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男

一边是歌迷为偶像新歌熬夜打call；另一边，去年一部关于80年代新加坡“新谣运动”的音乐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为观众展开了新加坡华语流行乐从无到有的发展图景。

在多数人的认知中，港台才是一直以来华语流行乐发展最主要的阵地，但只有加上新马地区，华语流行乐的发展版图才算完整。

“三年六张专辑的成绩，已经足够她原地踏步”

1996年，18岁的孙燕姿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Someone》，这首歌后被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Start》中，这张专辑也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华语翻唱专辑之一。

2000年，完成大学学业的孙燕姿签约“三大”之一的华纳唱片，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并在中国台湾出道。2000-2003年的三年的时间里，孙燕姿共发行了包括一张翻唱专辑在内的7张专辑，也是这三年，让孙燕姿完成了作为新人歌手的原始积累，并迅速窜升至华语流行天后的位置。

知乎上一位网友，这样评价孙燕姿在华纳唱片前三年的音乐成绩：“她是华语音乐黄金年代的最后一位天后，2000-2003年的音乐成绩已经足够她原地踏步了。更何况她唱歌并不为名利，随她开心就好。”

2001年，孙燕姿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而这次颁奖礼的视频，也是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的开头。当年与孙燕姿同时入围的其他几位新人，分别是：周杰伦、戴佩妮、范玮琪和林凡。

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颁奖现场

孙燕姿在这次金曲奖上表演的首张专辑歌曲《天黑黑》，以及后面专辑中的《绿光》、《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神奇》、《遇见》等歌曲，在日后都成为了KTV金曲，同时也是伴随80后、90初成长的BGM。

在2001年到2007年之间，孙燕姿共发行了10张专辑，在实体唱片最后的辉煌中，她的每张专辑在亚洲的销量均破百万。并且凭借2004年发行的专辑《Stefanie》，获得了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成为唯一将新人奖和女歌手奖囊括的歌手。

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见证了大陆实体唱片市场的快速萎缩。从2004年《Stefanie》作为当年内地销量唯三破200万的专辑；到了2011年，孙燕姿的第十一张个人专辑《是时候》成为了内地唯三破10万的专辑。

实体唱片销量从200万张到10万张，孙燕姿的传奇十年之后还在延续，但内地音乐市场早已天翻地覆。

直到现在，孙燕姿12张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均超过8分，《孙燕姿》和《The Moment》甚至高达9.0分。千禧年之后的华语流行乐坛，正是因为那个时期涌现的一批“叫好又叫座”的年轻歌手，成就了华语流行乐发展回不去也无法复刻的辉煌。

 

 

制造“孙燕姿现象”

2002年，才出道2年的孙燕姿已经手握5张个人专辑，并在这一年登上了《亚洲周刊》的封面。杂志首次提出并分析了“孙燕姿现象”，将其与同期的周杰伦并称为“男有周杰伦，女有孙燕姿”。

孙燕姿和周杰伦二人，在2002年共斩获近40%的台湾地区实体专辑市场，成为21世纪初华语流行乐坛的重要注脚。而对于孙燕姿来说，九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偲菘、李伟菘则成为她高速冲刺的音乐事业的伯乐。

说到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下“新谣运动”。新谣运动，是“新加坡年轻人自创歌谣”的简称，最早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进行华文教育的校园中。新谣运动的产生，与当时新加坡“去华文”的教育改革密切相关，社会和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挤压，使得最后一批接受华文教育的校园音乐人发起了对于母语文化的声张。而这其中音乐就是一个重要的形式。

南洋大学成为“新谣运动”发源地（纪录片截图）

有观点认为，没有“新谣运动”，也许就不会有如今完整的华语流行音乐脉络，而李偲菘、李伟菘兄弟二人作为培养并力推了孙燕姿的“新谣运动”灵魂人物，参与创造了孙燕姿个人的辉煌。

孙燕姿曾表示：“他们（李偲菘、李伟菘）永远是我的贵人，没有两位老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而从小接受英文教育的孙燕姿，在纪录片中也说到，中文歌曲是在她去到李伟菘音乐学校（1995年创办）时才开始慢慢接触的。

换句话说，也许没有李氏兄弟，就不会有当时孙燕姿对于华语音乐的接触，也就不会有她在竞争激烈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上的一席之地。由李偲菘作曲的《天黑黑》，同样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李偲菘、李伟菘和孙燕姿

另一个“新谣运动”的重要人物，便是海蝶音乐的创始人、前CEO许环良。作为80年代“新谣运动”主要团体“水草三重唱”成员的许环良，在1983年制作了第一张新谣专辑《明天21》；1986年，海蝶音乐制作公司成立，之后发掘了陈洁仪、阿杜、林俊杰、蔡淳佳等新加坡歌手、音乐人，被誉为“新加坡流行乐教父”。

海蝶音乐建立的初衷，是为了留住并推广新谣音乐，但后来通过海蝶音乐，许环良将一众新加坡歌手运作并推向了更大的市场，开辟了新加坡华语流行的繁荣景象。

纪录片截图

正如纪录片中所讲，新谣对于歌手的影响，足够他们做出影响世界的音乐。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一群有热情的音乐人，一座通向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桥梁。

“孙燕姿现象”代表的是整个新加坡华语流行乐发展的缩影。而孙燕姿、林俊杰、陈洁仪等歌手的成功，也显示了当时新加坡音乐人强大的造血能力。

华语音乐的下一轮爆发会在哪里？

拥有“最高销量、最多权威奖项、最高上座率”的孙燕姿，也为新马华语歌手（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名公式：

东南亚歌手＋台湾制造＋走红大陆＝亚洲名歌手（据《亚洲周刊》）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台湾代表了华语流行乐工业最高水平，“台湾制造”成为敲开大陆市场的金字招牌；本地音乐市场发展极为局限的新加坡，唯有向海外“卖歌”（包括输出歌手、制作人等）才能持续发展；而大陆作为最大的流行乐消费市场，本身又因欠缺造血能力，而成为了东南亚地区音乐文化的最大输入国。

梁静茹是马来西亚歌手的代表

后来，李偲菘、李伟菘兄弟北上发展；许环良卖掉海蝶音乐的股份转而创办奇大音乐，海蝶音乐后被太合音乐集团整合；千禧年之后活跃的新加坡歌手江湖名头还在，但音乐活动渐少；新马歌手成名公式也已经不再奏效….

如今，台湾的华语流行乐在内地音乐市场上长期失语，新加坡新人歌手失去了台湾市场这个重要跳板，而内地音乐市场陷入了对“流量”的盲目追捧之中。

而当我们在微信指数输入“孙燕姿”，会发现“姿妈”在没有新闻、新歌推出的时候还是保持持续的热度。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多是每天都有微信用户向微信中转发数量庞大的孙燕姿歌曲的缘故。

另据网友整理，孙燕姿2014-2015年“克卜勒”巡演的28个场次，共有超过75万人次观众参与，其巡演创下的纪录更是成为多家门户网站当年的新闻头条。

有人说，这是孙燕姿在收割自己爆红时积攒的粉丝价值。这句话有毛病吗？似乎也没什么毛病。但音乐先声想说的是，这种“收割”与如今的一些流量艺人相比，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收割的是短期内人设和舆论创造的价值，一个收割的是长线的音乐价值。

虽然内地音乐市场正在如火如荼地搞起“圈层经济”，研究粉丝、研究互联网信息碎片化带来的音乐消费行为的变化，以及争先恐后地培养男团女团赚快钱，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音乐消费者没有被调动起来。所以说，目前音乐内容供给与受众听歌需求的矛盾，还是没有被解决。

但如果要问：华语音乐创作的下一轮爆发会是哪里？答案是内地。随着越来越多资源和人才的涌入以及市场的日益规范，内地音乐市场不论从规模还是发展潜力上，都极有可能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下一个中心。

那么还需要多久？等大家学会放慢脚步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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