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它现在还不能独立行走，多年之后才行。”1862年，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Horatio Lay）在给后来接替他出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的信中这样写道。当时，李泰国正按照“直接在我控制之下”的原则，积极推进为镇压太平军而购置新式船炮的事宜。

李泰国深信，中国海关只有在购买舰船和雇用船员方面拥有绝对、无条件的自主权，并应该让舰队成为“海关的一部分”时，清政府才会被迫开始进行其非常需要的现代化，而如果不强硬迫使清政府走上现代化道路，唯一的后果就是英国得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

但李泰国很快就发现，即使是在最落魄的时候，清廷也依然不愿顺应英国人。在反复协商未果后，恭亲王奕䜣呈请上谕，李泰国被革职，而反对武力干预的赫德获得了总税务司任命。赫德配合的态度和乐于效力于清政府的意愿，使得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把他称为“我们的赫德”。

赫德进驻北京以前，中国海关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南京条约》签署之前，清政府已经发展了从前朝延续下来的榷关系统，对海外贸易进行调节、控制和征税。《南京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后，小刀会（清朝的一个民间秘密组织）于1853年占领了上海县城，赶跑了清朝官员。为避免上海在缺少清廷官员的情况下成为自由港，陷入冒险家、军火商、雇佣兵带来的混乱，1854年，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主张在不取代清朝官员的前提下指派外国人作为税务监督，帮助重建贸易秩序。在一笔可观的关税收入的诱惑下，长江下游省份的总督们同意合作。就这样，英方上海副领事威妥玛（Thomas F. Wade）、法方领事馆译员史亚实（Arthur J.Smith）、美方领事馆贾流意（Lewis Carr）成为外籍关税管理委员会成员。一年后，贸易关税及船钞显著增长，比起上一年几乎翻了一番。一年之后威妥玛重返领事馆工作，职位由李泰国接任，江海关财政收入继续飞速增长。辛酉政变以后，奕訢对上海模式进行规范，并且推广到其他开放口岸，正式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管理各海关雇佣的外籍税务司及其他外国职员。

对于清政府来说，海关可以获得税收，可以让清政府掌握军火贸易，还可以对外国事务实行更严密的控制，防止地方官员致使清廷卷入与西方国家的冲突。而对英国来说，海关可以帮助减轻英方责任，巩固英方与清政府合作，并确保中国支付维护沿海安全的大笔费用。赫德成为总税务司后，中国内乱导致的动荡局面、新贸易体制与航海技术创造的历史机遇，让海关在清王朝和欧洲帝国之间的缝隙中生长，成为外国和中国商人之间的现代集权行政组织。

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方德万在新作《潮来潮去》中，梳理了从1854年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海关历史，并把海关历史放回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全球化的历史当中。方德万笔下的中国海关，在太平天国的乱世中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结束。最初，它的职责仅仅是对外国轮船运来的货物估税。不久之后，海关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超越了单纯的税收机构。1895年后，它又深涉中国外债事务，并干预中国外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让中国免遭瓜分。辛亥革命以后，海关延揽了关税的实际征收，还负责起中国的内债事务。在20世纪30年代，海关执行国民政府制定的高关税政策……

海关本来是外国人设置的机构，但却逐渐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中国机构”，并在清朝和民国的统治秩序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对这样的官僚组织，人们不免抱有诸多好奇，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由外国人掌握的海关，究竟是对国家主权的伤害，还是现代化的传播者？

海关与中国现代化

清末海关是一个国际化的独立王国，人事、行政权力都由外籍雇员掌控，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海关初期，工作人员是由李泰国等人从欧洲挑选来的，而赫德执掌海关以后，极力避免让冒险家和追逐名利的投机分子成为海关主力，他招收“聪明、好看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必须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并通过一系列考核。近代海关洋员来自世界二十余个国家，总人次达到8万之多，成为了中国政府历史上最大一次雇佣庞大的跨国工作群体，其中不乏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佩里·安德森兄弟，他们的父亲詹姆斯·安德森就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这些人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的浪潮。 

清朝的旧海关实行包税制度，只要完成定额，之外的税款自行处理，大量税款流入了关员个人腰包，再加上没有财务制度，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赫德获得海关管理权后，引入了英国的文官制度、现代财物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逐步建立起近代海关管理制度。实现了效率和纪律，被公认为清廉，以至于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认为，“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

赫德把海关视为中国现代化集权官僚体制的核心。在1885年写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的信件里，他希望中国海关成为“革新政府中各个部门的核心”。他多次呼吁建立一个中央铸币厂，建议进行财政和金融改革，建立国家邮政局，组建现代海军，成立铁路以及矿业建设部门。

海关呼吁政府对内政、外交、军事进行改革，并为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海关的支持下，清政府开展了洋务运动。在19世纪70-80年代，海关深涉清政府的现代军舰购置和外交事务之中。

海关还推动了教育的现代化，它向各地同文馆提供经费，并从海外选拔优秀的人才到学校任教，赫德本人则长期担任同文馆监察官。同文馆设置的目的是为外交机构培养人才，但是赫德却对它有更高的期望，希望它成为中国卓越的高等学府。同文馆提供自由教育，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和法律著作，其设置的学科冲击了科举制度和封建思想，客观上符合中国自强与启蒙的需要，它的毕业生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外交、文化、实业等各领域的中坚力量。清政府于1866年向欧洲派出的第一个非正式的国外考察团——斌椿使团里，就有凤仪、张德彝、彦慧等三名同文馆的学生。他们跟随赫德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普鲁士、俄国等欧洲国家，历时三个多月，充分见识了欧洲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开阔国人的眼界大有裨益。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张德彝在这次考察之后，将标点符号引进了国内。

客卿制度：是否涉及主权问题？

有不少对近代海关的批评，都认为赫德权势太大，掌握着太多重要的发展部门。近代如邮政、铁路、教育都和他有很大的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中国战争赔款。人们认为，这样重大的国家财政问题都由外国人来掌握，是对主权的伤害。可是实际上，多年来的研究已经证明，海关高级职员中始终存在着职业精神，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给母国谋求特别利益。赫德就曾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在赔款借款上，赫德从符合中国利益的角度出发，去盘算中国怎么借款更合算，并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帮助中国在各家银行进行了借贷。“这是职业经理人的专业主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论赫德在中英之间的位置。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则指出，虽然很多人把海关等同于帝国主义侵略，但是中国学界一向对海关和海关外国雇员的评价一直很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大家公认赫德主持的海关是清末唯一一个廉洁、有效率的部门。”秦晖认为，在批评洋人掌控海关之前，应当弄清楚任用外国人和主权完整是否有矛盾。他指出，外籍人士相当于国家的雇员，他们并不是外国政府派来的，而是国家自己请来的，雇用和辞退都是国家的权力，并不涉及主权问题。不仅如此，秦晖还认为，“近代中国基本上处于全方位的需要引进新知识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雇佣外籍专家，必不可少。”

而且实际上，跨国的雇佣关系在中外都有悠久的历史，当代美国就是广罗人才的典范。在盟军攻克柏林时，前苏联忙于将大批德国设备运回国内，美国却派了科技专家到德国物色人才，将大量科学家运往美国。而在中国战国时期，在其他国家则陷于内斗、互相倾轧资源和人才的内耗之时，秦国采取了客卿制度，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有才之人，有志之士为国家效力。马勇指出，客卿制度的传统，在近代特别是在明朝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中丢失了。清朝本身是满洲人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不得不学习利用、使用来自西方人的经验。

虽然雇佣外国人并不涉及主权问题，但近代中国的确在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丧失了关税自主，比如《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与英国商定”，表明当时的中国无法自主决定应该对英国的进出口货物征收多少关税。秦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包括关税税率在内的海关规则应当由本国决定，外国雇员也应该是在中国划定的框架下工作。不过，“中国的事情虽然应该由中国定，但也不能乱定规则，否则对外国有坏处，对中国本身也有坏处。”一方面，关税自主和取消治外法权一样，是我们民族自立过程中需要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如果说海关自主就是保守老传统，不愿意接受现代化的规矩，首先是对本国不利的。“主权要捍卫，但是普世的进步原则也要追求。”

代表了进步原则的海关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因为它渡过了1912年的专制王朝崩溃、民国初期的内战和国民党的崛起，甚至也在中日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尽管最后几乎奄奄一息。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并保留了原来的海关职员。时任总税务司的美国人李度（Lester Knox Little）曾非常高兴地说，“新的政权显然看到了海关的非政治性和服务民众的性质”。不过，在海关得以在新中国延续以后不久，1952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了，所有海关职员都被要求写作“反省检讨书”，其中一位检讨书的作者写道，“三反运动”让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克服“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习惯，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帮助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接下来，他还列举了他在海关部门中犯下的腐败行为，并提供了同僚的相关信息。不论这样的检讨是真心还是例行公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清末开始的海关价值和传统不再被接受，它的历史也被否定。近代海关就此逐渐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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