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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影史20佳道具,最奇葩的居然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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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影史20佳道具,最奇葩的居然是它......

其中最奇葩的,我觉得还是《低俗小说》里的手表,你们说呢?

前两天看到Thrillist Entertainment上面评选出“影史百佳道具”,一看,果然有昆汀《低俗小说》里面的那个“五年来他的屁眼一直塞着这玩意儿”的金色怀表,笑死。

关于道具,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里有一段十分精准的呈现,影片刚开始时一对老夫妻正收拾行李准备去东京看望子女,突然丈夫找不到他们要在火车上用到的空气枕头了,便问妻子:

“你看到空气枕头了吗?”

“不是拿给你了吗?”

“我这边没有。”

丈夫找了许久,中间被一个前来寒暄的邻居打断了,之后又接着找空气枕头。最后找到了,原来哪也没有丢,空气枕头打从一开始就好好地待在行李箱里。

《东京物语》

吉田喜重在《小津安二郎的反电影》这本了不起的评论集里谈道,从人的角度看,这天清晨这对老夫妻之间发生的事情好像不过是无聊的小事,但从空气枕头的角度看,明明自己就好好地躺在那里,人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对它视而不见,还互相指责,不也是很荒诞的吗?

“物对人投来的视线”,吉田喜重是如此评价小津的空气枕头的,而且另外一点,空气枕头作为话题的中心,却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在画面中,小津的镜头摆得低低的,静观着榻榻米上的两位老人,直到丈夫终于找到了空气枕头,也没有特意用特写去拍它,空气枕头在观众的眼中一闪而过,似乎完全不重要。

可正是这种完全不重要的物件,却贯穿着影像的始终,由生至死地凝视着人,审视着人。我们经常谈及一部电影的演员、故事如何如何,但在我看来,道具对于电影不可忽视的意义就在于此。

虽然在所谓的“百佳道具”评点中并没有出现《东京物语》里的“空气枕头”,但我出于私心,还是将其放在了篇首。下文以时间顺序向大家介绍二十个经典电影中出现的“标志性”道具及其背后的故事:

1《战舰波将金号》· 1925 · 婴儿车

前苏联蒙太奇派大师中的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的这部《战舰波将金号》,是所有影史书籍和教材避不开的一部经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毫无疑问便是敖德萨阶梯那段长达7分钟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屠杀场景。

电影中的军队一字排开,手持步枪从台阶的顶端走向下方纷纷攘攘的人民,朝他们开枪,这些人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残酷统治集体游行,却在敖德萨阶梯上迎来了死亡。

被人践踏的尸体四处横陈;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走散,中枪摔倒在地;乱糟糟的人群亡命逃跑,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被击中了腹部,用手捂着伤口,倒在了孩子的面前。最终,那个婴儿车带着哭喊的孩子,滑下了长长的阶梯。

那个婴儿车是影史上最让人揪心和悲怆的道具之一,它载着幼儿在阶梯上无助地下滑,似乎带着一种面对强权与暴力绝望的情绪,在影片拍摄的当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战舰波将金号》

爱森斯坦在《蒙太奇的方法》一文中就谈到过“婴儿车”对于影片节奏起到的作用:

“在敖德萨阶梯这场戏里,士兵们下楼梯时脚步的韵律突然打乱了所有的节奏,与剪辑的节拍点全不同步,每次这种鼓点般的节奏都会被打破,场景本身也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混乱不堪。而最后的紧张局面是通过节奏的转移来实现的——一种新的下降动作——婴儿车滑下台阶。婴儿车本身就是加强版的士兵的脚,只是踏步下降的动作变成了滚动下降,更加强烈了。”

2、《公民凯恩》 · 1941 · 玫瑰花蕾

报业大亨凯恩临终前说的“玫瑰花蕾”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可能是电影史上的一大谜了,在许许多多中说法当中,最为猎奇的一种是说,玫瑰花蕾是凯恩在现实中的原型赫斯特对其情妇隐私部位的爱称。这种说法显然不足为信,我们来听听奥逊·威尔斯是怎么说的:

“最初的想法便是去寻找那个男人看似毫无意义的临终遗言背后真正的含义。凯恩在没有家庭温暖的环境里长大,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人从母亲的怀抱中抢走,从那以后,银行变成了他的父母。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来,这个角色始终没能完成和母亲之间的‘移情’,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不能跟女人好好相处的原因。”

在电影里,我要引导观众一步步接近他的遗嘱之谜——也就是‘玫瑰花蕾’。电影的主角采访了一些对于凯恩十分了解的人,但没有一个听过说‘玫瑰花蕾’。实际上到最后我们知道,‘玫瑰花蕾’其实是一个便宜的小雪橇的商品名称,当年他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那天,他就拿着这个小雪橇在玩耍。在他的潜意识里,‘玫瑰花蕾’就代表了简单、舒适、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那同时也代表了凯恩的母亲对他永不消逝的爱。”

3、《偷自行车的人》 · 1948 · 自行车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讲述了二战后充斥着失业和贫穷的罗马,一个男人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却在上班的第一天把自己砸锅卖铁换来的自行车弄丢了,于是带着儿子布鲁诺走街串巷地找车。

和《东京物语》里的“空气枕头”一样,那辆车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谁都不会注意到它,但当它丢了以后,反而变得无所不在了起来,并且那种无所不在,让自行车变成了一个萦绕在空气中的幽灵一般,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

儿子布鲁诺的扮演者恩佐·斯泰奥拉曾回忆那个时代:

“贫穷无处不在,我的角色就代表了那种贫穷。那时的意大利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很饿,战争刚刚结束。弄丢一辆自行车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人们不得不典当自己的床单,真的就是那样。”

小布鲁诺

后来的故事令人心酸,与德·西卡合写剧本的作家苏索·切基·达米科说:“我认为有一个结局是必须的,如果他(男主角)只是回到家中,关上门,这对我来说不够令人满意。我问自己:‘你应该怎么讲这个故事?你必须告诉主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想到他决定偷一辆自行车,毕竟周围停着这么多的车。这件事会终其一生留在那个男孩的记忆里——看见自己父亲被捕时的恐惧。”

4、《雨中曲》· 1952 · 雨伞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雨中曲》的那段雨中舞象征着百老汇文化的一个时代,吉恩·凯利拿着一把大黑伞像个中二少年一样在雨里跳踢踏舞。那种欢乐的氛围一半是吉恩·凯利的功劳,另一半是伞的功劳,想想看,如果电影里的唐在那个下雨天没有带伞,那么就算快乐,也多少有点落魄。

正因为带了伞,却不打伞,即证明了他的阶级,又呈现了他的个性,才让我们既能够同他一起快乐,又不必担心他会有什么糟糕的遭遇,因为保护的工具就在他手里。

不过,吉恩·凯利自己却不是这么说的,他在1974年的自传里写道:

“当时我正在读那首歌的歌词,想试试能否看出表面之外的东西。然后,在第一段合唱的结尾处,我突然加了一个词:Dancing,就变成了I’m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he Rain。也就是说,除了唱歌,我也要跳舞才对。突然之间迷雾解开了,因为亦唱亦跳的设计就意味着那会是一个积极欢乐的场景……”

“于是接下来,我就要想出一种表达好心情的方式,我想到了孩子们在雨水中嬉戏的那种乐趣,于是决定在那个当下让自己也变成孩子。决定了这个之后,剩下的编舞就很简单了。不过要让我的雨伞对准音乐的节拍,又不在水坑里滑倒跌断我的骨头,还是很麻烦的。我当时也有点担心淋太多雨会让我染上肺炎,尤其是开拍那天我感冒得非常厉害。于是在片场,我只要看到有阳光的地方,就会冲过去尽可能取暖。”

5、《后窗》· 1954 · Exakta VX摄影机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他的《希区柯克》一书中说:“《后窗》意味着一种制作纯粹的电影的可能性。有一个坐在那里不能动弹的人往外看,这是电影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他看到的东西;而第三部分则展示了他的反应。这实际上是电影思维中最为纯粹的表现形式。”

一个断了腿的摄影记者在家中养病,因为无聊,他每天拿着一台Exakta VX长焦相机透过窗户观察对面楼里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

“他是一个真正的偷窥狂。伦敦观察报的评论员,Lejeune小姐就曾抱怨说,她觉得《后窗》是一部可怕的电影,因为里面主角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偷窥别人身上。不过,这有什么可怕的?确实他是一个偷窥者,但我们不是吗?”希区柯克写道。

1954年,片中男主角用的摄影机厂商Exakta VX还借着电影打了个广告,说希区柯克在他最棒的电影里选择VX绝对是明智之举:

“因为VX是世界上最多功能的相机,你可以用它来拍摄任何类型的主题,微观的或大场景的,距离一英寸或是一英里远。使用VX,你可以用简单易用的方式拍摄照片,并足以应付James Stewart在《后窗》里所遭遇的所有困难和挑战。”

6、《无因的反叛》 · 1955 · 弹簧刀

詹姆斯·迪恩是“垮掉一代”的传奇人物,24岁便死于车祸,去世之后,他的形象成为了年轻人叛逆浪漫的文化符号,跟玛丽莲·梦露、猫王、李小龙一样被印在T-shirt和牛仔裤上。尼古拉斯·雷的《无因的反叛》将迪恩的那种带着悲剧性却又充满自尊的形象拍得令人动容。

另一位演员尼克·亚当斯在接受《现代荧幕》采访时谈到拍摄过程中的事:“我记得在拍《无因的反叛》的那个下午,我们都反对詹姆斯·迪恩在那场有名的斗刀戏里使用真刀。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了迪恩眼里的不满,他说在他看来道具刀实在是太无趣了,而且显得很假。可是这样一来,他很可能被割伤,但那又如何?

他后来真的就被割伤了,但他非常高兴,那对他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感,不单单是因为他真正地成为了那个角色而不是在假扮,也因为这种表演方式的背后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全心投入,不计代价。”

7、《第七封印》 · 1957 · 象棋盘

在荒无人烟的海滩边,英格玛·伯格曼让骑士布洛克遇到了穿着黑袍的死神,他们在岩石上摆下一盘棋局。跟死神下棋,直面地狱与历史的拷问,听起来英勇无匹,在第一局棋里,骑士作弊赢了死神。

伯格曼在2004年一部纪录片里说道:

“我拍下这部电影来唤起我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因此死亡从最一开始就是影片中的主角,有着重要的戏份。我知道骑士和他的朋友正在穿越一片被瘟疫感染的土地,因此我想到了这个骑士跟死神邂逅的场景。我很自然地想起了Albertus Pictor的绘画,他是一位有名的中世纪教堂画家,他有一幅画描绘了死神跟一名骑士下象棋的场景。”

8、《精疲力尽》 · 1960 · 左轮手枪

我喜欢《精疲力尽》,尽管戈达尔到了晚年非常反感自己的这部作品,但我喜欢,喜欢“最丑的美男子”贝尔蒙多那种巴黎街头小混混不管不顾随心所欲的样子。

如果说法国新浪潮电影是一记炮弹,戈达尔就是那颗炮弹里燃烧得最猛烈的加速剂,《精疲力尽》之后,他就拍了《随心所欲》,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政治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社会和语言,作为新浪潮唯二到现在还活着的老顽童,戈达尔从没停止向这世界发问。

贝尔蒙多扮演的角色在电影的开头偷了一辆车,后来遇到了警察,就用他在车里找到的一把左轮手枪杀了警察,对于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件小事。

让-保罗·贝尔蒙多曾说:

“当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戈达尔给了我三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离开马赛。他偷了一辆车。他想再跟那个女孩睡一次觉,但她不想。最后,他要么死了,要么离开,还没决定。’后来我们选择了让他死去。”

在《精疲力尽》里,主角米歇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都不怕。但他走多了一步,他太随心所欲了,他杀了一个条子,一点都不在乎也不紧张。偷钱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一点问题也没有。詹姆斯·卡格尼(1930年代的美国演员,以扮演罪犯出名)也演一个歹徒,但他总是很紧张,因此老是碰上糟糕的事。米歇尔最后被杀掉了,但那是他遇上的唯一一件坏事。”

9、《2001太空漫游》 · 1968 · 骨头

就算没看过库布里克的这部科幻大作,相信应该也在各种场合看到过人猿把骨头抛向空中,然后嗖地一下变成宇宙飞船那个跨越几万年的史诗级蒙太奇。

本片的编剧亚瑟·克拉克在1986年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时说:

“斯坦利(库布里克)和我当时在走回伦敦工作室的路上,出于某种原因,斯坦利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他在那玩扫帚,并把它抛到空中,不断重复着这个动作。

就是在那时,他产生了一个把抛在空中的扫帚变成骨头的想法,而当时我担心的是它会砸到我的脑袋。后来我们找了一些骨头来拍,那个镜头(骨头在空中翻滚的镜头)是电影里唯一一个在实景,而不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镜头。那地方在一个平台上面,就在平台的正下方,整座伦敦市的巴士都在来来往往。”

10、《教父》 · 1972 · 马头

这个简直笑死人了,《教父1》里,为了让那个可怜的电影制片人给自己从事演艺事业的二儿子弗雷德一个角色,白兰度派得力手下汤姆·哈金去了一趟长岛。制片人也许觉得好莱坞比黑手党要牛逼多了,高高在上,毫不退让。第二天起床,就在被子里发现了一颗被斩首的马头。

关于那个马头,制片人Al Ruddy说:

“工作室从欧洲剧组给我们寄了一个用填充物做成的马头,皮毛老旧,那玩意都他妈的裂开了。忍无可忍,弗朗西斯跟艺术总监只好跑到屠宰场去买马头。那匹马得了肺气肿,原本就是要被杀掉的,被杀的马头并不属于电影里面出现的那匹马,不过它们看起来很像就是了。

影片中扮演电影制片人的约翰·马利真让人蛋疼,每次表演他都抱怨个不停。我们拍摄那个著名的场景时,长岛正值冬天,又冷又暗,下着雨。我们在那座优雅的石头大厅里,约翰穿着他的丝绸睡衣站在床边。四个小伙子扛着一个大铁箱走进来,约翰完全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他站在床边,看着他们把铁箱放在地上,掀开盖子——我一点都没有夸张——约翰差点昏过去。他看着那个该死的马头,舌头伸在外面,哦,上帝!”

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头被人放到了床上,黄色的床单底下。拿过来的时候,马头是用干冰冷冻着的,所以那玩意冰得要命。弗朗西斯说:‘开拍吧。’于是他们洒上假血。约翰拒绝伸出双腿,他把推蜷在被子里,这样就不会碰到马头了。弗朗西斯不停要求他把腿伸出来,他的尖叫声弄的我血液都凝结了。

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只是一小段素材,我们后来笑得不行,疯狂地嚎叫。约翰吓坏了,那场戏拍完之后,他跑掉了,吓出了屎,并且弄得满地都是。他再也没回来。

11、《惊魂记》· 1960 · 刀

上回书讲过希胖的《后窗》,与之相比,《惊魂记》浴室杀人的段落应该更加为人熟知。珍妮特·李在浴室洗澡,然后闯进一个凶手,拿着把明晃晃的刀朝她刺去,1分40秒,用了44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只有1秒多,第一次看的时候睁目结舌。

希区柯克在书中提到:

“我们花了7天时间拍摄浴室被刺的场景,一共设置了70组镜头,拍摄出来的素材有45秒。我们还做了一个假人,用刀捅上去会有血溅出来,但后来我没用它。我用了活生生的女孩的身体,她是一个裸模,是珍妮特·李的替身演员。我只展示了李小姐的手、肩膀和头部,其他部位都是替身的。毫无疑问,刀子根本就没碰到她们的身体,全部都是在蒙太奇中完成的。”

珍妮特·李

“为了遮住乳房,我拍了一些慢镜头,后来我并没有把它们放到正常的速度,因为插入到蒙太奇中时,它们看起来是正常的… 这是整部电影中最暴力的一幕,到了后面随着电影的展开,暴力就变少了,因为我想让最初这起谋杀的悲痛记忆伴随着观众进入到之后的悬疑段落之中。”

12、《偷窥狂》· 1960 · 摄影机

同样的,希胖在《后窗》里也提及了有关摄影机和偷窥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爱迪生发明了“活动视镜”,那玩意是一个方形的小盒子,有一个望远镜一样的小窗口,一次只能一个人凑上去往里看,里面就会出现后来演变成电影的活动影像。

爱迪生曾谈到过他为什么把“活动视镜”设计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他认为看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偷窥的行为,跟我们透过钥匙孔或者门缝偷看是一样的,既然是偷窥,当然要保有一个人私密的空间。

他没有想到,当后来者将偷窥放大成一群人的集体行为时,反而这种罪恶感得到了消解。我们今天看电影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是在犯罪,然而对于摄影机那一头的人来说,事情又是另一番样子。

《偷窥狂》的男主角便是这样一个用摄影机满足自己性倒错欲望的人,他在摄影机下面的三脚架上装了一把利刃,当他有机会跟那些被他拍摄的女人们同处一室的时候,他便会打开相机,拍下她们被刺死的过程。

导演迈克尔·鲍威尔在接受BBC采访时曾说:

“我认为摄影机是非常可怕的,想想看,《偷窥狂》中的摄影机拥有一种人格的属性,就像镜头一样,成为了一种恐怖源头。那让我感到极度的快感,因为那正是我对自己的看法。H.G.Wells、Arthur Clarke和Ray Bradbury这些人都曾尝试过创造出令人害怕的机器来,但那很难实现。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些正在注视着你、拍摄着你的摄影机更恐怖的了。”

13、《死亡游戏》· 1978 · 双节棍

李小龙在死亡塔上那12分钟的打斗堪称经典,这是他参演的第五部电影,并试图将他的武术哲学理论融入到电影的表演和情节中,可惜在影片杀青之前李小龙就去世了,镜头素材和故事脚本都散落不齐,除了制片人手头上不足12分钟的素材,其余都是用的替身演员和特效完成的。也因为如此,许多人说只有最后的那12分钟值得一看。

李小龙为这部影片设计了一款双节棍,在“李小龙40周年纪念收藏”拍卖会上展出,“李小龙亲自设计了这款标志性的武器,以配合他在《死亡游戏》里著名的黄黑相间的连身裤。李小龙闪电般的双节棍技巧,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战斗方式。在他所有的双节棍里,《死亡游戏》中的这一款使用了更轻的漆木,用坚固的绳子连结,这样一来,李小龙确保了它能够提供最大的速度和流畅度。”

演员Dan Inosanto曾在纪录片《我是李小龙》里说:

“在1964年,我向李小龙介绍了双节棍,当时他认为这是一件没有价值的垃圾。当他搬到洛杉矶后,我又教他如何使用它,三个月后,他已经可以如臂使用双节棍,就像打从出生就在练习一样…… 后来没多久,街区里所有的孩子手里都拿着双节棍,几乎变成了每个家庭必备的工具。不过现在在加州那是违法的。”

14、《异形》· 1979 · 异形蛋

我对异形蛋印象最深的是詹姆斯·卡梅隆拍的《异形2》里面异形女皇产下的那一地的异形蛋,人一靠近,蛋的顶部就会张开口,透过一层沾满粘液的薄膜,可以看到里面东西的蠕动。

影片的艺术总监罗杰·克里斯蒂安说:

“异形蛋的下部装了夹子,你可以拉动,让它们张开。H.R.吉格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的部分,因此异形蛋必须长得既有攻击性,有足够感官。蛋上的薄膜是绵羊的胃,我知道,因为一直都是我去屠宰场购买这些东西。为了让异形从薄膜里钻出来,雷德利·斯科特自己带上橡胶手套,对着镜头把那玩意挤出来,这是唯一的办法。异形蛋非常重,因此只有几个是真的,其他蛋我们也做了很多,但它们都是背景。”

15、《星球大战》· 1977 · 光剑

《星战》里最帅的就是光剑大战了,当时看了觉得光剑的剑把长得像手电筒,没想到设计师作出这个手电筒的过程还蛮曲折的。

美术置景师罗杰·克里斯汀说:

“当我看到拉尔夫·麦奎恩的绘画,以及乔治对光剑的描述时,我知道这将是这部电影的象征,显而易见,他发明了世界上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合适的道具,这快把我逼疯了。特效可以弄出一些闪光的效果,但是那不能用来切砍,乔治·卢卡斯拒绝了。 在绝望的一天,我去了一趟伦敦的摄影器材店,我跑到那去买了几个镜头,然后我问老板:‘听着,你这儿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需要那种带把手的武器。' 他说:‘去那边找找,那有几个落满灰尘的箱子。’

在那边的箱子里面有一些Graflex的相机手柄,我把它们拿出来,就像找到圣杯一样。它们非常美,上面甚至还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我开车回到工作室,想着我还需要一个刀把,就把橡胶套在它的四周。然后又找来了一个长得像气泡一样的计算器装上去,它跟把手完美地贴合在了一起。我把它拿在手上,心想,成了。然后我打给乔治·卢卡斯,告诉他你最好过来看看。

他来了,拿在手里摆弄了一下,露出了微笑。乔治的微笑可不只是认可这么简单,你得到了乔治的微笑,你就得了满分。 为了制作刀片,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将投影材料画在了木头上,我们用它作为反光镜。我们还拿了一个木制的钉子,钻出光剑的形状,卡在刀把里。我们把刀片稍微偏离中心放置,所以在动起来的时候,会微微摆动,像真的刀一样。所以,到最后我一共花了12美元。”

16、《低俗小说》· 1994 · 手表

“布奇,我要给你一样东西。你曾祖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的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曾祖父把手表交给你祖父,不过他没他老爸幸运,他在威克岛一役中阵亡……

就是这只表,你父亲在越南被捕时就带着它,他知道这只表如果被越共发现会被抢走,你爸觉得这是你家的传家之宝,绝对不能丢掉,于是他藏起来,有个地方最保险——他的屁眼。

五年来他屁眼一直塞着这玩意,他死后把表交给我,我也把这玩意塞我屁眼两年,现在,小子,我把表交给你。”

这是《低俗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段台词,太尼玛搞笑了。

那块手表的设计师David Wasco说:

“我们的道具师选择了一个没有明显商标的手表,表带和表面的支架处是焊接起来的,昆汀很喜欢,因为看起来就好像那块表已经有点变形了,电影里你是能看出来的。我猜昆汀现在还保存着那块表,因为他什么都会保存起来,电影里的所有东西他都要拿回家,当成宝贝,就算是一些廉价的东西。车子他也会保留,比如《杀死比尔》里面的那辆Pussy Wagon。”

乔纳森·霍奇斯谈到了屁股的问题说:

“那块表一定要能放进他的屁股里,我确信以前的人们习惯在自己的手腕上戴点什么,但大部分人用的还是怀表,可是怀表太大了,比一枚银币还大。因此,那只手表是应该更接近怀表的大小呢,还是小一点,便于隐藏一点呢,这是个问题,毕竟它被人放进屁股里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最后用的还是怀表大小的……)

17、《泰坦尼克号》· 1997 · 海洋之心蓝宝石

老Rose坐在船上讲完了自己的故事,然后走到海边,将那颗硕大的宝石“海洋之心”丢到了海里,当年看到这一幕的感觉到了深深的肉疼。

影片的艺术总监Peter Lamont说:

“我们想要那个‘海洋之心’,那条项链并非以老派的设计为基础,但它必须是心形的。实际上,那是一颗相当厚重的石头,如果有一颗钻石就会知道,钻石总是被切割成很多面,而不会是平的,因为那样就没有反光了。但要想切得很漂亮,那是相当昂贵的。我们用的宝石不算太珍贵,但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会发现它具备了一颗宝石应该具备的一切特质,它很重,绝不是平庸的。我们把它装在小盒子里以免损坏,到最后因为要把它丢到水里,我们还制作了另一颗一模一样的‘海洋之心’”

说实话,听到那颗宝石还有一个备份,顿时感觉很廉价……

18、《黑客帝国》· 1999 · 红蓝药丸

To be or not to be,下一句是To eat or not to eat。

吃下蓝色药丸,意味着回到母体,回到舒适的梦中;吃下红色药丸,墨菲斯会领你去看看残酷真相。

我们都知道,基努·里维斯选择了红色的药丸,于是了解到自己过的是虚假的人生,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似乎又发现了母体以外的“真实世界”,可能也只是另一重虚构的母体,这么说来,选择红色还是蓝色药丸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黑客帝国》的美术指导欧文·帕特森说:

“我记不清那两颗药里面具体装了什么,但是我有跟医生了解过,它们都是安全的,就算有人误吞了下去,也不会怎么样。那只不过是一颗蓝色、一颗红色的胶囊而已。我们是用明胶上的色,那非常简单。”

听完欧文的这段话,觉得整个人都虚无了。

19、《美国丽人》· 1999 · 塑料袋

怪小孩总是有怪小孩的单纯,那种单纯以社会的眼光去看,有时候是有点吓人的。《美国丽人》里的那个邻居怪男生就是这样,见面第一眼就上前搭讪,还在妹子的楼下用火烧出I Love You的形状,邪教一样。

女主角珍妮喜欢上他,好像就是从他给珍妮放一段他拍塑料袋的录像,他宣称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可那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塑料袋在空中飘来飘去的画面。

制片Lynda Reiss说:

“这是一部小成本电影,预算很少,我手里掌握着一部分。当我跟萨姆(导演)谈到塑料袋时,他特地谈到了他不想要那个袋子上有任何的标记、商店名称或者谢谢惠顾,他想要一个普通的白色塑料袋。早在1998年,那还是网络购物的初期阶段,现在我大部分的道具都是网上买来的,但在那时,你要买东西,就得查黄页,去找各个制造厂商。最后我发现,如果我想要一个普通的、没有商标的塑料袋,我就得买5000个普通的、没有商标的塑料袋才行,而那需要500美元,尽管听上去不是很多,我还是买不起。

当时萨姆让特效师傅们打开草坪鼓风机,拿着摄影机准备开拍,我告诉他,我会解决袋子的问题,等我一会,等我一会,等我一会。然后我跟助手跑到洛杉矶市中心的商店里去买了各种东西,我们回到片场,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然后把这些袋子放在桌上,就在这堆袋子的正中间,有一个干干净净、没有商标的白色塑料袋。就是它了!没有人知道那个袋子是从哪来的,我们去了55个不同的地方,收银员总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袋子上都有商品编号。我完全不晓得那个袋子是谁弄到的,但它就是来了,就像道具之神显灵一样。”

加上小津安二郎的“空气枕头”,总共20个,其中最奇葩的,我觉得还是《低俗小说》里的手表,你们说呢?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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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奇葩的,我觉得还是《低俗小说》里的手表,你们说呢?

前两天看到Thrillist Entertainment上面评选出“影史百佳道具”,一看,果然有昆汀《低俗小说》里面的那个“五年来他的屁眼一直塞着这玩意儿”的金色怀表,笑死。

关于道具,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里有一段十分精准的呈现,影片刚开始时一对老夫妻正收拾行李准备去东京看望子女,突然丈夫找不到他们要在火车上用到的空气枕头了,便问妻子:

“你看到空气枕头了吗?”

“不是拿给你了吗?”

“我这边没有。”

丈夫找了许久,中间被一个前来寒暄的邻居打断了,之后又接着找空气枕头。最后找到了,原来哪也没有丢,空气枕头打从一开始就好好地待在行李箱里。

《东京物语》

吉田喜重在《小津安二郎的反电影》这本了不起的评论集里谈道,从人的角度看,这天清晨这对老夫妻之间发生的事情好像不过是无聊的小事,但从空气枕头的角度看,明明自己就好好地躺在那里,人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对它视而不见,还互相指责,不也是很荒诞的吗?

“物对人投来的视线”,吉田喜重是如此评价小津的空气枕头的,而且另外一点,空气枕头作为话题的中心,却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在画面中,小津的镜头摆得低低的,静观着榻榻米上的两位老人,直到丈夫终于找到了空气枕头,也没有特意用特写去拍它,空气枕头在观众的眼中一闪而过,似乎完全不重要。

可正是这种完全不重要的物件,却贯穿着影像的始终,由生至死地凝视着人,审视着人。我们经常谈及一部电影的演员、故事如何如何,但在我看来,道具对于电影不可忽视的意义就在于此。

虽然在所谓的“百佳道具”评点中并没有出现《东京物语》里的“空气枕头”,但我出于私心,还是将其放在了篇首。下文以时间顺序向大家介绍二十个经典电影中出现的“标志性”道具及其背后的故事:

1《战舰波将金号》· 1925 · 婴儿车

前苏联蒙太奇派大师中的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的这部《战舰波将金号》,是所有影史书籍和教材避不开的一部经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毫无疑问便是敖德萨阶梯那段长达7分钟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屠杀场景。

电影中的军队一字排开,手持步枪从台阶的顶端走向下方纷纷攘攘的人民,朝他们开枪,这些人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残酷统治集体游行,却在敖德萨阶梯上迎来了死亡。

被人践踏的尸体四处横陈;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走散,中枪摔倒在地;乱糟糟的人群亡命逃跑,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被击中了腹部,用手捂着伤口,倒在了孩子的面前。最终,那个婴儿车带着哭喊的孩子,滑下了长长的阶梯。

那个婴儿车是影史上最让人揪心和悲怆的道具之一,它载着幼儿在阶梯上无助地下滑,似乎带着一种面对强权与暴力绝望的情绪,在影片拍摄的当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战舰波将金号》

爱森斯坦在《蒙太奇的方法》一文中就谈到过“婴儿车”对于影片节奏起到的作用:

“在敖德萨阶梯这场戏里,士兵们下楼梯时脚步的韵律突然打乱了所有的节奏,与剪辑的节拍点全不同步,每次这种鼓点般的节奏都会被打破,场景本身也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混乱不堪。而最后的紧张局面是通过节奏的转移来实现的——一种新的下降动作——婴儿车滑下台阶。婴儿车本身就是加强版的士兵的脚,只是踏步下降的动作变成了滚动下降,更加强烈了。”

2、《公民凯恩》 · 1941 · 玫瑰花蕾

报业大亨凯恩临终前说的“玫瑰花蕾”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可能是电影史上的一大谜了,在许许多多中说法当中,最为猎奇的一种是说,玫瑰花蕾是凯恩在现实中的原型赫斯特对其情妇隐私部位的爱称。这种说法显然不足为信,我们来听听奥逊·威尔斯是怎么说的:

“最初的想法便是去寻找那个男人看似毫无意义的临终遗言背后真正的含义。凯恩在没有家庭温暖的环境里长大,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人从母亲的怀抱中抢走,从那以后,银行变成了他的父母。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来,这个角色始终没能完成和母亲之间的‘移情’,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不能跟女人好好相处的原因。”

在电影里,我要引导观众一步步接近他的遗嘱之谜——也就是‘玫瑰花蕾’。电影的主角采访了一些对于凯恩十分了解的人,但没有一个听过说‘玫瑰花蕾’。实际上到最后我们知道,‘玫瑰花蕾’其实是一个便宜的小雪橇的商品名称,当年他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那天,他就拿着这个小雪橇在玩耍。在他的潜意识里,‘玫瑰花蕾’就代表了简单、舒适、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那同时也代表了凯恩的母亲对他永不消逝的爱。”

3、《偷自行车的人》 · 1948 · 自行车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讲述了二战后充斥着失业和贫穷的罗马,一个男人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却在上班的第一天把自己砸锅卖铁换来的自行车弄丢了,于是带着儿子布鲁诺走街串巷地找车。

和《东京物语》里的“空气枕头”一样,那辆车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谁都不会注意到它,但当它丢了以后,反而变得无所不在了起来,并且那种无所不在,让自行车变成了一个萦绕在空气中的幽灵一般,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

儿子布鲁诺的扮演者恩佐·斯泰奥拉曾回忆那个时代:

“贫穷无处不在,我的角色就代表了那种贫穷。那时的意大利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很饿,战争刚刚结束。弄丢一辆自行车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人们不得不典当自己的床单,真的就是那样。”

小布鲁诺

后来的故事令人心酸,与德·西卡合写剧本的作家苏索·切基·达米科说:“我认为有一个结局是必须的,如果他(男主角)只是回到家中,关上门,这对我来说不够令人满意。我问自己:‘你应该怎么讲这个故事?你必须告诉主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想到他决定偷一辆自行车,毕竟周围停着这么多的车。这件事会终其一生留在那个男孩的记忆里——看见自己父亲被捕时的恐惧。”

4、《雨中曲》· 1952 · 雨伞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雨中曲》的那段雨中舞象征着百老汇文化的一个时代,吉恩·凯利拿着一把大黑伞像个中二少年一样在雨里跳踢踏舞。那种欢乐的氛围一半是吉恩·凯利的功劳,另一半是伞的功劳,想想看,如果电影里的唐在那个下雨天没有带伞,那么就算快乐,也多少有点落魄。

正因为带了伞,却不打伞,即证明了他的阶级,又呈现了他的个性,才让我们既能够同他一起快乐,又不必担心他会有什么糟糕的遭遇,因为保护的工具就在他手里。

不过,吉恩·凯利自己却不是这么说的,他在1974年的自传里写道:

“当时我正在读那首歌的歌词,想试试能否看出表面之外的东西。然后,在第一段合唱的结尾处,我突然加了一个词:Dancing,就变成了I’m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he Rain。也就是说,除了唱歌,我也要跳舞才对。突然之间迷雾解开了,因为亦唱亦跳的设计就意味着那会是一个积极欢乐的场景……”

“于是接下来,我就要想出一种表达好心情的方式,我想到了孩子们在雨水中嬉戏的那种乐趣,于是决定在那个当下让自己也变成孩子。决定了这个之后,剩下的编舞就很简单了。不过要让我的雨伞对准音乐的节拍,又不在水坑里滑倒跌断我的骨头,还是很麻烦的。我当时也有点担心淋太多雨会让我染上肺炎,尤其是开拍那天我感冒得非常厉害。于是在片场,我只要看到有阳光的地方,就会冲过去尽可能取暖。”

5、《后窗》· 1954 · Exakta VX摄影机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他的《希区柯克》一书中说:“《后窗》意味着一种制作纯粹的电影的可能性。有一个坐在那里不能动弹的人往外看,这是电影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他看到的东西;而第三部分则展示了他的反应。这实际上是电影思维中最为纯粹的表现形式。”

一个断了腿的摄影记者在家中养病,因为无聊,他每天拿着一台Exakta VX长焦相机透过窗户观察对面楼里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

“他是一个真正的偷窥狂。伦敦观察报的评论员,Lejeune小姐就曾抱怨说,她觉得《后窗》是一部可怕的电影,因为里面主角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偷窥别人身上。不过,这有什么可怕的?确实他是一个偷窥者,但我们不是吗?”希区柯克写道。

1954年,片中男主角用的摄影机厂商Exakta VX还借着电影打了个广告,说希区柯克在他最棒的电影里选择VX绝对是明智之举:

“因为VX是世界上最多功能的相机,你可以用它来拍摄任何类型的主题,微观的或大场景的,距离一英寸或是一英里远。使用VX,你可以用简单易用的方式拍摄照片,并足以应付James Stewart在《后窗》里所遭遇的所有困难和挑战。”

6、《无因的反叛》 · 1955 · 弹簧刀

詹姆斯·迪恩是“垮掉一代”的传奇人物,24岁便死于车祸,去世之后,他的形象成为了年轻人叛逆浪漫的文化符号,跟玛丽莲·梦露、猫王、李小龙一样被印在T-shirt和牛仔裤上。尼古拉斯·雷的《无因的反叛》将迪恩的那种带着悲剧性却又充满自尊的形象拍得令人动容。

另一位演员尼克·亚当斯在接受《现代荧幕》采访时谈到拍摄过程中的事:“我记得在拍《无因的反叛》的那个下午,我们都反对詹姆斯·迪恩在那场有名的斗刀戏里使用真刀。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了迪恩眼里的不满,他说在他看来道具刀实在是太无趣了,而且显得很假。可是这样一来,他很可能被割伤,但那又如何?

他后来真的就被割伤了,但他非常高兴,那对他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感,不单单是因为他真正地成为了那个角色而不是在假扮,也因为这种表演方式的背后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全心投入,不计代价。”

7、《第七封印》 · 1957 · 象棋盘

在荒无人烟的海滩边,英格玛·伯格曼让骑士布洛克遇到了穿着黑袍的死神,他们在岩石上摆下一盘棋局。跟死神下棋,直面地狱与历史的拷问,听起来英勇无匹,在第一局棋里,骑士作弊赢了死神。

伯格曼在2004年一部纪录片里说道:

“我拍下这部电影来唤起我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因此死亡从最一开始就是影片中的主角,有着重要的戏份。我知道骑士和他的朋友正在穿越一片被瘟疫感染的土地,因此我想到了这个骑士跟死神邂逅的场景。我很自然地想起了Albertus Pictor的绘画,他是一位有名的中世纪教堂画家,他有一幅画描绘了死神跟一名骑士下象棋的场景。”

8、《精疲力尽》 · 1960 · 左轮手枪

我喜欢《精疲力尽》,尽管戈达尔到了晚年非常反感自己的这部作品,但我喜欢,喜欢“最丑的美男子”贝尔蒙多那种巴黎街头小混混不管不顾随心所欲的样子。

如果说法国新浪潮电影是一记炮弹,戈达尔就是那颗炮弹里燃烧得最猛烈的加速剂,《精疲力尽》之后,他就拍了《随心所欲》,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政治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社会和语言,作为新浪潮唯二到现在还活着的老顽童,戈达尔从没停止向这世界发问。

贝尔蒙多扮演的角色在电影的开头偷了一辆车,后来遇到了警察,就用他在车里找到的一把左轮手枪杀了警察,对于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件小事。

让-保罗·贝尔蒙多曾说:

“当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戈达尔给了我三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离开马赛。他偷了一辆车。他想再跟那个女孩睡一次觉,但她不想。最后,他要么死了,要么离开,还没决定。’后来我们选择了让他死去。”

在《精疲力尽》里,主角米歇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都不怕。但他走多了一步,他太随心所欲了,他杀了一个条子,一点都不在乎也不紧张。偷钱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一点问题也没有。詹姆斯·卡格尼(1930年代的美国演员,以扮演罪犯出名)也演一个歹徒,但他总是很紧张,因此老是碰上糟糕的事。米歇尔最后被杀掉了,但那是他遇上的唯一一件坏事。”

9、《2001太空漫游》 · 1968 · 骨头

就算没看过库布里克的这部科幻大作,相信应该也在各种场合看到过人猿把骨头抛向空中,然后嗖地一下变成宇宙飞船那个跨越几万年的史诗级蒙太奇。

本片的编剧亚瑟·克拉克在1986年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时说:

“斯坦利(库布里克)和我当时在走回伦敦工作室的路上,出于某种原因,斯坦利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他在那玩扫帚,并把它抛到空中,不断重复着这个动作。

就是在那时,他产生了一个把抛在空中的扫帚变成骨头的想法,而当时我担心的是它会砸到我的脑袋。后来我们找了一些骨头来拍,那个镜头(骨头在空中翻滚的镜头)是电影里唯一一个在实景,而不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镜头。那地方在一个平台上面,就在平台的正下方,整座伦敦市的巴士都在来来往往。”

10、《教父》 · 1972 · 马头

这个简直笑死人了,《教父1》里,为了让那个可怜的电影制片人给自己从事演艺事业的二儿子弗雷德一个角色,白兰度派得力手下汤姆·哈金去了一趟长岛。制片人也许觉得好莱坞比黑手党要牛逼多了,高高在上,毫不退让。第二天起床,就在被子里发现了一颗被斩首的马头。

关于那个马头,制片人Al Ruddy说:

“工作室从欧洲剧组给我们寄了一个用填充物做成的马头,皮毛老旧,那玩意都他妈的裂开了。忍无可忍,弗朗西斯跟艺术总监只好跑到屠宰场去买马头。那匹马得了肺气肿,原本就是要被杀掉的,被杀的马头并不属于电影里面出现的那匹马,不过它们看起来很像就是了。

影片中扮演电影制片人的约翰·马利真让人蛋疼,每次表演他都抱怨个不停。我们拍摄那个著名的场景时,长岛正值冬天,又冷又暗,下着雨。我们在那座优雅的石头大厅里,约翰穿着他的丝绸睡衣站在床边。四个小伙子扛着一个大铁箱走进来,约翰完全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他站在床边,看着他们把铁箱放在地上,掀开盖子——我一点都没有夸张——约翰差点昏过去。他看着那个该死的马头,舌头伸在外面,哦,上帝!”

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头被人放到了床上,黄色的床单底下。拿过来的时候,马头是用干冰冷冻着的,所以那玩意冰得要命。弗朗西斯说:‘开拍吧。’于是他们洒上假血。约翰拒绝伸出双腿,他把推蜷在被子里,这样就不会碰到马头了。弗朗西斯不停要求他把腿伸出来,他的尖叫声弄的我血液都凝结了。

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只是一小段素材,我们后来笑得不行,疯狂地嚎叫。约翰吓坏了,那场戏拍完之后,他跑掉了,吓出了屎,并且弄得满地都是。他再也没回来。

11、《惊魂记》· 1960 · 刀

上回书讲过希胖的《后窗》,与之相比,《惊魂记》浴室杀人的段落应该更加为人熟知。珍妮特·李在浴室洗澡,然后闯进一个凶手,拿着把明晃晃的刀朝她刺去,1分40秒,用了44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只有1秒多,第一次看的时候睁目结舌。

希区柯克在书中提到:

“我们花了7天时间拍摄浴室被刺的场景,一共设置了70组镜头,拍摄出来的素材有45秒。我们还做了一个假人,用刀捅上去会有血溅出来,但后来我没用它。我用了活生生的女孩的身体,她是一个裸模,是珍妮特·李的替身演员。我只展示了李小姐的手、肩膀和头部,其他部位都是替身的。毫无疑问,刀子根本就没碰到她们的身体,全部都是在蒙太奇中完成的。”

珍妮特·李

“为了遮住乳房,我拍了一些慢镜头,后来我并没有把它们放到正常的速度,因为插入到蒙太奇中时,它们看起来是正常的… 这是整部电影中最暴力的一幕,到了后面随着电影的展开,暴力就变少了,因为我想让最初这起谋杀的悲痛记忆伴随着观众进入到之后的悬疑段落之中。”

12、《偷窥狂》· 1960 · 摄影机

同样的,希胖在《后窗》里也提及了有关摄影机和偷窥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爱迪生发明了“活动视镜”,那玩意是一个方形的小盒子,有一个望远镜一样的小窗口,一次只能一个人凑上去往里看,里面就会出现后来演变成电影的活动影像。

爱迪生曾谈到过他为什么把“活动视镜”设计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他认为看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偷窥的行为,跟我们透过钥匙孔或者门缝偷看是一样的,既然是偷窥,当然要保有一个人私密的空间。

他没有想到,当后来者将偷窥放大成一群人的集体行为时,反而这种罪恶感得到了消解。我们今天看电影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是在犯罪,然而对于摄影机那一头的人来说,事情又是另一番样子。

《偷窥狂》的男主角便是这样一个用摄影机满足自己性倒错欲望的人,他在摄影机下面的三脚架上装了一把利刃,当他有机会跟那些被他拍摄的女人们同处一室的时候,他便会打开相机,拍下她们被刺死的过程。

导演迈克尔·鲍威尔在接受BBC采访时曾说:

“我认为摄影机是非常可怕的,想想看,《偷窥狂》中的摄影机拥有一种人格的属性,就像镜头一样,成为了一种恐怖源头。那让我感到极度的快感,因为那正是我对自己的看法。H.G.Wells、Arthur Clarke和Ray Bradbury这些人都曾尝试过创造出令人害怕的机器来,但那很难实现。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些正在注视着你、拍摄着你的摄影机更恐怖的了。”

13、《死亡游戏》· 1978 · 双节棍

李小龙在死亡塔上那12分钟的打斗堪称经典,这是他参演的第五部电影,并试图将他的武术哲学理论融入到电影的表演和情节中,可惜在影片杀青之前李小龙就去世了,镜头素材和故事脚本都散落不齐,除了制片人手头上不足12分钟的素材,其余都是用的替身演员和特效完成的。也因为如此,许多人说只有最后的那12分钟值得一看。

李小龙为这部影片设计了一款双节棍,在“李小龙40周年纪念收藏”拍卖会上展出,“李小龙亲自设计了这款标志性的武器,以配合他在《死亡游戏》里著名的黄黑相间的连身裤。李小龙闪电般的双节棍技巧,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战斗方式。在他所有的双节棍里,《死亡游戏》中的这一款使用了更轻的漆木,用坚固的绳子连结,这样一来,李小龙确保了它能够提供最大的速度和流畅度。”

演员Dan Inosanto曾在纪录片《我是李小龙》里说:

“在1964年,我向李小龙介绍了双节棍,当时他认为这是一件没有价值的垃圾。当他搬到洛杉矶后,我又教他如何使用它,三个月后,他已经可以如臂使用双节棍,就像打从出生就在练习一样…… 后来没多久,街区里所有的孩子手里都拿着双节棍,几乎变成了每个家庭必备的工具。不过现在在加州那是违法的。”

14、《异形》· 1979 · 异形蛋

我对异形蛋印象最深的是詹姆斯·卡梅隆拍的《异形2》里面异形女皇产下的那一地的异形蛋,人一靠近,蛋的顶部就会张开口,透过一层沾满粘液的薄膜,可以看到里面东西的蠕动。

影片的艺术总监罗杰·克里斯蒂安说:

“异形蛋的下部装了夹子,你可以拉动,让它们张开。H.R.吉格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的部分,因此异形蛋必须长得既有攻击性,有足够感官。蛋上的薄膜是绵羊的胃,我知道,因为一直都是我去屠宰场购买这些东西。为了让异形从薄膜里钻出来,雷德利·斯科特自己带上橡胶手套,对着镜头把那玩意挤出来,这是唯一的办法。异形蛋非常重,因此只有几个是真的,其他蛋我们也做了很多,但它们都是背景。”

15、《星球大战》· 1977 · 光剑

《星战》里最帅的就是光剑大战了,当时看了觉得光剑的剑把长得像手电筒,没想到设计师作出这个手电筒的过程还蛮曲折的。

美术置景师罗杰·克里斯汀说:

“当我看到拉尔夫·麦奎恩的绘画,以及乔治对光剑的描述时,我知道这将是这部电影的象征,显而易见,他发明了世界上所有人都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合适的道具,这快把我逼疯了。特效可以弄出一些闪光的效果,但是那不能用来切砍,乔治·卢卡斯拒绝了。 在绝望的一天,我去了一趟伦敦的摄影器材店,我跑到那去买了几个镜头,然后我问老板:‘听着,你这儿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需要那种带把手的武器。' 他说:‘去那边找找,那有几个落满灰尘的箱子。’

在那边的箱子里面有一些Graflex的相机手柄,我把它们拿出来,就像找到圣杯一样。它们非常美,上面甚至还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我开车回到工作室,想着我还需要一个刀把,就把橡胶套在它的四周。然后又找来了一个长得像气泡一样的计算器装上去,它跟把手完美地贴合在了一起。我把它拿在手上,心想,成了。然后我打给乔治·卢卡斯,告诉他你最好过来看看。

他来了,拿在手里摆弄了一下,露出了微笑。乔治的微笑可不只是认可这么简单,你得到了乔治的微笑,你就得了满分。 为了制作刀片,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将投影材料画在了木头上,我们用它作为反光镜。我们还拿了一个木制的钉子,钻出光剑的形状,卡在刀把里。我们把刀片稍微偏离中心放置,所以在动起来的时候,会微微摆动,像真的刀一样。所以,到最后我一共花了12美元。”

16、《低俗小说》· 1994 · 手表

“布奇,我要给你一样东西。你曾祖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的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曾祖父把手表交给你祖父,不过他没他老爸幸运,他在威克岛一役中阵亡……

就是这只表,你父亲在越南被捕时就带着它,他知道这只表如果被越共发现会被抢走,你爸觉得这是你家的传家之宝,绝对不能丢掉,于是他藏起来,有个地方最保险——他的屁眼。

五年来他屁眼一直塞着这玩意,他死后把表交给我,我也把这玩意塞我屁眼两年,现在,小子,我把表交给你。”

这是《低俗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一段台词,太尼玛搞笑了。

那块手表的设计师David Wasco说:

“我们的道具师选择了一个没有明显商标的手表,表带和表面的支架处是焊接起来的,昆汀很喜欢,因为看起来就好像那块表已经有点变形了,电影里你是能看出来的。我猜昆汀现在还保存着那块表,因为他什么都会保存起来,电影里的所有东西他都要拿回家,当成宝贝,就算是一些廉价的东西。车子他也会保留,比如《杀死比尔》里面的那辆Pussy Wagon。”

乔纳森·霍奇斯谈到了屁股的问题说:

“那块表一定要能放进他的屁股里,我确信以前的人们习惯在自己的手腕上戴点什么,但大部分人用的还是怀表,可是怀表太大了,比一枚银币还大。因此,那只手表是应该更接近怀表的大小呢,还是小一点,便于隐藏一点呢,这是个问题,毕竟它被人放进屁股里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最后用的还是怀表大小的……)

17、《泰坦尼克号》· 1997 · 海洋之心蓝宝石

老Rose坐在船上讲完了自己的故事,然后走到海边,将那颗硕大的宝石“海洋之心”丢到了海里,当年看到这一幕的感觉到了深深的肉疼。

影片的艺术总监Peter Lamont说:

“我们想要那个‘海洋之心’,那条项链并非以老派的设计为基础,但它必须是心形的。实际上,那是一颗相当厚重的石头,如果有一颗钻石就会知道,钻石总是被切割成很多面,而不会是平的,因为那样就没有反光了。但要想切得很漂亮,那是相当昂贵的。我们用的宝石不算太珍贵,但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会发现它具备了一颗宝石应该具备的一切特质,它很重,绝不是平庸的。我们把它装在小盒子里以免损坏,到最后因为要把它丢到水里,我们还制作了另一颗一模一样的‘海洋之心’”

说实话,听到那颗宝石还有一个备份,顿时感觉很廉价……

18、《黑客帝国》· 1999 · 红蓝药丸

To be or not to be,下一句是To eat or not to eat。

吃下蓝色药丸,意味着回到母体,回到舒适的梦中;吃下红色药丸,墨菲斯会领你去看看残酷真相。

我们都知道,基努·里维斯选择了红色的药丸,于是了解到自己过的是虚假的人生,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似乎又发现了母体以外的“真实世界”,可能也只是另一重虚构的母体,这么说来,选择红色还是蓝色药丸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黑客帝国》的美术指导欧文·帕特森说:

“我记不清那两颗药里面具体装了什么,但是我有跟医生了解过,它们都是安全的,就算有人误吞了下去,也不会怎么样。那只不过是一颗蓝色、一颗红色的胶囊而已。我们是用明胶上的色,那非常简单。”

听完欧文的这段话,觉得整个人都虚无了。

19、《美国丽人》· 1999 · 塑料袋

怪小孩总是有怪小孩的单纯,那种单纯以社会的眼光去看,有时候是有点吓人的。《美国丽人》里的那个邻居怪男生就是这样,见面第一眼就上前搭讪,还在妹子的楼下用火烧出I Love You的形状,邪教一样。

女主角珍妮喜欢上他,好像就是从他给珍妮放一段他拍塑料袋的录像,他宣称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可那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塑料袋在空中飘来飘去的画面。

制片Lynda Reiss说:

“这是一部小成本电影,预算很少,我手里掌握着一部分。当我跟萨姆(导演)谈到塑料袋时,他特地谈到了他不想要那个袋子上有任何的标记、商店名称或者谢谢惠顾,他想要一个普通的白色塑料袋。早在1998年,那还是网络购物的初期阶段,现在我大部分的道具都是网上买来的,但在那时,你要买东西,就得查黄页,去找各个制造厂商。最后我发现,如果我想要一个普通的、没有商标的塑料袋,我就得买5000个普通的、没有商标的塑料袋才行,而那需要500美元,尽管听上去不是很多,我还是买不起。

当时萨姆让特效师傅们打开草坪鼓风机,拿着摄影机准备开拍,我告诉他,我会解决袋子的问题,等我一会,等我一会,等我一会。然后我跟助手跑到洛杉矶市中心的商店里去买了各种东西,我们回到片场,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然后把这些袋子放在桌上,就在这堆袋子的正中间,有一个干干净净、没有商标的白色塑料袋。就是它了!没有人知道那个袋子是从哪来的,我们去了55个不同的地方,收银员总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袋子上都有商品编号。我完全不晓得那个袋子是谁弄到的,但它就是来了,就像道具之神显灵一样。”

加上小津安二郎的“空气枕头”,总共20个,其中最奇葩的,我觉得还是《低俗小说》里的手表,你们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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