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乱象频发，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呈现新特征：政治矛盾激化，民粹主义高涨，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滞缓，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严重，社会危机恶化。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征，危机背后存在哪些制度根源？本期观察版刊发3位专家的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西方国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连续退步

——罗文东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使用“困境”“衰落”“倒退”等概念和话语来指称当代西方政治危机的现状和趋势。例如，一些西方研究机构发布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出现退步。今年2月，美国学者福山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如何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一向以“民主和自由的世界”自我标榜的欧美国家陷入政治困境和民主倒退，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反作用于经济。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与政治危机相继发生，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由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系统性、严重性和顽固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对民粹既排斥又利用的两面性，使西方的普选民主走进死胡同

从选举制度看，每隔几年上演一次的总统、州长、议员等选举，日益沦为富豪、权贵角逐的把戏和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写道：2000年以来，民主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民主只剩下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的权利和体制保障。”美国《纽约时报》和全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至少84%的选民认为，如今的美国选举中流入了“太多金钱”；85%的选民认为，除非改革或彻底重建美国的选举制度，否则无法改变“金钱政治”的状况。就连美国前总统卡特也承认：“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美国的“政治体系已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表现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倾向。统治阶级既要维护资产者的自由民主权利以及少数人的特权，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及其手中的选票来支持自己。这种对民粹既排斥又利用的两面性，使西方所谓的“普选民主”走进了死胡同。

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持续的政局动荡

从政党制度看，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政局动荡，暴露出西方政党政治的严重弊病。在西方宪政模式中，执政主体实质上是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却被视为“多数人的暴政”。在选举中，各政党为吸引选民而轻率许诺，相互指责谩骂；获胜的政党对支持者投桃报李、论功行赏，对政府公共资源随意分配，就像战争中的获胜者瓜分战利品一样。这种政党分肥、党争不断却不解决民众实际问题的政党制度，招致西方民众的极大不满。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桑德斯、特朗普这些“叛逆型”政治人物的崛起，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两党政治的厌倦和失望。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使政府不能就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策

从政府体制看，党派竞争常常异化为政治恶斗，“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否决政治”一再上演，使政府不能就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策，甚至出现政府运转失灵。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屡屡导致政府预算案难获通过，联邦政府近20次被迫关门，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13年。每次联邦政府关门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影响民众正常生活。国会在美国政府中算是最为“民主”的机构，因为议员是普选产生的，但近几年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9%。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民主的隐忧》一文，指出：“自共和党2010年获得众议院控制权以来，党派对抗阻挡了几乎所有问题的前进步伐。促进经济增长的法案要么未获通过，要么被明显打折没有效果。移民改革和遏制全球变暖的立法甚至根本无法摆上桌面。无效的治理，加上日复一日的党派斗争，已经将公众对国会的支持率降至历史低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议会、政府和法院常常相互拆台、打架，政府债台高筑、运转失灵，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现实基础；西方民主输出到中东、苏东等地区，造成经济萧条和社会冲突。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进入了一个“回潮期”或“衰退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空中楼阁，大资产阶级的人治和专制主导资本主义法治运行

从法律体系看，西方虽然标榜“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受金融财团和权势集团的影响，主导资本主义法治运行的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的人治和专制。在美国，宪法解释权被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所掌握。他们由总统提名而非选举产生，既不对民众负责，也不受议会控制。他们大都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学家、律师和政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的资本家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竭力游说国会，试图扼杀所有金融监管法案，导致监管华尔街、改革金融秩序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多年后仍是一纸空文。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为借口，裁定政府限制企业、工会等的政治捐款违宪；2014年又进一步取消个人对候选人和政党的捐款上限。这就使资金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领域，为有钱人影响政治的“言论自由”提供更充分的保障。在日本，安倍政府公然绕过宪法的规定，通过新安保法、架空和平宪法，这不能不说是对西方宪政民主的极大讽刺。

当代西方政治危机不是偶然的、短暂的现象，而是金融垄断资本加强剥削统治的必然产物，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和“宪政民主”的价值，不断被“多数人统治”的抽象形式与资产者专政的实质内容之间的矛盾、少数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之间的矛盾所证伪和否定。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把跨国公司、国际银行和卡特尔组织称作“利维坦”，认为这些庞大的垄断组织已成为民主的敌人。埃及著名学者阿明也警示人们：再也不能接受“所谓民主与资本主义一致的观念”了，一定要清醒认识当前资本主义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潜藏着专制主义”。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历史命运时深刻指出：“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它被迫在加强政府管制、反全球化、助长民粹主义等形式中寻找避难所，但终究不能扭转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历史大趋势。美国奥巴马政府为振兴经济和恢复两党合作所作努力的失败，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功能的系统性失调。美国著名学者莱斯比特观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频频暴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显示出巨大优越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

 

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仍在加剧

——田鹏颖

早在17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作出预言，指出其是普遍存在、不可调和的。自那时以来，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强力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许多新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剥下了资本主义的华丽外衣，使被掩盖的社会危机暴露出来。人们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不仅没有消除，反而仍在加剧。

社会分化严重。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马克思在19世纪作出的伟大预言穿越历史时空隧道，在21世纪被反复证实。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二战后经济繁荣的掩盖下，美国进入新一轮贫富差距扩大的快车道。1975—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3%降为3.1%，收入最高的20%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43.6%上升至51.1%。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国总财富的54%，而占人口总数20%的底层人口仅拥有全国总财富的0.8%。由此可见，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分化日益严重。

社会不公加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然而，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物质发达，却没有道义、缺乏公平。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一现象仍在加剧。以美国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不是引发危机的金融“精英”，而是普通民众。2007—2010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净资产缩水近40%，退回到1992年的水平。更严重的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恶化，支撑中产阶级稳定就业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导致中产阶级规模持续萎缩，2015年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40年来首次跌破50%。2016年底，特朗普组建了美国历史上“最富的亿万富翁内阁”。这样的内阁，很难让人相信其能为普通民众谋取福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2011年5月在《名利场》撰文指出，美国社会已变成“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社会，与林肯总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社会已截然不同。过去那种人人通过努力实现理想的价值观，今天已不复存在。美国社会结构已从橄榄型逐渐转向金字塔型。

社会危机恶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公加剧，必然导致社会危机恶化。近年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比如，在德国，警方对2016年犯罪数据的统计显示，当年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在暴力犯罪数量快速增长，此外，毒品犯罪、违反武器法犯罪也分别增长7.1%、14.8%。在法国，各种社会问题凸显，暴力犯罪、流血事件频发。在美国，普通民众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其中既有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又有对各种枪击案件频发和警察野蛮执法甚至枪击无辜百姓的担忧。更普遍的是，多数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对退休后能否过上体面生活感到焦虑不安。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对西方社会将走向何方感到迷茫，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乱象丛生。虽然背后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在世界范围极力推销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富人阶层的利益，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种“现代化”模式违背公平原则，侵蚀民众利益，撕裂了社会。特别是对于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而言，梦想正在破灭。

（作者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滞缓

——程恩富

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政治极化加剧、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等乱象，是其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所致。而引致其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十分严重，其危害性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我国迅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进入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系列铁的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增长速度看，世界银行2008—2016年的数据显示（按不变价计算），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1.24%，日本GDP年均增速为0.33%，欧盟GDP年均增速为0.6%。而我国在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3—2016年的年均经济增速为7.2%，今年上半年为6.9%，平稳实现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提质换挡。

从就业情况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2015年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56%，欧盟平均失业率为9.46%。而同期，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4%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735万人，已完成年度目标的66.8%。

从政府债务看，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欧元区的这一比重从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过250%。而截至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7.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36.7%，大大低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

从收入和消费看，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08—2014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30.18%；2008—2013年，日本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22.5%。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呈现“双增加”：1%超级富豪的财富和收入急剧增加，普通家庭的债务普遍增加。比如，美国1%最富家庭占有全国家庭净资产的1/3，较富的9%家庭又占了1/3；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来的20%。前几年波及约8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强烈要求改变“1%与99%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这与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等收入家庭收入较快增长的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我国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下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

从福利保障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削减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美国缩减公立大学教育经费，共和党医保议案的实质是大幅减税、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这势必增加无医保的国民数量。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也相继减少医保投入。去年3月，法国巴黎民众抗议修改劳动法，反对降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不利于劳动者的改革措施，活动后来演变为全国70多个城市的“黑夜站立”运动，甚至蔓延到邻国和加拿大等非欧洲国家。这与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增加教育经费、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起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的全民医保体系等社会保障体系，全体人民福利待遇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保持稳定和谐的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的反向运动，是由二者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异造成的。

西方国家主张完全私有化，将公共设施、教育和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私营化，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经济基础；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具有了重要物质基础和依靠力量。

西方国家主张完全市场化，过度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不时发生；而我国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西方国家主张福利个人化，在大幅度减少私人垄断企业税收和增加军费的同时压缩公民的社会福利，通过垄断企业和政府共同削弱工会力量，使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而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再进一步分析，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垄断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几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引起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和持续不景气，进而导致其种种制度痼疾反复发作。首先，私有垄断资本主义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造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收入极大化而追求短期利润极大化，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和融资方式。这与企业正常经营管理形成矛盾，从而在企业层面形成经济社会危机的微观基础。其次，在资源配置或经济调节层面，私有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本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为私有垄断制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导致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双双失灵。第三，在分配消费层面，私有垄断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必然带来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生产经营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借贷消费导致很多家庭负债累累。第四，在国家财政层面，私有垄断制及其政府大幅度减少私人企业税收、大量增加军费、用公民纳税的钱救助私人大企业等，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提高的债务危机以及缩减人民福利、牺牲人民利益的不良行为。

（作者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