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略转型,科技战略从“吸收型”转向自主研究和创造性,经济战略从“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
二战后,日本采取“吸收型”科技战略,通过加强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引导、鼓励和管理,建立了跟踪和追赶型的科研体制,大力发展“日本化”技术,对国外先进技术边引进,边消化,边创新,边出口,形成以进养出的良性循环。“吸收型”科技战略取得了不少成就,节约了大量资金,赢得了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强了其经济与科技实力。
随着当时日本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吸收型”科技战略逐渐失去其积极意义。第一,受世界能源危机和资源短缺的影响,日本必须改变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的产业结构,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第二,为缓和对外贸易摩擦,日本必须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加紧研究具有独创性的新技术。第三,“吸收型”科技战略阻碍日本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使其科技发展缺乏后劲。
受美国硅谷启发,20世纪60年代,日本科技战略逐步从“吸收型”向“自主研究和创造型”转型,经济战略逐步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转型,政府从政策、计划、财政、金融等方面,对发展应用技术、基础研究、尤其是对高技术大力引导和支持,并着手实施筑波科学城计划。
现今,筑波科学城为日本最大的科学中心和知识中心,是日本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向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挑战的重要国家谋略。
缓解东京大城市病与人口压力,筑波科学城在政府主导下有序开发建设
二战后,日本经济从废墟上重建,国家以跨越式工业化为目标,全力发展制造业。东京作为日本的经济中心,制造业和服务业高度密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东京都市圈GDP占日本全国的近1/3。产业集聚带来了人口集中,东京都市圈面积占全国的3.5%,但人口占全国近30%,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与此同时,东京的住房、交通、环境、能源供应则面临巨大压力。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多次出台首都圈规划方案,试图疏解东京部分首都功能,在东京城区建设多个“副都心”,并在附近建立“新都心”“科研学园都市”等。
筑波科学城是缓解东京城市压力,实现城市发展由“单极”向“多极”转移的重要战略之一。筑波科学城位于距离日本东京东北60公里的筑波山麓,由国家主导,搬迁并新建了大量国家级实验室、研究与教育机构,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东京密集地区的人口过度集中的压力,同时适当提高了闲置土地的使用率,为东京大都市圈的经济均衡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一阶段:1963-1973年的初创阶段
首先设立了世界上层次最高的新技术园区管理机构,明确了开发建设与管理主体,制定了相关规划与法令,制定了研究教育机构的迁建工作计划、成立了筑波大学,以及设立了首个国家级无机材料研究所。
表1 1963-1973年筑波科学城开发建设的主要措施
第二阶段:1974-1989年的推进发展阶段
以吸引聚集科研、技术开发、教育机构进入筑波科学城为中心内容。值得关注的是,1985年3月,日本在筑波科学城召开了以“人类、居住、环境和科学技术”为主题的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此博览会让筑波科学城正式进入国际视野,促进了其城市功能的发展完善。
表2 1985年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在促进城市功能方面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1990-2010年的再创阶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筑波科学城在与硅谷的对比中趋于落后,加之日本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变化要求其国家科技战略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为适应日本老龄化、少子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筑波科学城提出“新筑波计划”,进入再创发展阶段。
“新筑波计划”内容包括行政区划、空间规划的调整,不仅科学研究、教育机构等实现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而且对科学城的参与主体、运行机制等也进行了调整,从最初仅作为基础研究基地的机制设计,到实现基础研究向应用性开发乃至企业化生产的机制转变。
1995年日本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并于1996年确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将筑波科学城定位为信息、研究、交流的核心位置。1998年4月,按照筑波科学城建设法,对 《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及 《周边开发地区整备计划”进行了全面修订》,并将21世纪的筑波科学城的功能定位为:
——科学技术中枢城市:不断创造具有独创性、尖端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灵活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的聚集优势, 成为繁衍新产业、增进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实现产业连接的基地,进而向科学型、国际性的都市发展。
——更广域范围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通过不断充实、加强现代化的道路交通体系等基础设施,使筑波科学城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向更高层次迈进。
——生态、生活、模范城市:实现自然、田园与都市之间的和谐,维护节能环保型的街道环境,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加深居民之间的交流,达到可以实现下一代人梦想的理想生活环境。
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的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建设阶段
2011年由茨城县和筑波大学共同申请的“筑波国际战略综合特区”,作为日本国内7个“国际战略综合特区”之一获批。筑波提出了“面向未来推进全球化创新”的口号,依托业已形成的日本最大的国际性研发基地,以促进实现健康长寿社会和低碳生活为目标,构建产学研合作的新平台和新模式,重点发展“新一代癌症治疗技术”、“生活支援机器人的实用化”、“藻类生物能源的实用化”、“打造世界级纳米技术基地”、“新药品和医疗技术研发”、“核医学检查药剂国产化”和“打造机器人医疗器械和技术的生产基地”等七大领域,努力拓展筑波科科学城的未来发展。由此,筑波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筑波国际战略综合特区规划5年内产学政合作创新项目从5个增加到10个,TIA纳米技术产学政合作项目的累计规模达到1000亿日元以上;下一代商用型癌症治疗装置的普及设施数从0个增加到3个;实际投入市场的生活型机器人种类从0种增加到5种以上。
主要成效
科技创新
2015年,筑波科学城面积达28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3万人(以国立科教机构为主的中心部约7.2万人,中心外围253平方公里的产业发展地区约15.5万人)。其中,约有1.3万多名研究人员、专家和后勤人员,再加上附属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总人数达2.2万人。科学城内安排国家研究和教育机构有文教类7个、建设类7个、理工类19个和生物类16个,共计49家,占全国国立试验研究机构的50%以上,其研究领域包括了教育、建筑、物理科学、生物、农业、环境、安全等,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创造性突破,培养出了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目前,筑波集聚约有300家企业,并设立研究所和学术教育机构,高技术企业的数量超过了200家(包含20多家外资企业)。
城市布局
在筑波市中心的2700公顷土地中,研究机构和大学用地为1500公顷,为住宅用地的两倍。其中筑波大学占地245公顷。这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同生活设施、服务设施、公共设施以及绿化区、公园等保持相当程度的平衡,形成了新型的科技研究城市。在城市周围占地25860公顷的工业开发区内,各工业区散布在近郊农业区、绿化风景区、林业地带以及山林湖泊等自然环境中,城市、农村和自然环境实现一体化。
表3 筑波科学城核心区功能类型
人口特点
筑波市内的居住人口绝大多数为公职人员,其中主要是科研人员和文教人员。产业人口以东京和千叶等大都市来此上下班的通勤者占大多数。在周围开发地区,农业人口显著减少。人口规模远未达到预期,原计划筑波的人口应在1990年达22万人,然而到2015年人口才突破22万。按照最新规划,2030年筑波人口将达到35万,其中研究学园地区10万,周边开发区25万。
成效评价
筑波科学城是一项耗资大,耗时多,见效慢的工程。从最初规划目标来看,建设筑波科学城主要目的是缓解东京市内用地拥挤,有计划地搬迁政府各省(厅)研究与教育机构,同时也为以后科学技术发展建立储备人才基地。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倡导科技政策的产物,在科学研究上起到了示范作用,但作为筑波科学城本身,从投入产出看,效益不明显,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投资大,耗资2.3万多亿日元,筑波产值却主要依靠农业;二是搬迁规模大,耗时达30年之久;三是科技集聚和高技术产业化程度不够,没有达到建成日本最强大科研中心的目的,也没达到减轻东京人口压力的目的。
主要问题
基础研究成果未能面向市场
筑波科学城主要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大多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主要以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发表为目的,而非与市场对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需求紧密相联。私人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活动也受到政府计划的限制,整个科学城不注重高科技的开发和应用,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对此日本进行了制度改革,不仅实行了科学研究、教育机构的独立行政法人化,而且对科学城的参与主体、运行机制等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实现了从最初仅作为基础研究基地的制度安排逐步向基础研究、应用性开发乃至企业化生产发展模式的转变。
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脱节
筑波的形成和发展完全靠政府指令,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是政府决策,私人机构和企业被限制发展,整个科学城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筑波科学城开发过程中政府不能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预测技术发展方向,往往会出现错误干预或过度干预的情况。官员也没有机制去了解市场和技术,研发人员本身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及其创造的价值没有直接联系。此外,筑波科学城受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不统一,导致科学城无法与当地经济有机融合。官僚作风也阻碍了科学城创新文化的形成,压制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技术开发机制不健全。相对于筑波在日本基础研究领域的地位而言,筑波的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产业规模与科研投入完全不匹配。
科技研究机构对企业支撑不足
筑波国立实验机构对企业的支持程度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根据《关于筑波研究学园城市研究开发功能聚集效果的调查研究报告书(中间报告)》,企业当初进入筑波时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可以利用国家设施和设备”(85%),但企业在此落脚后的实际效果为51%;民间研究机构选择在筑波创业时的主要原因是“便于得到研究支援服务”(80%),而实际布局效果仅为41%,对国立试验研究机构的支援等支持程度感到很不足。
发展初期的配套服务设施不足
在筑波科学城发展的初始阶段,住宅建设相对迟缓,公共交通设施相对较少,各类配套的教育、娱乐、休闲设施很不齐备,致使城市的便利性长期处于不足状态,影响了人们在此居住的可能性。人口的不足反过来使商业、文化娱乐等各种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成本提高,影响了此类设施建设的完善,难以吸引众多人群。日本政府通过不断加强现代化的道路交通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使筑波市拥有在日本其他城市极为少见的宽阔的街道和森林花园般生态模范城的居住环境。自2005年8月连接筑波科学城至东京秋叶原、行程约45分钟的城市高速轨道开通以来,筑波科学城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也有利于促进筑波吸引外部的各种资源,同时使园区具有较大的开放性。
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科学城建设发展中的作用
筑波科学城的成功离不开成熟的法治环境。战后日本政府更迭频繁,政策多有变化。将建设筑波科学城的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有助于促使历届政府坚持对高新技术研发的重视和投入。这些法律的出台对筑波科学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所有与筑波科学城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有些是针对高科技产业的立法,有些则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立法,有些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律。另一些不具有法律的形式特征,但却是由代议机关通过,具有法律效力。这些法律将筑波科学城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以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还规定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在高新技术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权利、义务。
筑波科学城的立法经验可供怀柔科学城参考借鉴: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怀柔科学城法律法规的立法层级,维护权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立法等制度创新手段在创新主体、科研攻关、成果转化、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突破。
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意识到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脱钩脱钩、科研机构与产业等问题后,日本大力推动筑波科研机构的市场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鼓励大学教师等培育大学风险企业,这些独立行政法人改革为筑波管理模式转变提供了制度保证,促使科技成果由在“体制内”流转向“体制外”流转,为进一步的产学研合作奠定了基础。政府重点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科技中介机构——技术许可组织,接受大学及研究者个人委托,为大学科研成果申请专利,进行技术营销,实施技术转移,有效地转变了筑波发展的模式,促进了政府、产业界和学术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促使许多著名公司在筑波设立研究中心,带动了新技术的开发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以枢纽型机构为核心建立开放共享的创新体系
“消除大学的封闭性和产学官的分离,活跃科学家间的交流,研究通向世界成果”,是筑波科学城的口号。一方面,筑波科学城的重要参与主体是国有及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这种结构安排为科学城内的企业实现与这些研究机构的产、学、研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企业利用地理空间区位的有利因素,通过与科学城内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交流和讨论,获得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和产品销售的全过程的知识与信息,促进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另一方面,科学城还与日本全国及国外的大学、专门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不断扩展新的研究合作领域,多数国际会议在此召开,形成了科技、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等活动的国际交流枢纽,走向了国际化科技城市的发展道路。第三,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成果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向社会各界开放。每年的4月下旬,筑波的许多研究所分批开放,欢迎公众参观。每个开放的研究所都设展览厅。同时,每年通过在筑波召开国际科技博览会、国有研究机构成果展示会,科学技术周等活动,把科技成果反馈社会。
基础科学研究要与产业发展密切关联
历经30年发展,筑波未能成为日本硅谷,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培育风险企业。进入新世纪的筑波科学城利用大型研究机构撤离或重组后的空间积极吸引和培育风险企业。筑波大学以及众多国立研究机构也纷纷开展以产业化为前提的研究开发。为适应筑波科学城的新变化,茨城县将2002年定位“筑波风险企业发展元年”,提出了要在今后三年内在筑波科学城内创办100家风险企业的目标。并开始制定支持风险企业的具体措施。目前,筑波科学城的企业以研发型企业居多,竞争重点在于对知识的理解、吸收和运用,并从注重民间研究开始转向加强与官方科研机构的合作,据经济产业研究所的调查显示,约70%的企业与外部单位实施了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近四成的企业与大学实行了合作。通过利用政府的力量直接主持重点科技领域的科研工作,发展计算机、大型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极大地提高了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
积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筑波科学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资金投入占主导地位,为基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金支持,也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在园区建设初期,政府投入了1.3万亿日元。筑波科学城的基本建设虽由日本政府拨出巨额款项支援,但建设完成后,大量的城市设施和市区周围六个市、镇的维持和管理费用,则成为地方财政的极大负担。因此,日本政府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的财力,发挥民间的积极性。目前资金来源主要靠地方公开团体、财团和企业、财团与政府合建,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为筑波的发展注入了长久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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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单位: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研究团队:迟强、张涛、张烨、路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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