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要练就一颗贼心、一颗贼眼、一颗贼胆。”摄影师王福春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但他偷的不是财物，而是故事，这一偷就是37年。

每年春运期间，一些在绿皮火车上拍的老照片都会人们被反复翻出来咂摸，车厢破旧拥挤，但人情满溢，如今高铁时代的人们将之当做景观来不断审视或者怀念。这些火车上的老照片，有不少出自王福春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他从1980年开始在火车上拍照片，经历了上千次行程，王福春的照片已积累了上万张。2000年，应丹麦奥胡斯IMAGE形象艺术摄影展馆邀请，他挑选了其中部分作品，以“火车上的中国人”为名展出。《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2001年出版发行，王福春于次年获得了中国摄影师“阿尔卡特”大奖。“《火车上的中国人》已经成为我的符号了。”他说。

如今，王福春仍在拍摄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他是如何拍摄下了那些令人动容的瞬间？在高铁和“低头族”的时代，火车上还有什么值得拍摄？日前，王福春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和听众们聊了聊他的火车“历险记”以及火车上中国人的昨天与今天。

“我给中国铁路留下了一部历史”

“社会上有什么，火车上就有什么。”火车是王福春最熟悉的社会。要在车厢里做一个偷表情、偷故事的“小偷”并不容易，无论是在照相机并不普及的从前，还是在摄影无处不在的今天。王福春在车厢“作案”时，都习惯把照相机侧肩挎起，再套上外衣。一发现“目标”，他便迅速拽出相机、按下快门，再立即藏回衣服里。虽然这一串动作对他而言已十分娴熟，王福春也曾被人“抓了现行”。为了拍照，他经常在车厢里来来回回走动，有时一节车厢要走四五个来回，还不老实地到处“乱看”，所以他多次被旅客们当成小偷，被乘警抓住问话，到这时候，他才会说明自己铁路工人和摄影师的身份。

1970年，王福春退伍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段做车电钳工，后来调到工会成为一名宣传干事。1977年文革结束后开始技术大练兵，他用工会的一台海鸥相机给劳模拍照，从此爱上了摄影。他曾说自己利用了职业之便，跑遍了全国铁路各线，“如果不在铁路工作，连想都不敢去想”。

在2001年《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出版之后，王福春有一次坐卧铺，心想自己在车上奔波了这么多年，从没好好休息过，这次要老老实实做一回旅客，享受乘客的待遇。可是刚躺下一个钟头，“心里就像长草一样，没办法又拎着相机到车厢里窜”。拍了三十多年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可不仅仅患上了不拍照就难受的“职业病”，按他的话说，“差点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一趟从哈尔滨开往上海的列车人满为患，王福春想走去另一节车厢却卡在了人群里，一动也不能动。列车突然紧急制动，他得以从人群里挤出脱身，于是先下了火车，打算从站台走去另一节车厢。不料还没上车，火车便开动了。王福春眼疾手快抓住了车门栏杆的把手，挂在火车外边，火车一加速，他的身体飘了起来，“几乎与地面平行”。所幸此时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合力把王福春拽上了车。他瘫倒在地十多分钟，呼吸急促，一身冷汗。有旅客跟他说：“你可以不上这趟（车），坐下趟车啊。”“不上不行，我的摄影包还在车上，镜头胶卷都在里面。”

以生命的代价要去换些什么？王福春说：“我给中国铁路留下了一部历史。”这不仅仅一部铁路史，更是人的历史。车厢内外的画面令作为摄影师的他不忍错过、按下快门，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火车影像与社会记录。

在1995年一趟从武汉开往南宁的列车上，王福春注意到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水和泥土，倚在车门上，站着睡着了。他盯着小女孩看了足足有五六分钟，在最后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他感到“心被刺痛了”。1995年7月，在西宁站的站台上，一位小女孩哭着大喊“妈妈”。火车远去，一位女列车员把身子伸出车窗，不停地向小女孩挥手，他“看见了列车员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虽是列车“惯偷”高手，但王福春也有遗憾错失的画面。上世纪80年代初，在去大兴安岭的一列火车上，他听广播说一位产妇临产，寻求列车上的医生帮助。王福春拎着相机就跑，想拍下产妇在火车上生孩子的画面，但车厢列车员用床单围着，不让男性观看。“一时不好意思，让我失掉一次机会，到今天也没遇上，成了永远的遗憾。”

这一万多张照片不仅记录了中国铁路从绿皮车、红皮车到今天“白皮车”的变化，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普通人的生活巨变。“火车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一个临时的大家庭，”王福春说，“特别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火车成为人们的首选交通方式后，更多人涌入了火车车厢，带来了更多的故事。几十年以后再回头看这些照片，特别珍贵，特别有新鲜感。”

“我拍的是百姓生活，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是碎片化的小细节。”王福春强调。在纪实摄影本身的严肃性之外，王福春还颇为讲究作品的趣味性。他努力将幽默元素融入进影像，让照片看起来更有趣、更温馨。“纪实摄影是有味道的，酸甜苦辣都有。关键要有故事，要有情趣。”

除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还拍了《地铁里的中国人》；下了车，他还拍摄了诸如《黑土地》《东北虎》等许多专题摄影作品。曾有人邀请他去拍“火车上的印度人”等一些外国题材，他推辞了，说那些“不是本土的，拍再好也没用”。

“现在的火车不是没故事，而是故事变少了”

2015年，王福春在上海开往杭州的列车上对着一位姑娘拍了几张照片，不料之后被拍摄对象掐了脖子打了脸。王福春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意识到，“今天人们对镜头的防范意识更强了，这也是火车上的故事变少的原因之一”。

“低头族”的大量涌现也逐渐掏空了火车旅行的丰富内涵和多样画面。“现在的人在火车、高铁上都在埋头看手机、iPad、电脑，而不是与周围人聊天、交流，”王福春感叹道，“相比以前那种大家庭式的温馨，现在列车上的人们变得冷漠，人们之间的感情也变得淡薄，以前那种‘有酒同喝、有烟同抽’的光景也逐渐消失了。”

政策的变化对火车图景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举例说以前人们可以带宠物上火车，能拍到火车上的中国人带着火车上的宠物，现在行不通了。

再者，人们生活变化的速度减慢了，火车上的影像也就没那么多新鲜的东西了。以服装为例，过去人们的穿着一两年时间就变化很大，而现在的审美和流行已相对稳定，不复从前。“变化最快的就是那段时间（1980—2010年），那段历史（对拍摄人们生活的变化）也是最好的。”王福春回忆说。

“火车上的故事是变少了，但从未消失。”这几年来，他仍在火车和高铁车厢里穿行，用照相机拍摄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有人问王福春是否为时代变化感到惋惜，他毫不犹豫地说：“没有。”在他看来，好与不好都是历史的痕迹，火车上的故事即使变少了也依然值得记录。他也拍火车上的“低头族”，“那是时代特征之一，是我要拍下来的景象”。

“你不能预测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但你把当下拍好就行了，不能留遗憾。”在这个“很多东西一抬头就没了”的时代，这位偷故事的“贼”依然背着他的相机，来来回回行走在车厢之中。

文内图片均来自摄影师王福春，收录于《火车上的中国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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