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婷婷（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扬州是中国历史的惊鸿一瞥。一座城市就如同一个人，为城市写书，好比为人作传。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因一次旅行而钟情扬州，进而研究扬州。近日，一直在读她所作《说扬州——1550到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克服语言、文化壁垒，她将明末到清中叶的扬州兴衰置于城市学、社会学的视阈中进行论述。有别于宏观叙事，细腻的女作者更关心扬州的市民社会，人如何在城中生活、死亡——这些雪泥鸿爪才是城市诚恳的真相。

在书中，她用了不少的篇幅，论述盐商这个主体与扬州城市、文化、市民社会的互动。明末到清中叶，扬州的形象是复杂的，它来自于财富、权力和文化活力的结合。这种形象，正是由盐商塑造和引领的。因为长期的重农抑商，在中国，商业对城市建设、权力边界、社会治理、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形成的影响，鲜有进入主流的史学叙事中。

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那些被忽视的东西里，往往藏着某种真实的力量，也许还指向了未来。

1、盐商的黄金时代

文学的扬州与史书中的扬州常常重叠了——它被建构为梦幻之地。梦的源头是杜牧，这位风流才子一生眷恋扬州，写下了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绝句。城市让人难忘，是因为一些人曾生活在城中。“三生杜牧，十里扬州，前世休说。”隔了许多年，姜白石在二十四桥的月色中沉吟彳亍，想起杜牧，轻声问：“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开？”

暮春时节，扬州终于成行。瘦西湖上画舫如织，疏林如画，想及繁华旧梦，难免唏嘘。扬州曾有两个黄金时代，一是隋唐，一是明清。相传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只为一睹琼花的芳颜。他在扬州吃过的“碎金饭”流传至今，成为一道独特的美食——扬州炒饭。历史的花边掩盖了这位帝王的鸿鹄之志。大运河被承认了——隋炀帝之后，长期作为南北交通动脉。河道上船桅相接，商贾往来，他们给港口城市扬州带来了京华烟云。扬州盐业贸易肇始于此，逐步发展为一个繁华的口岸和商业中心。

扬州的商人，主要为西商（山陕地区的）和徽商，据史学记载：“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戏曲家汤显祖曾写下：“欲识金银气，来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词句，记述徽州的富庶。然而西商更为零散，且他们通常将财富带回故乡，徽商则积极参与扬州的建设，甚至落籍浙扬，所以徽商成为观察的主体。

唐时期，诗人李白在我的故乡武汉，送别朋友孟浩然，写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让扬州的春天，千年来为骚人墨客魂牵梦萦。

安史之乱后，扬州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一蹶不振。如清时期的学者姚文田所言：“维扬为南北津要，自秦汉以后，迄于戎马之冲，其郡县之废兴，疆域之分并，视他郡特多。”每每帝国分裂期间，江淮会形成一道边界，因而军事冲突尤其多。在汉末的战乱中，扬州还遭遇屠城。诗人鲍照作《芜城赋》，纪录战火烧过的城池——“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宋、元直到明初，扬州远不及苏杭。这一时期，盐业贸易为官府垄断。南宋时期，因为政治和经济中心变成杭州，运河扬州段的作用日渐式微。

直到明时期，扬州迎来第二次春天，明末到清康乾时期达到巅峰。食盐贸易的复苏，源于政策的激励。明朝边疆战事连连，开始屯兵制度，政府出台纳粮制度，即向商人颁发盐业执照，商人缴纳军粮，并发展为折色——允许商人将粮食折算成银两。晚明时期，盐政进一步对徽商有利，为了激发商人参与贸易的兴趣，政府于是提供了世袭的许可证，来管理两淮盐区内指定的盐纲，该制度立刻获得了成功，并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徽商逐渐发展为扬州的主导社会群体。

在中国的历史上，政商关系从来都是很微妙的，在晚明到清朝的盐业上尤为典型。两淮盐区沿着淮南和淮北的海岸线展开，盐场多位于淮南，沿海城市常遭洪涝。作为盐区腹地的扬州同时也在运河、长江交汇处，这两条河流串联起中国北方绝大多数省份——他们是食盐的消费区。这一时期，两淮盐政设在扬州。食盐业属于政府监管、主导，商人参与，大量的商人聚集在扬州。与此同时，商人同时涉足金融、地区日用品贸易，包括江南的丝绸等。

数百万消费者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扬州，学者估算，其数量超过中国任何一座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因盐业而兴，一时富甲天下。“山泽之利，盐赋为最……居天下诸司之半。”将盐业贸易视为帝国的核心事业也毫不夸张。食盐的贸易对扬州社会结构和城市文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盐商的文化活动、政治行为来体现。

2、盐商园林与扬州的文人文化

长江是中国地理的一道分界线，江南意为长江以南，“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明代地理学家的记述，说明江南江北的风貌之外，也透露出两地的经济落差。但是，理解江南这个词，需结合地理、文化、行政等因素，他们有时候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扬州在长江以北，但没有人怀疑它是一座江南的城市，文化意义上的江南。

作家龙应台曾说过：“文化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文化由人创造的，在这一时期，扬州的文化由盐商主导。获取了财富之后的商贾，慢慢转向政界和士绅阶层。

曹雪芹生于康熙年间的金陵。在《红楼梦》里，林黛玉初进贾府，尽管侯门深深、礼节繁琐，但初次进京的幼年黛玉依然表现得体，不卑不亢，王熙凤赞之曰“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丝毫不输绣户侯门的迎春、探春、惜春。林黛玉出生在扬州，父亲林如海是扬州巡演御使，全面负责两淮盐政的运行。

淮盐御史在当时的官僚机构和社会资源交换网络中地位极高，这也是为什么门第观念极重的贾政，为什么选“支庶不盛，子孙有限”的林家联姻。巡盐御使之女林黛玉，生活优渥、知书达理，对大观园里奢靡铺张的生活适应自如则不足为奇——那本来就是她的生活方式。

大观园的地点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哪里，但是曹雪芹所描绘的，毫无疑问，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园林。不论是曲径通幽的院落，还是亭台水榭的陈设，都带有江南园林的影子。林黛玉所住的潇湘馆，窗前翠竹摇曳，回廊曲折。“食可无肉而居不可无竹。”这是典型的江南文人的审美趣味。

彼时，儒家思想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崇尚致君尧舜上，也就是“士”为最高阶层。获取财富的徽商的子女，通常会得到很好的教育，一般到第二代、第三代，便开始科举入仕——扬州盐商开始士绅化，士族精神、文人风骨在商人身上杂糅、统一。

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参与文化生活和城市建设，修建园林首当其冲，这一活动延续到清末。李斗在他那本著名的《扬州画舫录》有“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的记载，可见在乾隆年间，扬州的园林声名甚至在苏州之上。据统计，巅峰时期扬州有园林200余处。

扬州的园林充满文气，泛舟西湖，柳风拂面，岸芷汀兰，雕梁画栋，太湖石上绿萝袅袅。这些园林，在当时皆为盐商所建，在康乾下江南时期，供休憩赏玩。郑元勋出身徽商家族，也是最早的扬州园林建设者之一，他极为推崇文人路线：“（园）主人胸中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亦可。”

园林不只是城市景观与居所，更是文人生活的空间，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空间。扬州的诗词、扬州八怪的画，都离不开园林。从明中叶开始，士绅阶层经常在园林中举行文会，与王羲之的兰亭雅集相似。《扬州画舫录》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园中摆着案台，放着笔墨纸砚、美酒佳肴，与会者挥毫泼墨，写诗作画，探讨、校正并印刷传阅。偶尔还有戏曲表演。

园林的文会不仅引领了社会的生活风尚，与此同时，酬唱赓续中，积累了大量诗词、绘画作品，催生了包括郑板桥、董其昌在内的名家。而在清初，园林雅集，甚至成为复国义士政见交流、互诉衷肠与排遣苦郁之所。

3、扬州十日中的盐商

朱自清是扬州人，我们在运河边的一条巷弄里找到他的故居。在他的心中，存在着另一个扬州，二十四桥、文选楼、天保城是人迹罕至的，“大家常去只有史可法的‘梅花岭’罢了。”这位在明清改朝换代中抗争殉国的将领，身后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袁枚曾在梅花岭痛哭了一场。后来，孔尚任来到扬州，根据史可法的故事写作了《桃花扇》。

17世纪40年代，扬州再次被卷入了战争的中心。关外的满族人日渐强大，而明王朝却陷入权斗的泥潭，加之连年水患、瘟疫、饥荒，帝国岌岌可危。李自成叛乱之后，崇祯皇帝杀死了自己的妃子，并自尽于故宫后的景山。前明的官员在南京创立了南明政权，史可法任兵部尚书，保卫扬州城。

崇祯的死讯传到扬州，郑元勋悲恸不已，在大庙里为他披麻戴孝。清军正在东下消息不胫而走，郑元勋散尽家财招揽义士，并晓之以情理，他们希望能为扬州贡献绵薄之力。他和他的侄子，都在后来城破的乱战中阵亡。

清军终是势如破竹，一路南下。而在满人到来之前，南明的多方势力已经开始为争夺扬州的财富而陷入僵局。原李自成的部下高杰，叛闯投明，驻军扬州城外。他希望能够进城，但此人生性残暴，史可法拒绝了。高杰一怒之下，将一个村庄夷为平地。他扼瓜洲要塞，切断了扬州人南逃的道路。期间，与之有故交的郑元勋，不惮单骑出城，以忠义劝之，让他为扬州人留活路。然而不久，高杰被杀，余党混乱，周围的难民纷纷涌进了扬州城，人口激增。

清军随之而来，扬州失守。郑元勋死了，史可法也死了，他的尸体在乱战中没有找到，遵照生前的遗愿，扬州人在梅花岭修筑了衣冠冢。在战争中，为了宣誓胜利，屠城常常会发生。据说，在清军攻城之前，曾有徽商贿赂清军主将豫亲王30万两白银，以求保住扬州免于灾难。

但是，血腥的味道还是在扬州城的街道蔓延开来，经久不散——这场屠杀整整持续了十天。一位叫王秀楚的幸存者，撰写了《扬州十日记》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池一沟，堆尸贮集。”读之令人恻然。史学家考证，王秀楚所言的死亡80万人有夸张之嫌，估算当时扬州人数不超过17.5万，但这仍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十天之后，大屠杀结束了。豫亲王走在荒凉的扬州城里，清点损失。尸体实在太多了，数不胜数，也无处掩埋。死亡并不全由侵略者造成的，江都地方志里，记载了大量忠烈自裁的故事。一位徽商的妻子，为了避免落入清军手中，将门用柴火堵住，在屋内点起一把火，一家四十七口人全部被烧死了。

这是一场人性的大考。其实不难发现，扬州盐商的角色与表现，士大夫的气节、悲天悯人的良善、以及积极斡旋的作为皆令人肃然起敬。在灾后扬州城的重建中，这些精神体现得更为明显。

金庸的《鹿鼎记》中，韦小宝生于扬州，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在扬州。在清初，扬州聚集着大量的前朝“遗民”，他们有着切肤的共同体验，相互理解，彼此慰藉。许多遗民本身是晚明徽商之后，另一些守志不仕的文人，通常会得到商人的资助。久远和新近的历史事件混合，使得清初的这座城市成为怀古伤今最好的背景，为清初文人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王士祯、孔尚任，当他们来到扬州，无不被这种氛围打动——这甚至形成了一种流派。

时间治愈人心和记忆——整整21年，一代人长成了，清朝的政治也企稳了。在初期，扬州的官员基本由汉人担任，这也是朝廷缓和矛盾的手段。1672年，遭遇了夏天的洪涝灾害，两淮地区迎来严酷的冬天，饿殍遍野。巡盐御使命令盐商组织救助措施，在城墙外设置四处施舍点，每天为贫困者提供米粥。这次救济花费2万多两白银，政府的作为也被扬州人认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赈灾中，盐商们展示出极佳的组织能力和雄厚的财力资源——盐业贸易正在复兴——徽商重新登上了扬州历史的舞台，他们再次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繁华和富贵。

4、少数人的责任

近日，我读到南京大学杜骏飞先生的《少数人的责任》，颇有感触。他在文中指出，通常状态下，历史是由少数人精英引领的，自柏拉图以来的精英主义是西方政治里最深厚的叙事，在中国亦然。

精英主义在中国，则表现为士大夫精神。从战国开始，士则常常冠在大夫之前。一些出身士的人，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靠着自己的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宰。从那以后，“士大夫精神”贯穿中国两千多年。其核心是坚守道德理想，追求人格境界，承担社会责任。

这种担当的道义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烟云里，经过几世浮沉，几度泯灭，往往会重新还魂，而后达到一个新的极致。

杜先生所谓的少数人，指涉的是知识分子，古代称之文人。在中国，“商人”一直带有贬义，显得不够高尚，甚至锱铢必较重利轻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甚至将青楼女子称为“商女”。

但是，在晚明到清中叶的扬州，徽商与文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身份重叠。他们在特殊的时期，会肩负起“少数人的责任”，同时比固执的文人更加圆融、入世——这种入世不一定是为官入仕，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肌理建设，包括城市、文化、医疗、教育、慈善等等。

文化的偏见是持久的。晚清、民国时期，商人有过短暂的好时光。政府意识到“实业兴邦”，民族工商界崛起，市民社会也随之兴盛。在战争时期，商人是慈善的主体，同时也是军需的来源，他们为前方提供了物资、粮食。

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负起“少数人的责任”。以卢作孚为例，他经营的民生公司是当时最大的航运公司。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拉开序幕。淞沪会战前夕，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500余家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等被要求撤退，民生公司担起抢运工作。卢作孚亲自指挥了这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除了撤运物资设备外，在武汉沦陷之后，民生还昼夜不停地，运送将士到前线。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这些故事都散落在故纸当中，不能进入主流叙事的框架。

兴也盐政，败也盐政。19世纪末到20世纪，主政者政策的变化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上海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蒸汽船和铁路带走了扬州的远程贸易伙伴，扬州被迫回到自己的腹地，盐商也随之没落了。它出现在郁达夫、朱自清笔下时，气象已不复当年。今天，扬州依然不过“芸芸众城”，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记得方塘智库创始人叶一剑在解读天津百年兴亡的文章中的一句话：“没有无终点的衰落，期待可持续的繁荣。”谨以此送给我喜爱的扬州。

（注：此文参考了《说扬州——1550到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一书，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