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正午办了一次沙龙。来的七八十人，都很年轻。一个女孩说，你们终于来西安了，西安终于也有这样的活动了！很多人拼命点头。又一个女孩问，这么多年了，人们提起陕西，提的还是陈忠实、贾平凹，为什么没有年轻的文学上的代表？
同样在西北，陕西人的骄傲和失落是很特别的。西安号称十三朝古都，这十三朝里，有一些不大想得起的王朝，比如前赵、前秦、后秦、新莽，但毕竟有汉有唐，中国历史想像中最重要的两个王朝。
两年前，我和堂弟去陕西省博物馆。青春期的男孩故意要反叛知识：姐，要是偷了这个金盆，我就发了。我说，满屋子的青铜器，你就偷一个金盆？表弟哦哦哦地，不再说话了。毕竟还是很乖的、反叛手段不多的男孩。青铜器、唐三彩……展览结束于宋瓷——在西安，宋以后已不算文物了。
宋以后，政治文化的重心也就真正往东、往南了。随着航海的兴起，另一条“路”——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重要，而陆上的丝绸之路逐渐废弃。敦煌没落，千佛洞没了香火，坍塌失修，只有一个看守的王道士，等着西方的探险家到来。整个西北都在历史的倾斜中滑落到边缘，西安不再是变化的中心了，所有震动中国的事情，都不发生在这里——除了西安事变和延安的崛起。
对于一般人——比如阿Q，祖上阔过的感觉已经足够了，但是对有志气、有责任感的人，这种历史负担也太沉重。写过《创业史》的作家柳青（并不是滴滴打车的柳青），曾对路遥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一天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柳青觉得，他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他对路遥说，“这个担子你应该挑起来。”路遥写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路遥写得辛苦，大家都知道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完成后，他因病去世，才43岁。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报道中，作家肖云儒回忆起一件事。有一天，他们正在新闻出版局开会，陈忠实、路遥都在。“出版社有个人就过来了：路遥，祝贺你啊，你得茅盾文学奖了！陈忠实那个表情就是愣一下，像是被电击了一下，两秒钟以后才反应过来：祝贺你！他下决心就要回去写小说。”
1992年，《白鹿原》发表。那年陈忠实50岁。后来，《白鹿原》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在《白鹿原》的写作中，陈忠实对来访的年轻人说，他想写一本死后垫棺做枕的书。年轻人有点意外，竟无言。两人一阵沉寂。陈忠实在回忆里说，其实这是他最真实的心态。《白鹿原》宏大的史诗激情、试图成为民族寓言的野心，不仅陈忠实之前的中短篇无法相比，19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中也已不多见。
同时代很多文学作品都被遗忘了，或成为少数人的读物，但《白鹿原》仍然健在于我们的生活。它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仍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顺便说一句，小说里从未出现油泼面，吃得最多的是馍馍和小米粥）。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在陈忠实的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他写到1985年的一次创作研讨会，“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那次大会上，路遥也发言了，结束语是，“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当时，澳大利亚羊在中国牧区和农村大面积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是推广的重点地区。路遥借此隐喻现代派和先锋派的热潮，他崇尚的仍是现实主义，陕北农村一贯养育的山羊。
陈忠实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
晚些时候，陈忠实在《世界文学》上读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原文如此，应为《人间王国》——作者注）。小说读得迷迷糊糊，但他对介绍作者卡朋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当时，拉美地区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年青作家学习和仿效的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卡朋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学习现代派文学。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响，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之极，离开法国，留下一句话：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
陈忠实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多种流派的作品，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朋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现代派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朋铁尔之后的选择。他去了海地，那是拉美地区唯一保存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要“寻根”，寻拉美移民历史的根。他一蹲几年，写出了一部《王国》。这本书开启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陈忠实被卡朋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震惊了，他觉得，必须立即了解他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于是他住到西安附近的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在历史和想像中搭起白鹿原上的时空结构。
八十年代，有一种文学叫“寻根文学”。作家们回到原乡，从乡土故事中挖掘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但是这些作品中，原乡通常都成为奇观，“挖掘”出的是愚昧麻木的“国民性”。陈忠实不是，在对关中平原的回溯中，他扎扎实实地认同了过去——以儒家文明为中心的乡村生活。白嘉轩和姐夫朱先生，就代表了这种秩序，和秩序赖以存在的道德。小说开始时，陈忠实描写朱先生到南方游历：
“所到之处，无非小桥流水，楼台亭阁，古刹名寺，看去大同小异。整日吃酒游玩的生活，使他多年来形成的早读午习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他一身布衣，青衫青裤青袍黑鞋布袜，皆出自贤妻的双手，棉花自种自纺字织自裁自缝，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绸。妻子用面汤浆过再用棒槌打得硬邦邦的衣服使他们觉得式样古笨得可笑；秦地浑重的口语与南方轻俏的声调无异于异族语言，往往也被他们讪笑取乐。他渐渐不悦他们的轻浮。”
朱先生不仅自身严格遵循道德行事（所谓“慎独”），还制定了白鹿村的《乡约》。他是白鹿原上的圣人，道德象征，白嘉轩是把道德贯彻到村里的世俗之王。陈忠实如此坚定地相信他们，以至于参加革命的下一代都只能是不孝子——年轻人是不孝的，南方是轻浮的，女性是隐藏的威胁。他们无法获得作者公平的理解。
当代中国文化的确是不自信的，充满了自我否定，破碎、分裂。陈忠实却如此确定地“相信”某些东西，像他的文学同乡路遥一样，并为此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对于同样处在分裂、自我否定的中国人，那个不无美化的传统乡土社会，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会被再三的召唤而来。
在这个层面，另一个陕西作家贾平凹不一样。他是更好的诗人，语言的创造者，但他不“相信”，他的商州、清风街有丰富而暧昧的细节，他的西京是颓丧的，猥琐的。他是农民，是文人，但不是理想世界的立法者。
2006年，话剧《白鹿原》在北京上演，陈忠实也来了。在北京西四环边的一个宾馆，我见到了他。陈忠实穿着短裤，赤脚盘腿坐在椅子上，他说自己已经不写小说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主要是散文和序。
我们的谈话很不愉快。我问他写《白鹿原》之前的心情，是不是很着急。他说：“谁不着急？谁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只有一个乡的人知道？谁不想传播到另一个乡去？”他瞥了我一眼，“你问这个，不是说废话呢吗？”
几次对话之后，陈忠实沉默了，他侧过头看着地面，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真是难以置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采访对象。我讪讪地离开，回家之后，拖稿到死线的悬崖，才把这次失败的采访写了出来。此后每次回想，我都为自己的愚蠢而面红耳热，但又忍不住觉得，陈忠实的沉默太有趣了。
是的，我可以想像，《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已经接受了无数次采访，再懒于回答重复的问题。我也可以理解，他是陕西省作协主席，教训一个小记者算什么。我更加可以理解，一个西北人是擅长沉默的，不情愿的时候，会不惜难堪地沉默下去，用沉默打败世界。但是，回想起来，我们的对话出现分歧，是从一个提问开始。我以为《白鹿原》和中篇《蓝袍先生》中所写的，是我所熟悉的西北生活，西北性格。陈忠实却觉得，那是整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他一再说：“南北东西，生活习性上有小差异，精神传承上没有大差异，都是儒家文明熏陶下的。”
对话无法在同一个层面进行，往更深处，我就像那个提问的女孩一样，尽管是熟悉的生活，却感到无法被完全纳入这个“民族心理结构”和白鹿原的世界。而白鹿原的世界是不容置疑的，正是陈忠实的确定和固执，才会有了这部小说。
同样像那个提问的女孩一样，一个当代的、生活在城市的女性（一定也有很多男性）希望有新的文学代表。然而要理解现代生活，同时不简单抛弃传统的重负，写出新的心灵，是新一代的难题。陈忠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因病去世。贾平凹的悼文里引用了一句词：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
从旅行中回来，我才想到，应该去陈忠实故居看看。我重读了《白鹿原》，作为纪念。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