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曾经提议设置机器人税，理由是如果工人要交税，那么抢走他们工作的机器也应该这么做。用盖茨的话说，这样一条政策将会“放慢（自动化的）速度”，从而允许社会处理工人被取代的问题。这一观点证明了一个普遍的认知，即劳动力市场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在盖茨表达这一主张后，收技术税引发了大量有趣的讨论。其中一则讨论是，机器人既能减少也能增加对人力劳动的需求。搜索算法减少了对旅行代理的需求，但是优步（Uber）增加了对司机的需求。事前判定对哪些机器人征税是不可能的。

也有问题指出，机器人税将会无法制定、监督。如果机器人按照词典的定义，是“能够自动执行复杂的一系列行动”的某种东西，那么洗碗机是什么呢？对一些机器收税，而对另一些不收，这可能带来管理混乱。

最后，虽然盖茨把机器人税看作是一种解决由科技快速变化带来的副作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也是对资本投资加税——而每个国家都在努力鼓励这种投资。难怪当一名负责数字化事务的欧洲官员被问及是否支持机器人税时，他会连连说“绝对不要，绝对不要”。

征机器人税这样的提议很吸引人，因为横跨大西洋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工资增长停滞和科技快速变化，这种状况激起民粹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看起来机器人对此至少要负一部分责任。今年初在达沃斯，一次游行把人工智能的影响和民粹主义者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微软现任总裁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表示，他“2016年学到的最大一课”就是要确认“人工智能突破带来的盈余”不是集中在少数人那里。赛富时（Salesforce）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警告人们自动化发展可能会导致“数字难民”的出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告别演说中，他对一位观众说，“下一次经济危机浪潮不是来自海外。它将来自于自动化，其发展脚步将无情地淘汰大量良好的、中产阶级的工作。”

然而，最近宏观经济范畴的学术研究表明，目前的工资增长停滞和机器人关系不大，更多是和房地产和市场力量相关。

实际工资增长受到两种因素的作用：生产率变化以及劳动产出在国民产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如果工人贡献的 GDP 份额没有变，那么实际工资仅仅跟随生产率变化。

在过去 40 年里，美国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变化相背离，因为劳动产出的份额在减少。1975 年，劳动收入占到美国全部收入的 65%。今天，这个数字降到 60%以下。如果这个比例和以前一样，那么美国工人们每年可以多得到一万亿美元。而现实是，这些钱都到了资本持有者手里。

一些观察者把劳动收入占比的下跌归因到工人日益递减的议价能力、外包、或者工会的衰微上。举例来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把缓慢的工资增长归咎于那些“不好”的贸易协定，它们让其他国家的低成本生产者得到赋权。但是劳动收入占比减少是一个全球现象，不仅出现在北大西洋，在中国和日本也能看到。而且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同时发生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那么，境外转移就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了。经验研究已经发现工会衰微与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是有限的。

我们也很难去怪罪机器人。正如西北大学经济学家马特·罗格拉伊（Matt Rognlie）所指出的，机器人和自动化——广义上的——在价值上只是美国资本存量的一小部分，最多占美国 GDP 的 15%，这一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保持稳定。对比来看，建筑的价值——住房、公寓、写字楼——则相当于 GDP 的 175%。劳动和资本收入占比是流量（flow）数值，而这些是存量（stock）数值，自动化相关的资本规模和住房相关的资本规模之间的重大差距，提醒人们不能把机器人看作是近来工资增长疲软的主要原因。虽然科技和自动化确确实实在近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资本存量数据表明，它们无法解释近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对于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下滑，有个更好的解释是竞争减小以及房价上涨。大部分人能够理解，企业竞争的减弱可以增加企业的议价能力以及降低劳动回报，特别是在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崛起的背景下。但是很少有人能想到他们自己的住房会和停滞不涨的工资有什么关系。

资本收入增加的份额中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在伦敦或纽约的面临困境的承租人或者购房者可以证实这一点。根据一份账目所示，今天房地产在总产值中的份额比 1950 年代时高三倍。伦敦、旧金山之类城市房价更高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阻止房屋供给增加的调控政策。更高的房价减少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因为工人们必须把收入增加的一部分花在比之前更高的租金或房贷上。与之相对，人为限制房屋供给抬高了房地产价格，让资本持有者这一特定人群——持有高价财产的人群——受益。

根据一份账目所示，今天房地产在总产值中的份额比 1950 年代高三倍。

限制房屋供给的监管措施支撑着房价高企，并且确保房产所有者们维持现在富有的状态。这些政策同样重塑了劳动力的迁移模式。经济学家彼得·加农（Peter Ganong）和丹尼尔·肖格（Daniel Shoag）的新研究表明，在住房成本调整后，纽约的看门人比美国南方各州的看门人少挣 7%。而在 1960 年，也是在住房成本调整后，纽约的看门人比南方各州的看门人多挣 70%。高昂的住房成本正在将低技能的工人封锁在高收入区域之外，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移动性。

因为低技能工人聚集在低生产率地区，这些地区的低价劳动力过剩，进一步抑制收入的增长。换句话说，纽约和旧金山的分区法（zoning laws）不仅将低工资的劳工驱逐出城市，而且压低了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工资。在美国，低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的工资在 1980 年左右就停止了靠拢趋势。这也是劳动收入占GDP比例下降的部分原因。

政府知道如何处理企业竞争减弱的问题。欧盟的反垄断管理局以触犯反垄断法为由，对谷歌开出数十亿美元的罚单。在美国，像纽约参议员查克·舒默（Charles Schumer）这样的民主党人也通过反垄断政策来促进实际工资增长。

但是美国政客们一直以来不太想对房地产做什么。实行更多住房方面的严厉监管在政治上是有挑战性的，因为它违背了政治传统。左派不喜欢放松管制，而右派担心打击到房产所有者，这些人是他们选民基础的核心。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政治“三难困境”，即以下三条中只能同时做到两条：收入增长，低税收，高房价。如果政府选择默许房价继续走高，那么想要工资增长较多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更多的再分配。那位想要向政界注入新鲜想法的科技领袖，应该放下机器人税，转而在硅谷最贵的周边区域建造便宜的公寓。

（翻译：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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