。”从民生银行走出来的甘智漪看来，服务金融体系的工作传统包含完善合同、章程这些细则，尽管签协议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常识。
“我听到其他私营美术馆馆长跟我诉苦，他们投资人老板跟他说，你帮我便宜一点买点艺术品。”甘智漪听到其他的民营美术馆馆长吐槽自家的美术馆的赞助者们提出来的各种要求，让馆长们很尴尬。做馆长并不比员工更轻松。
暂时还不用愁钱的美术馆也有自己的“忙与茫”。
“展览做完了，合同还没签完。”唐晶（化名）是北京一家新成立的美术馆的艺术总监。美术馆在地产公司建成的某个高档小区门口，周围是一片待开发的区域。
“我们美术馆跟集团的管理方式比较接近，如果我要上报一个展览，要一直从下到上直到拿到集团董事长的签名。所以要做什么，各个部门都会介入。之前的美术馆，办一个展览可能只要三四个人签字，现在我们要签20多个人的签字，跑两个月！”
唐晶所在美术馆的艺术展览还要兼顾集团的重要客户。“集团有售楼的需求。营销部门会邀请客户来看展，我们负责接待。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职能像广告部一样。去年房地产虽然不是很好，我们做了一个大展后，拉动了销售，房子卖了几个亿。”唐晶所在的美术馆三个月里做了一百多场活动。
中国很多民营美术馆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美术馆最早为了卖楼，后来楼盘卖完了之后，慢慢修正方向，变成一个专业性的独立美术馆。”赵趄说。
还有一些琐碎的辛苦，馆长们谈起来更多是无奈。
美术馆们都想做好的展览，但现实有点残酷。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展览数量过多。过于依赖租金，展览太多就会冲淡我们主流的展览，在这个过程中，该怎么办？我们需要这些租金，我们的理事不够强大，赞助商的费用不足以支撑。”为了提高展览的质量，高鹏这些年一直在慢慢降低展览的数量。
活下来这件事，成了民营美术馆生存的一个概率问题。
“三到五年就会死一批，这是行业的常态。很多老板看着政策进来，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美术馆，以为美术馆赚钱。有的老板赚得高级一点，有点老板赚得低级一点。低级一点就是想通过卖场来实现，就不是美术馆了。还有一种，我搞个美术馆，旁边的房子就能卖得高一点。”一位从业13年的美术馆运营资深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起草政策也很辛苦。
“国家制定一个美术馆的相关条例 ，不是一个艺术部门可以完成的，需要关税，财政等相关部门一起配合。”张子康早些年被文化部艺术司邀请去参与美术馆相关条例的起草，“目前，还未出台真正对民营美术馆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
车子在开往三元桥一家酒店的路上，刚刚履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张子康对界面新闻记者感叹，目前，中国的美术馆事业发展环境很复杂。“这个行业里，有的民营美术馆用企业的商业模式运营，却打着非营利的旗号；有人在用非营利的模式运营，最后却没有解决资金来源模式。”
（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产业推进部部长陈安达、红砖美术馆，以及自由艺术从业者叶东旭、袁嘉敏对本篇稿件的采写给予了专业意见及帮助，特此致谢！）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