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能free，但有style！
文 | 黄昕宇
1
—— "你不是那个中国Hiphop元老吗？"
"你不是那个唱《在北京》的吗？"
"你不是那个三届Iron Mic冠军吗？"
王波瞪着眼，撇着嘴：“我特别反感别人给我这么定义，我他妈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我是一个做音乐的人，你他妈可以管我叫音乐人，这是对我的Respect，而不是，操，你知道我唱了《在北京》你就知道我是谁，别，操你妈的，给我滚蛋，真的。”
王波个头不高，双眉厚重，皮肤暗而糙，话也糙。他特烦别人总用标签给他下定义，可是，要了解中国Hiphop，被称为“中国说唱第一人”的他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我向王波私信约访，第二天便收到回复。“好的，支持Hiphop的发展。”
1987年，电影《霹雳舞》在国内掀起了霹雳舞潮流。那时王波正念小学，他跟爸妈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这对王波来说意义格外重大，他心里被种下了街头文化的种子，他被那种独特的，自在、张扬又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九十年代初，北京开始流行俱乐部，也就是迪厅，提供给外国游客的千人大场子，晚八点开门。八点钟，一二百个跳舞的孩子全到了，迪厅需要热场，全给放进去。一喷烟，所有孩子“哗”地冲进舞池。跳上半个小时，开始正式营业，音乐一换，大家就都出来了，聚在门外直聊到一点，迪厅换回他们喜欢的音乐，再进去跳半个小时，散场，直奔游戏厅刷夜。王波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他9岁开始跳街舞，念完初一就不上学了。
到了十四五岁，王波一度非常叛逆，成了社会混子，“干了很多坏事”，越陷越深的时候，音乐把他拉了回来。
那时Hiphop音乐刚通过打口磁带进入中国。王波和朋友常常带着随身听，一早赶到卸磁带的地方，在一卡车一卡车的磁带山里，捡垃圾似的扒。扒出来，一盘盘放随身听里试听，留下想要的。就这样，他们慢慢培养出自己的口味。Hiphop唤醒了王波记忆里，那部电影带来的纯粹、真实和快乐。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
王波说：“我大部分的素质修养和知识，都是从音乐里获得的。”
一开始淘碟，后来是淘唱片。一张Hiphop唱片有四五首歌，翻过面来是歌的伴奏。王波和哥们儿自己办Hiphop Party放歌，也想试着说唱。听过的全是英文，怎么说呢？只好骂了，飙脏话发泄。骂了一年也没骂明白，就尝试写词。先是翻译英文歌，整首歌全直译了，学着英文的发音念，摸到门路，可以freestyle（自由式即兴说唱）了。
没多久朋友拿来一盘磁带，“你听这歌，一台湾孩子给蔡依琳什么的都骂了。”那是MC Hotdog。这是王波听的第一盘中文说唱，王波这样胡同里出来的孩子，不乐意学台湾腔，按着原来的路子继续练习写，写出了《黄皮肤的路》。
“隐藏”组合有四个人：王波、老郑、加拿大华裔马克和有爱尔兰血统的贺忠。四个人在party认识了，都能说，就天天聚在贺忠家说，放点音乐就开始录。2003年，贺忠把所有录音都整理出来，一看还挺多，便提议出张CD。四个人刻了几张盘往各个唱片公司愣跑，频频被赶走。最后他们找到北京文化唱片公司，该公司旗下的“嚎叫”唱片长期关注北京地下音乐。“挺牛逼”，老板听了他们的歌。双方签下了三年的合同，出一张专辑，拍MTV，一次买断，四万五千元。
老板说，你们必须面向大众做首歌老百姓的歌，北京点儿，特色点儿。四个人一边头疼一边商量，过半个小时写了《在北京》。
“然后就他妈火了！就他妈火了！这就是中国市场，特别讨厌这种东西，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接着他们就度过了蒙圈的三年，跑电视台、演出和颁奖礼。今天还跟家吃炸酱面呢，第二天人民大会堂演出去了。这边那英、王菲，那边周杰伦、金城武。整个世界都是花的。“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又撇嘴。
多年之后还有人见王波就说：“你不是唱《在北京》的吗？”
“对。操！就是我，我就是那人”，他咬牙切齿。
2001年，老郑在网上看到了Iron Mic说唱比赛的消息，怂恿王波参加。王波对说唱比赛毫无概念，两眼一抹黑坐火车去了上海，一看，十来个选手，哪儿的都有。他先听了听别人说的，心里有底了，一参加，拿了冠军。
2
1999年，来自美国底特律的黑人Showtyme来到中国，他走进一家打着Hiphop旗号的夜店，却看了一场Michael Jackson模范秀。两年后，他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Iron Mic Battle比赛，那是中国第一个Battle（一对一带有攻击性的对战）比赛。
王波在社会里混着，一直以来心底是自卑的。现在，说唱给了他一个第一名，他突然获得了使命，知道自己目标在哪儿了——你必须永远是那个第一。他决定对自己下狠手，不断提升自己的说唱水平。初期的训练从押韵开始，每天对着墙说，一边说一边抠墙皮，一面墙抠出一个大洞。接下来的训练是照着字典，依着26个字母顺序把汉字发音一个一个捋，创造自己的发音。这个过程让他惊叹，“中文太他妈狠了”。英文是平面的，中文却是立体的，每个字、每个词、词与词的不同搭配，转化出不同的意思。这时他才觉得上了道。
接连又赢下两届冠军，王波就不想参加Battle比赛了。他觉得中文说唱不能只体现在押韵和节奏，内容才是根本。他开始认真研究中文，研究怎么用不带脏字儿的文字去体现最脏、最黑、最扎人的东西。
王波battle来劲的时候，恨不得眼珠子都要蹬掉了，他管那叫“斗性”。平时遇上棋逢对手的哥们儿，说到最后差一点就要动手。
到2004年，中国大陆说唱已经有了基础。北有“隐藏”、“龙门阵”，南有“竹游人”、“黑棒”，在南昌上大学的“大狗”最喜欢王波。大狗玩滑板，看滑板视频，觉得配乐也很带劲，开始玩说唱。他加入了武汉的Hiphop团队“No Fear”，团队常常去一个朋友开的脏KTV，在包间用麦克风练习Freestyle。
Iron Mic已经成为说唱圈绝对权威的比赛，想在圈里打出名号，就得来这儿闯一闯。2006年，大狗第一次跟着团队参加Iron Mic，由于过于紧张，无法在控制腿抖的同时想词，第一场就败得一塌糊涂。第二年，Iron Mic决赛第一次安排在武汉，天时地利人和，大狗拿下冠军。下一年就没那么轻松了，决赛地在北京，打进决赛的大狗激发了北京说唱圈大团结，他很有点孤军奋战的意思，反而激发斗志，最终卫冕。赛后在门口接受采访时，北京MC们在旁边站成一排，插着手看他。2009年，他再一次夺冠。
三个冠军一点用都没有。大狗毕业两年了，在滑板店打工，每个月挣800块钱，买完滑板板面，每个月剩400生活费。偶尔接一些没什么水准的路边商演，在夜店驻场。那家朋友开的Hiphop酒吧生意冷清，来热场子的夜店串子看到大狗唱说唱，非要跟他Battle，可是撞在枪口上了，一个个都被他喷得毫无脸面。不再来了。酒吧三个月就倒闭了。同龄的同学朋友结婚的结婚，当领导的当领导，没人理解大狗还在混什么，老实说，他自己也不太懂了。
“小青龙”是2015、2016两届Iron Mic冠军。在他的家乡云南昭通，可能只有他一个玩说唱的人。小青龙在2014年初辞去公路局的工作，一个人来到昆明。整整两年，他跟家里断了联系。在昆明，他当过夜店歌手，做过导购，很不容易地立下足。
蝉联冠军后，他常常受邀为大大小小的Battle比赛当评委。看比赛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烦。“太模式化了，都是押韵。只把韵脚记得滚瓜烂熟，句子与句子中间的根本没有铺垫，都是破碎的，没有逻辑的，全靠韵脚撑。这不是battle，是投机取巧。”
这已经不是他曾经痴迷的Freestyle Battle了。
带了这一变化的是西安的贝贝。贝贝是2012年Iron Mic出现的现象级人物，在参加Iron Mic之前，他在网络直播平台YY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练习，积累了大量词汇。他出现在赛场上，把双押运用得淋漓尽致，用大狗的话说，“直接带来了Battle比赛技术上的升级”。小青龙说：“贝贝影响了这个圈子，后来的MC全都模仿贝贝。但只模仿他的表面，没有看到他里面的东西。贝贝是一直保持着思维惯性的。”
贝贝代表了后来出现的另一路从网络起步的MC。互联网技术给Freestyle Battle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Battle比赛再也不是说唱歌手获得认可、为人所知的唯一途径。
无论如何，Iron Mic的权威性已经大不如前，大狗这些年来一直在帮Showtyme操持Iron Mic赛事。一方面对这比赛有感情，另一方面办比赛比演出挣钱。他一直希望能把Iron Mic公司化，做成厂牌，各个分赛区都可以加入成为分公司，把赛事中出来的那么多优秀人才都签到旗下。但Showtyme的想法很顽固，很多想法都没能实现，他不大会与人合作，很多曾相助的朋友最后都被伤了心。大狗眼看着Iron Mic走下坡路，但舍不得撒手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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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夏，我正在慢吞吞地做涂鸦选题的采访。一个下午，我联系上KTS涂鸦团队的WRECK，约在798见面。
午后太阳很大，喷漆罐和烟头散在白晃晃的水泥地面。五六个年轻人在一面墙上涂鸦，线稿已经打好。小蓝牙功放器放着说唱音乐在户外听起来呲呲喳喳，“咚，咚，咚”的鼓点却依然清晰。他们不时退后几步打量，又走上前，步子跟着节奏，松散地一晃一荡。喷漆味儿弥漫四周，闻着有点像香蕉。
不一会儿，他们停下休息，一哥们儿拎来一袋汉堡和可乐，他们围坐在砖块上，指尖沾着彩色喷漆的手抓起汉堡，大口啃。伴奏没有停。其中穿白色T恤的男孩特贫，打个岔就站起来一顿说：“慢的Beats也可以，我什么Beats都可以。因为我名字叫做迷迪，我名字是个谜题，迷迪没有谜底，所以用这些颜色画这些他妈的涂鸦，这些涂鸦就像我摔过的伤疤，你说它好看，它就好看，你说它难看，它还在那儿站……”音乐断了，一个女孩儿捂上嘴打起了Beatbox（用嘴唇、牙齿、舌头、口腔和喉咙等声音来模仿鼓声、电子以及特殊音效），迷迪一气说下去，指着每个人调侃几句，越说越飞。“哎”，“噢”，一圈人跟着节奏点头，嘻嘻哈哈地起哄。
走的时候，迷迪向我伸出右手。握手？我一愣，正要握，他用另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腕，与我一击手掌，二击手背，握拳一碰。“会了吧？Hiphop是这么打招呼的”，他乐呵着说。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Freestyle了。那天下午，我第一次看到活的，非常新鲜。我和身边的朋友要么听摇滚，要么搞乐队，整体气质又懒又废。这群人看起来自在多了，无拘无束的。在此之前我对Hiphop所知寥寥，只零零星星听过一点。那段时间的采访里，由于做涂鸦那群哥们儿几乎都是Hiphop爱好者，我开始从他们提起的名字听起，除了美国鼎鼎大名的2Pac、B.I.G、Wu-Tang什么的，中文说唱是隐藏、阴三儿、“龙胆紫”等等，非常北京的路子。
秋天，我到后海的脏辫店学手艺，常在店里呆着。师父这两年专注休闲养生，店里的活儿都交给小师哥了，师父介绍，“你师哥是个Beat Maker”，也就是做Hiphop伴奏的制作人。小师哥，aka“请你尊重猫咪”，年纪轻轻，很清瘦，总是戴一顶鸭舌帽，半长头发勾在耳后，在店里放的大多是Hiphop。没客人时，猫咪就坐在电脑前做Beats。安静的店里一遍遍响起他的tag（相当于制作人标签），一声经过合成处理的“猫咪on the train”。Beat Maker把作品放在网上，Rapper使用需要付费购买。打tag类似于给自己的作品加水印，防盗。
Hiphop的节奏非常清晰入耳。练习钩针时，师父说：“找节奏，跟着音乐”。有一段时间，我总听着Hiphop Beats写稿，妄图找到流畅的写作“Flow”。当然并没有用。
听得多起来，我又陆续看了些关于Hiphop相关的书和电影。我很喜欢Hiphop文化里那种身处低处的无所顾忌、直接和力量感，想写点什么。有一天，我去WRECK工作的纹身店找他聊Hiphop。WRECK说起这个话题有些丧气，他说，北京这几年Hiphop氛围不大行了。以前，他每月最后一个周六都要去Section 6现场，Section 6是办了好多年的北京地下Hiphop Party，这两年都没什么声息了。
没过几天，Section 6又办了一场。我也去了。我看见了王波，他给演出做了开场，“这是北京最纯正的Underground Hiphop Party！”Rapper握麦时，麦克风尾朝上，话筒头贴在嘴边，显得狠。台下密密匝匝的人群欢呼起来，人们纷纷抬起手晃动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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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20岁的王波和几个爱听Hiphop的哥们儿一起，挨家挨户地找那种整晚没人的冷清酒吧，进去买点酒，跟老板谈。他们想有个地方放喜欢的歌。
有音乐至少能热热场，一些店家便提供了免费放音乐的机会。王波和弟兄们租来设备，再印制海报，写上时间、地点、放什么歌和几句吆喝话。他们跑到大学，一间间往宿舍门缝里塞海报。起初，捧场的小十人都是自己兄弟，渐渐地，人多了点，一人收十块钱门票钱，一晚上能铮一两百，将将抵消成本。人数涨到五六十时，他们就把场地和时间固定下来——每周末，三里屯的橘子俱乐部。
橘子俱乐部是个两层酒吧，水泥地水泥墙，又热又躁。后来，陆续有世界级的DJ来这儿演出，贵的时候门票卖到80元，一晚上能挣四万多。韩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美国的，不同语言MC扎在台上一块儿说。消息口口相传，越来越多人知道北京有个特正的Hiphop Party。有一回，王波吓了一跳——Wu Tang Clan一个成员来了。另一次，来中国打比赛的NBA球员出现在场地。王波跟他逗乐：“你这么高，你鸡X有多大啊？”“你看我手多大，咱俩比比”，他也乐，伸出一只大手，一把攥住王波脑袋。
那是快20年前的事了。那时王波刚开始组织Hiphop party。
2004年，隐藏与滑板厂牌“社会滑板”创办了地下Hiphop Party Section 6，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在愚公移山固定举办。王波是主导Section 6的核心人物，他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一群爱Hiphop的人想让更多人认识它，爱上它。每到那个周六，Live House门口总围着穿宽大衣服的年轻人，拎着啤酒，或蹲或站，有人Battle，有人打Beatbox，有人跳舞，一帮人晃着手势起哄。
2009年，大狗第三次拿到Iron Mic冠军后，来到北京发展。“那个时候北京像一个朝圣地，基本上你要玩中文说唱你就得先来北京混。”那几年北京文化环境比现在宽松许多，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热闹的氛围没能持续下去，环境开始收紧，许多人离开了北京。大狗在北京供职的Hiphop文化推广公司在金融危机后倒闭，他便回了武汉。2015年，北京说唱代表组合阴三儿的17首歌从各大网站消失。Section 6几乎没有收益，却耗费了王波大量时间精力，八周年后，举办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只剩一两场活动。
从Section 6走出好几批说唱歌手，王波一拨一拨记得清楚：隐藏之后，“Young Kin”，阴三儿，“Lil Ray”……到2011年前后出来是第四代了。黄硕是第四代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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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硕27岁，总是反戴一顶棒球帽，面露狠劲，露出一对招风耳瞩目。黄硕在歌里自称“核弹叔叔”，做的是硬核说唱。在一个视频采访里，他这么解释“硬核”：“非常强烈，非常有侵略性，非常坚硬的东西”，他指了指脑子，“是从这儿”，又指了指胸口，“还有从这儿出来的。”
我在黄硕家小区门口见到他，黄硕和妈妈、姥姥住在这儿。他还是那副打扮，篮球背心和宽大短裤，露出花臂和花腿，但不露狠，大男孩的样子。
我们在小区楼下的健身设施边坐下，小孩子在边上跑来跑去。
黄硕小时候是个特老实的孩子，总被欺负，有一天终于忍不了了，潜能爆发，还手打回去，发现好多原来欺负他的孩子根本打不过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他上初中时打篮球，看NBA集锦，配乐全是Hiphop。中国孩子没听过这种鼓点和律动，起了兴趣，自己找了许多来听。班上有个同学听得早，借给他一张Eminem，一张Linkin Park，还有隐藏的第一张专辑《为人民服务》。接着黄硕听到了阴三儿。他喜欢这种表达形式，节奏感强，表达上特别自由。
高二黄硕被退学了，有两三个月在家呆着没事儿干，就自己试着下载了几个伴奏，跟着瞎说，骂骂老师，说自己哥们儿多好之类的。他下载了录音软件Cool Edit自己试着录了几首小样，上传到当时常用的音乐网站分贝网。有几个也玩Hiphop的哥们儿跟他交流起来，便认识了。
有了些作品后，一哥们儿把他的歌发到Section 6的邮箱，不久便收到了演出邀请。黄硕听人说，Section 6的人都特“劲儿”，第一次演，他在后台坐着，看到王波来了，他觉着也不熟，估计他也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就没理他。不一会儿王波自己走过来了，问他，那歌是你唱的吗？黄硕说是。王波就说；“牛逼！瓷，那歌特好，一会儿好好演。”黄硕一听特高兴，原来大家都这么友善。Section 6让他有归属感，一些朋友总一块演出便混熟了。
去年一月，他们一起办一场演出，想做成固定的演出，大家就能有个自己玩的地方了。其中一哥们儿刘锐，就想到了丹镇北京，Dungeon Beijing，“Dungeon是地牢的意思，这词好，特稀”。后来几个哥们儿就决定用这个名字成立一个厂牌。
做音乐穷，黄硕干过各种奇奇怪怪的工作，在唱片店卖CD，开网店卖衣服，卖模型，卖管制刀具，在烤肉餐吧当过经理，还和哥们儿一起开过一个爬宠店。有时穷得买烟的钱都没了，家里就给买点儿。一直到这阵子，刚能靠音乐养活自己。
他接到过几份合同，都没签。他还是希望和哥们儿一块儿把丹镇北京做起来。
前阵子，黄硕刚刚发了自己的第一支MV《向死而生》，又暗又狠。这是他即将推出的新专辑的名字。“这其实就是针对我自己说的，就是奔着死去的。其实所有人都在奔着死去，只不过好多人就是贪生怕死的状态，其实最后都是会死的。但是，你在奔着死去的过程中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你做的这些事情是活的，对吧”，他停了一下，哈哈笑起来，“我在给你洗脑”。
MV就是一帮哥们儿帮着拍的。黄硕把歌给拍MV的哥们儿听一下，俩人对出一个统一的感觉。接着选了三四个场景。然后准备道具，他们花7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大汽油桶，运费又花了七十。他把原来养爬行动物的木箱子用斧头劈了，用来烧火。其中一个场景在哥们儿家天台，上天台只有天花板上一个窗眼儿，先上去一个人，底下的人把桶托上去，最后一个一个钻出去。他把木柴扔进桶里，一把火点燃。
整支MV一共就花了三五百块钱。
黄硕每天都写点儿词，脑子里常转着。有时在家吃饭，就特怕他妈老跟他说话，思路都给打断了。家里不知道他怎么了，总把自己关在屋里，“滴里嘟噜”说脏话。后来他有些演出了，感觉是个正事，也不大管了。他的歌不给家人听，“我能给我爸妈听我跟那儿骂人么？”也不带爸妈去看他现场，“不是他们去的地儿啊，‘咚咚咚’的，大贝斯大鼓一起来是吧，回头再晕那儿”。他说着就笑。
我问黄硕：“有没有人说你为什么总是关注这些不好的事？”
“有啊。但至少我觉得，生活在北京，不那么快乐。雾霾，堵车，人口拥挤，快节奏的生活。人情味儿也变淡了。包括好多，社会上的不公平，我操，见过好多。就比如我爸爸，我爸一直是一个好人，一直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到现在变成一个酒鬼。我一直看在眼里。好多就是体制的事儿，好多人都特别麻木，没办法这是为了生存。很多人不会说这些，大家都在这种环境下。”
“这种风格可能听众一直不会太多。”
“那肯定的呀，无所谓啊。”
四月，《中国有嘻哈》节目组导演邀请黄硕去参加节目。黄硕拒绝了。回复道，算了吧，我这性格脾气什么的——我写的东西就不太适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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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店里的客人有许多Hiphop爱好者，95年上下的小男孩，来做那种耷拉在脑袋上及耳长的短脏辫。一边做辫子一边和猫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好些个男孩自己也玩说唱。我这才发现，有这么多野生玩说唱的。相比于玩乐队，说唱很容易上手，找个伴奏接个麦就能录歌了，往豆瓣或者音乐平台上一发，就算有了作品。
“听听你的歌呗”，猫咪常常递过手机让客人切到他的作品。都是些差不多的，喃喃念叨一串加几声怪叫，从耳边划过没一句进脑子。这种听不清说的啥的说唱方式叫“mumble rap”。“你觉得怎么样？”被这么问时，猫咪就不痛不痒地说“行”，“没毛病”。
有一回，猫咪说：“中国Hiphop完蛋了。”为什么这么说，我问他。“傻逼太多了，都是混圈儿的。”他说，前几天来一玩说唱的，一听说他是做伴奏，就说昨天还跟某Rapper一块儿喝酒呢。那个Rapper正好是猫咪朋友，有些名气，他知道这哥们儿吹牛逼呢。“全是这种人，就会拿样儿，你听他做的什么东西”，他找出歌来给我听，又是mumble rap。我忍不住问，为什么现在的说唱都这么含糊没精神，这跟我一开始听说唱的那个路子可差太多了。火啊，他说，“人美国那些家伙嗑药磕大了这么唱，跟着学呗”。
有一阵子猫咪常在店里放“Higher Brothers”，非常抓耳洗脑。Higher Brothers来自成都说唱会馆，猫咪说，现在最火的说唱团体，西安红花会和成都说唱会馆，都是做Trap的。店里的纹身师，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垚垚哥问，这么说现在国内说唱最牛逼的不是北京了？“早就不是了”，店里几个人同时说道。在Trap风潮正盛的时候，北京好像没有出现哪个有名气的唱Trap的。
“老派早就过时了”，一个男孩说，“我小时候也喜欢听北京那路子，‘街头’什么的，后来觉得中国哪有什么‘街头’，一个个家里都不错，有钱装没钱，骗小孩的。你说Trap的词傻，妞啊钱啊车啊什么的，或者根本听不清，但它就是炸啊。”我问，难道词不重要吗？他说：“是，词当然有它的功能，能讲道理什么的，但音乐不是只有这一种功能。”那Trap的功能是什么？“气氛。帅啊，招女孩儿喜欢。”
说唱圈三不五时就闹出些Beef（矛盾，结梁子），都是店里的谈资，今天谁又diss(用歌曲互相贬低攻击)谁了，明天谁又出歌diss back，简直有效刺激作品生产力，有些diss的歌还挺好听的。
北京圈子似乎安安静静的。但不久前，一个朋友突然提起，又有人跑到王波微博骂他了，还是那场贝贝的Iron Mic比赛。2012年铁麦的全国总决赛，贝贝对阵新疆选手艾热，王波是那场比赛的裁判。贝贝的双押技巧震惊了全场，王波说：“你准备了很多啊”。这场比赛one more（Battle比赛中的再来一轮）了5次。赛后，许多人对于王波在比赛中说的话和所做的one more决定非常不满，认为他有失公允。
“但那不是五年前的事了吗？”我很惊讶。
“红花会现在火了啊。”朋友解释。贝贝是红花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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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中国有嘻哈”节目组邀请的“沙漠兄弟”——艾福杰尼和黄旭去参加了节目，已经进了九强。
他俩都是生活在北京的新疆人，从他们远在五环外的居住位置或许可以看出与大多数北京说唱歌手的不同。艾福杰尼从学校毕业就一直在通州租房，他觉得市里干扰太多，不想把时间过多浪费在玩儿上。可以说，过去20年，他都在为“中国有嘻哈”这个机会做准备。
艾福杰尼是库尔勒人。在家乡的篮球场，从北京回来的哥哥姐姐把带回来的Hiphop打口碟拷在MP3里，孩子们在球场边传着听。他十六岁留学澳大利亚，在那儿，他也有一帮喜欢Hiphop的哥们儿，打篮球，跳街舞，Beatbox，是引领学校潮流的一群人。这是他最早的兴趣养成。留学时，他观察澳大利亚条理分明的社会运作和规范而完善音乐产业，这让他增长了见识。十八岁，他回国，进入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读声音设计，这是专业技能训练。他参加iron Mic Battle打基本功，参与北京的Hiphop活动结实同行。他组建自己的厂牌“Easy Boys Gang”，锻炼经营能力。他在Google上做调研，根据国外Hiphop市场的巨大产值结合当前网络传媒环境，判断Hiphop在中国市场潜力。他大学四年都没有谈恋爱，没有到处混，每天去健身房，每天早上练习freestyle。他还做了一头脏辫，让自己的外形更有辨识度。
艾福杰尼一直在做准备，他内心有个自我暗示：一定会有一个平台出现，“机会真的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个夏天，《中国有嘻哈》出现了。
节目组的赛制安排非常紧张。有几个环节要求一天创作出一首歌，第二天演，演完立刻再出一首隔天演出。场内有大量评审，32家媒体，四位制作人，四五百名观众。你如果没有大量的舞台经验和最好的竞技状态，很难一路通关。“很多地下rapper来这里，一点儿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很清楚，过去，我大量的精力都发在积累作品上和能力储备上了，我准备好了”，他用手摆出一个平台，“我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跳板，我直接站上去，给大家表演我的才艺”。
如果黄旭也跟艾福杰尼似的“点儿清”，他就不会在前三期节目里只有0.8秒镜头。
接到邀请时，他刚结束另一个比赛，有点疲惫，本打算拒了，他也不太清楚这节目办得怎样。导演说，这是今年爱奇艺S级的节目。黄旭问，S级是什么意思？导演说，比《奇葩说》的推广力度还要大。黄旭考虑到收入，答应了。原本只当参加个比赛，没太投入，直到进入十五强后，他回家看了韩国Hiphop综艺节目《Show me the money》。原本看节目时，他只看比赛片段，完整看了一期才发现，比赛部分只占四分之一。
黄旭2009年从新疆来到北京上大学。如果不是“TroubleX”，他已经上了四年班。黄旭是学校文艺骨干，大四的一次表演后，TroubleX找到他，问，你要不要练一下Freestyle？TroubleX低他一级，从初二开始玩说唱，高中就拿过西南Battle冠军。他教黄旭Freestyle，带黄旭了解Hiphop。整个大四他们几个朋友都混在一起，有时一帮人一起去Natural Flavor，有时在体育馆旁找个角落一块儿喝酒。他们买了一个广场舞大妈用的音响，接麦克风Freestyle，积累一个白天，夜里就开始Battle。赢的人请饭，或负责约女孩出去玩。毕业前一天，所有人都喝多了，不停地Freestyle。第二天他在地板上醒来，赶到毕业典礼时已经错过了毕业照。
他进了一家外企，月薪六千多，管三餐。坐办公室的日子让他想起当公务员的父母，一辈子呆在一间办公室里，所有对话只关乎升职、同事关系。
干了三个月，他和TroubleX一起参加Iron Mic北京站比赛，没发挥好，TroubleX拿了分站冠军。比赛后，王波找到黄旭，说：“小伙子你说得不错，要不要去深圳站试试？”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黄旭很快打了辞职报告，告诉领导，他要做音乐去了。在深圳，他拿了分站冠军，最终在全国总决赛中输给TroubleX。
黄旭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说了自己的决定，专心做音乐，明年赢完全国所有冠军，再出一张专辑。爸爸气得摔了筷子。高三在一起，谈了四年异地恋的女朋友提出分手。家里断了经济支持，他只剩孤身一人了。扛了两个月，女朋友看到他的坚持，回到他身边。黄旭在第二年Iron Mic现场求了婚。
第二年，黄旭办了一张信用卡，全国各地跑比赛。那一年，他拿光了Iron Mic总决赛之外的所有冠军。路费花了3万多，奖金最高2000元。信用卡差点刷爆。2014年过去了，他和TroubleX因为在总决赛的表现收到了贵州电视台春晚邀请。录节目没有经济收入，他连去的火车票掏不起了，只能给父亲打了电话。
“电视台请你去演出，连路费都不给，你做这些有什么意思？”父亲说完，黄旭在车里哭了。不一会儿母亲打来电话，他忍不住把两年来的辛苦说了出来。
这天之后，父母的态度慢慢转变。2015年，他出了第一张专辑，演出逐渐多了。后来，家乡电视台拍摄了一期他的纪录片，在家乡有了名气。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26岁生日那天，媳妇递给他一个验孕棒试纸，他要当爸爸了。那天晚上他想了很多。好像有了个开心的奔头，应该认真起来，跟孩子一起成长。
黄旭给孩子写了一首歌，《Mama Daddy Real Talk》。黄旭的故事其实都在歌里。《天堂来信》写给因酒驾去世的好兄弟。《赛虎》写给陪伴身边的金毛狗，母亲看他越来越忙，几次提出把赛虎送到新疆由父母照管，他舍不得，一直留在身边。
“有孩子之后转变还是挺大的。现在觉得，你要去拿回你该拿的部分”，黄旭说，在节目里新结识的台湾Rapper告诉他，外在包装也很重要，很多有才华的underground Rapper在自我经营方面吃了很多亏，“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必须要转变了，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做”。
我问他，怎么转变呢？
他说：“如果再次去录这个节目，我可能会给自己加一点戏。用我自己的方式表现得更开心一点、更融入一点。既然去了，多一点曝光还是对自己好。然后把作品留在上场以后。”
节目播出后，黄旭接了一个写广告歌的活，收入跟过去比翻了十倍。之前，沙漠兄弟的出场费一个月不会超过8000，现在基本要六位数了。
黄旭的媳妇带着孩子回家乡跟老人一块儿生活了。黄旭打算让孩子在三岁之前呆在新疆，空气好，吃得也好，可以打好身体基础。“而且我也不想让他太早接触大城市，小的时候还是在小地方简单开心点儿比较好，小时候见的东西越多，可能未来想要的就越多。”
小时候，黄旭生活在阿克苏的农场，一万人不到的生产建设兵团。那时他和邻里的孩子们一块儿骑自行车，到沙漠爬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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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号，《中国有嘻哈》半决赛录制。消息一发布，我就四处搜索进现场观看的途径。唯一的公开门票信息是节目组发布的微博和微信抢票通道。朋友说，评论点赞数和微博转发都太容易作假了，别指望。她帮我找了个黄牛。黄牛要价1000元，我在前一天晚上交了款。
到了约定地点，黄牛把我领到一楼大厅座椅处稍等，有八九个人已经等在这儿。坐我身后的女孩正在跟同伴讲述一次赶往机场追星扑空的经历，接着讨论起吴制作人。我可算知道票为什么这么贵了。
过了一会儿，黄牛又领来四五个交了钱的年轻人。他提醒我们，安检很严格，不能带包和手机进场。正门口已经开始排队入场，黄牛把我们领到远处树下，向我们分发亮绿色的仿制手环。“他妈给我多印了几个字”，黄牛抱怨道。他先领我和另一个没带包的男孩进场。我们从楼侧门进入，他走得飞快，一边扭头吩咐：“跟远点”。我们下了一道扶梯，绕过几道门，又上了一道扶梯，再绕过几道门，突然发现已经跃过安检入口，混入观众群。录影棚的检票口只查验手环，没有人注意到我们那多出来的几个字，进来了。
录影棚没有电视画面中看起来大。舞台布景以棕木色为主色调，正对着的是一扇假装是木质的布景门，选手将从门后走出来。舞台一侧，DJ正在打碟，但没什么人在意，已经入场的观众都在聊天。观众区后的高台上设了七个沙发座。场内人越来越多，居然还有些中年人。
“你是来看吴亦凡的吗？”和我一起入场的男孩凑近了大声问。我说，我是来看黄旭的。他有点吃惊，他是冲PG ONE和TT来的。几个工作人员向我们分发了选手的应援条幅。又等了好久，一个现场导演走上台，告诉我们要先拍几个观众欢呼的画面。“大家都是嘻哈嘛，没有拿条幅的观众请跟着节奏挥手。大声喊出你们支持的选手名字！”
又等了一阵，七个男人走上高台坐进沙发座。这是节目组请来的“顶级”、“殿堂级”流行音乐制作人，他们是今晚比赛的评委。
第三位选手表演完后，总导演车澈没有继续流程，他站在台上低着眼睛看我们，脸色难看。“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场导演刚才告诉我今天的录制是这么多期以来最不High的一次——没吃饭吗？”台下响起一片“对！”“录制结束后可能有麦当劳小食盒供应”，他停顿了一下，“你们必须high起来，High不起来我把你们留在这儿录一晚上。”
半场录制结束，车导对我们说：“我刚才为什么跟你们生气？你们喜欢的选手辛辛苦苦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他们表演你们不High，我们特地请来这么重量级的制作老师点评时你们在底下讲话。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支持的这些选手要更进一步地被大众喜欢，这些制作人能给他们多少加成？”
其实我觉得总体而言，观众还是挺尽职的。每位选手都获得了足够热烈的欢呼。当然，本场欢呼声最热烈的时刻，发生在制作人出场时。制作人的位置在观众区侧后方高处，他们登场时，一大堆人一下涌到了侧后角，舞台前尴尬地空了不少。
至于今天的演出，确实是太棒了。有烟火，有国际化伴舞，有浓郁的中国元素，说得上是晚会级别了。
三天后，丹镇北京的黄硕和梁维嘉在五道营胡同的School Livehouse办了一场演出，命名为“肆意开火”。八点半，场地已经挤满。DJ开始打碟热场，王波被采样在阴三儿《未知艺术家》里的那段话响了起来：“任何人不知道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哪儿。那么我们本身自己听音乐，我们什么音乐基础什么音乐的意见都借鉴了，我们会做比较，别的东西跟我们的东西，我们会比出一个好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哪儿。你知道你能力在哪儿，你有了信心以后，你就可以完全地去发展你自己的东西。你不用顾忌太多。如果你做音乐说，哎我想有一万个人听我音乐，这样你做不出来音乐。做音乐是，我操这音乐是我自己做的我都不敢相信，那个时候那个就是艺术。”人堆中响起低声欢呼，所有人都躁动起来。
黄硕握着麦克风说：“这不是《中国有嘻哈》，这是北京Underground Hiphop Party！”第一首歌《向死而生》。School的舞台很小，一级台阶高。黄硕就在你面前，用力地晃动着身体说；“你们贪生怕死，我们向死而生！”
全场都举起了手，每个人都大汗淋漓。
—— 完 ——
所有图片都由采访对象提供。题图和抽言由正午制作。
本月轮值主编是谢丁，若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写信给他：xieding@jiemian.com。非诚勿扰，不保证会得到回复。三天之内没有收到回复的投稿请自由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