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满清政府五位高官搭乘法国轮船，从上海出发，开始了长达多半年的欧美各国考察。上谕要求，他们此行 “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由于此前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这开天辟地第一次欧美考察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而在34年前，日本也曾组织重臣出访考察，此举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

一．

对于日本的维新志士来说，推翻幕府统治固然值得庆贺，但是随后而来的建设新国家的任务让他们倍感压力。“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后来回忆说：“自己认为，要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而且那一事业也大体完成，干了我们应当干的事。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

可贵的是，明治维新之初，以天皇名义发布的《五条誓文》就提出要锐意改革，“破旧来之陋习”、 “求知识于世界”。于是，在国内局势尚未稳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之时，维新政府就组织了一只庞大的外交使团，出洋考察。

该使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这些人都是当时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著名的“维新三杰”中有两人（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参加了使团。这么多重臣一起出访，被视为是“日本内阁集体出动”，表明了这个后发国家渴望了解世界的迫切心情。

日本各界对使团寄予厚望。恰如伊藤博文所说：“为使我帝国进入开明各国之社会，内政应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种方略，外交应以何为准则，以及应如何交际等等，都是需要咨询研究的。” 在为使团送行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感慨道，“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团在横滨启航，开始了走向世界的旅程。至今，我们在日本的历史书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幅油画作品，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场景：众多政府高官和外交官站在岸边送别，岩仓具视身穿传统服饰，在西服革履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的陪同下，乘坐小汽轮，缓缓驶向远处的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蔚蓝色的海水，多姿多彩的服饰，画面庄严华美。

这个隆重的场面，与30多年后满清五大臣出洋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到了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数人受伤。清政府只好重组队伍，3个月后再出发时，火车站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气氛紧张局促。

岩仓使团首先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在第一站旧金山，这个使团的表现就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关注和欢迎。旧金山市长为他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席间伊藤博文发表演讲。这位政府要员曾在22岁时留学英国，所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首先指着日本国旗说，这个又红又圆的东西绝不是所谓用于信封套的封蜡（“封蜡”意指日本的锁国），日本现在是刚从水平线出现的太阳，太阳冲破黎明的云彩而出现的时候，光还弱，色还薄，但等一会儿升到中天的时候，将会光彩纷呈：光被万邦。这种充满着幽默和信念的雄辩，博得了满堂喝彩。并于次日登载于美国全国的报纸上，引发了社会热议。

不过，岩仓使团在抵达华盛顿之后遭遇了尴尬。1858年，江户幕府同美国缔结了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有效期为14 年，届时可改订新约，岩仓使团希望在华盛顿与美国重新签约。在谈判开始之前，美国方面却提出要验看信任状。岩仓使团大囧，因为他们不曾带来信任状，而且谁也不知道外交交涉必须要出示和验看信任状。

不得已，使团派人回国备办了必要的文件，并再次渡往美国，才开始了交涉谈判。然而，美国知道了日本的文化程度之后，不肯简单答应改约的要求。双方商定，以东京为交涉地，继续谈判（该条约直到28年后的1899年才废止）。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

谈判受挫并没有让岩仓使团气馁，更没有让他们对美国产生偏见。当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正在进入电气时代，到处生机勃勃，一片繁荣景象。木户孝允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说：“虽然市街的面貌早有所闻，皆与想象的无特别不同，但至于学校和其他工场则实在是我的拙笔难以尽述。”

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被明治天皇依为柱石。美国见闻让他耳目一新。他说，眼前的现实“与昔日之思虑大相迳庭之处不少”。这个明治政府的重臣在美国剪掉了长发，脱下了传统的日本贵族衣服，改穿西服。

二．

在美国考察半年之后，岩仓使团横渡大西洋，来到欧洲，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意志、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11个国家。他们广泛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民，考察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各种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名胜古迹、博览会等，全面认识西方文明，“日日鞅掌，不暇宁处”。

随团秘书久米邦武在后来出版的《美欧回览实记》一书里，如此描述使节团全体成员日复一日的繁忙工程安排——

一旦我们乘坐的火车到站，我们立刻将行李丢在旅馆，然后就开始考察，白天我们四处奔波，观察裸露的机器和咆哮的机车。我们站在钢铁机器中间，四周烟雾翻腾，煤灰落满全身。傍晚时刻回到旅馆，宴会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脱去肮脏的外套，在宴会上，我们必须保持高贵的礼仪。如果受邀去剧场，为了跟紧舞台的节奏，我们不得不张大眼睛竖起耳朵，所有这些，把我们折腾得筋疲力尽。黑夜刚过，早晨迎接我们的又是前往一家工厂，并在厂里四处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新奇的声音和景象充斥着我们的耳朵和眼睛。我们被这样那样的邀请弄的心力交瘁。尽管我们可能想要喝一杯水或是头靠肘弯打一个盹，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任何我方个人的马虎都会导致失礼的后果。

欧洲的繁荣富足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让日本人受到极大震撼。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岩仓使团看到“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无论到何处，竟无一物产于地上，唯有煤与铁而已，产品皆自他国输入（加工后）再输往他国，工场之盛更甚于以往传闻”，英国 “独擅纺织航海之利，而成雄视横行世界之国”。这群来自农业国家的东亚人由此认识到，发达的近代工业和繁荣的国际贸易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

岩仓使团的成员各有分工，大久保利通将他的调查集中于欧美的工业和经济体系。他向工厂领班提问题，征求法律学者的意见，与市长交换意见，还与各国的外交部部长讨论问题。在伦敦，他经历了一场由电力行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所导致的停电事故，由此他发现了劳资纠纷可能引发严重的影响。大久保利通作了这样的结论，“英国城市的繁荣发生在蒸汽机的发明之后。”久米邦武也注意到，“当今欧洲国家的财富和人口现象是在1800年以后才开始显现的，最近的四十年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感叹道，“这么多年的知识积累才点亮了文明之光。”

岩仓使团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巨大差距并没有让他们望洋兴叹、萎靡不振。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刚刚经历过工业革命，就产出了如此巨量的物质财富，日本完全可以奋起直追，逾越差距。

大久保利通后来成为推动日本近代化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他这样总结岩仓使团的成果说，“（通过考察）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建国大业，靠议论辩舌不行，靠勉强筹措不行，靠虚声恐吓不行，靠权谋术数不行。”

当然，假如仅仅停留在物质财富上，那么日本此后开始的改革可能只是一场清廷式的“洋务运动”而已。让人惊叹的是，岩仓使团的见识远远超过了器物层面。

在参观英国议会后，这些来自远东的精英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人民公选议员而执立法之权，乃欧洲的一般通例，这在政治上是与日本最为不同的……日本的人民，历来有农耕自立的风习，以修身为政治的主义，而不重视财产，因而立法上无基准的主义，更不知民权、物权为何物，反而压制民权、物权，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良模，故治国安邦的议论常忽视财产问题。又因君子小人截然有别，自成一类，而使国家逐渐陷入贫弱。因东西洋相距遥远而来的人民习惯、差异，必然造成政治形式的不同。但方今世界舟揖相通，贸易往来，而欲维护国权、保全国益，则必须使国民上下全体一心，首先重视财产、致富图强。此不唯应须深切注意，且宜依此建立立法权。”

在逗留美国期间，木户孝允就曾留意美国宪法的翻译和研究；在欧洲，他又把当时在普鲁士留学的青木周藏叫来，针对宪法、地方自治、土地制度、宗教等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木户孝允说：“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鄙之差，然究其所以废兴存亡者，要之唯在于顾其政规典则之隆替得失如何。”

显然，这样的认识难能可贵。尤其是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来说，在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就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通过建立制度来保障民权及物权，是非常有远见的。

三．

日本为什么落后？这是萦绕在岩仓使团所有成员头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他们在考察中认识到，造成日本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落后。西方教育注重实际，国民从少儿时期起就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以作为立身处世、繁荣经济的资本，成为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日本人“务无形之理学”，就像“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明治维新以后，虽然有一些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学校，但从日本教育的整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式的传统教育。

在美国考察期间，木户孝允在给国内文部省官员的书信中写道：“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10年以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他激励日本人：“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后来在欧洲的考察，更让岩仓使团坚定了教育的重要性。使团中专门负责考察教育的田中不二麿说：“历涉殆十数国，立政之体各虽不同，至于其竭力于教育，彼此皆出于一辙。”因此西方教育普及，造就了大批人才，在国家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小学校之多，新闻纸之多，入学童子之多，超越诸国” 。日本人口与之相差无几，而土地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三，虽“野有遗利，山有遗宝”，但因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上下不免于贫弱”，原因就在于“不教之民难使，无能之民不可用”。

在木户孝允看来，“欲使我国推进全民之开化，开发全民之智慧，以维持国家权力，独立不羁，虽有少数人才出现仍十分困难”，必须大抓全民的智力开发、普及教育，才能为日本的近代化教育事业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人才，以“期其人千载无尽”，“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

岩仓使节团还发现，东西方在教育内容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即“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使两洋国民之贫富不同，尤觉生于此积习”。“有形之理学”指与工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无形之理学”则指儒家的经学。日本传统的儒家教育“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如果不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造，就培养不出堪当重任的人才。

岩仓使团经过考察，得出结论：要想富国强兵，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就必须培养出大批的实用人才，必须对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进行根本的改革。在岩仓使团仍在海外期间，他们的这些思想认识就影响了国内的教育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学习西方近代国民教育，颁布《学制令》，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它在全国范围内规定了整齐划一的教育制度并强制推行，规定“自今以后，一般之人民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反映了日本政府发展教育的决心。

岩仓使团归国后，推进“求知识于世界”的教育改革，抛弃旧老师，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1879年日本的小学达到28025所，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中学和各类专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兴办。甲午战争前，日本全国已建有各类大中小学近3万所，以至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叹息道：“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

四．

1873年初，岩仓使团来到德国。此时，这个使团已经在海外参观了一年多的时间，仍然兴致高昂，努力吸收一切新知识。

在德国，使团成员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深为这个不久前还是分裂状态的国家的高速发展所震撼。德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统一后致力于建设富强的民族国家。这和日本不是很像吗？岩仓使团对德国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更让岩仓使团感动的是，德国首相俾斯麦接见了他们。俾斯麦讲述了个人经历，也讲述了作为欧洲后进国的普鲁士依靠军事实力步入大国行列的历程。他的现身说法给岩仓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们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研究此国之政治与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

后来，岩仓使团又抵达了俄罗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和这个国家打过交道，认为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强国。可是在亲眼看到美国、英国和德国之后，他们打破了原有的认识。在俄罗斯，他们看到： “（市街）整齐恢宏......（建筑）壮观，在欧陆亦属第一……但俄国全为贵族之文明，人民全同奴隶，财物为上等人包揽，全国处于专制压迫之下，是以俄国之贸易不能自振，掌握于外国人之手，其利得为外国人所独占，观诸圣彼得堡之商店，触目皆大商号，但尽为日耳曼人所设。”

岩仓使团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每每把日本同西方对比，从中找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和可以行之于日本的方法。在一年多的考察过程中，岩仓使团感受到了世界潮流的强烈冲击。当时欧美各国相继采用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封建君主专制已被取代，“欧罗巴洲列国，感触于佛朗西革命，民伸自由之理，国变立宪之体，尔来星霜仅经八十年，中虽奥国保续帝威，二十年来亦已改为立宪之体，俄国之独裁，十年来略图与民自由，欧洲之文明源于此改革之深浅，其精华发而为工艺产物，利源滚滚涌出。”

因此，岩仓使团认为，日本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问题是，各国做法各异，日本应该学习哪个国家呢？一路走来，反复比较，岩仓使团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美国式的共和政治，还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都不适合日本的国情，不足以仿效。用大久保利通的话说就是，“民主政治实合天理之本然”，但“不适用于习惯旧习，固守宿弊之国民”。他认为以君主立宪之名、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之实的德国政治体制更适合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注重考察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说：“现在罕有与普国新政比邻者”，认为“尤当取者，应以普国为第一”。

也就是说，岩仓使团的结论是，由“小国”走向“大国”的普鲁士道路，才是最适合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日本应该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事实上，后来德国也确实成为日本效法的样板。日本政府效仿德国君主立宪政体和军事强权政策，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立宪政体，迅速崛起为东亚强国。在相当程度上，日本的国家制度就是德意志帝国在东方的翻版。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德国依靠经济军事实力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中成为新兴的军事强国的榜样作用，也影响日本走上了军事扩张、武装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邻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五．

1873年9月，岩仓使团回到日本。这次出访时间长达1年9个月，耗资达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通过实地考察，“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他们认识到，以前日本并没有从根本上学西方，一些改革措施还“多属皮毛之事”，因而沉痛地检讨说：“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

在出访前，岩仓使团与留守的政府要员达成约定：在出访此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重大改革；如不得已进行改革时，应知照使团；待使团完成使命归国后，参照各国情况再实施改革。

访问归来，日本的决策精英们对于日本未来所走的道路达成了共识。从此，日本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迈开了追求文明的坚定步伐，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近代国家。在一代人时间里，日本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实现了“明治梦”。

满清也曾派出一些考察团欧美，可是出洋者身微言轻，根本不足以影响朝廷大计。当然，根本原因是满清政府一直“摸着石头过河”、犹疑不决，从未真心学习西方先进国家。梁启超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中叶对西方学习的道路之后说道：“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洋务运动失败后，搞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又纵容义和团。直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才认识到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痛下决心，效仿三十多年前日本的岩仓使团，派五大臣出洋进行考察，以为“预备立宪”。可惜此时改革时机已经丧失，满清王朝垮台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因此，五大臣出洋并没有成为历史的拐点，而是一场历史大剧谢幕前的插曲。而岩仓使团则是历史性的起点，从那时起，日本未来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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