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蓬皮杜，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巴黎的著名地标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这座有着标志性“彩色骨架”的未来主义建筑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博物馆庄重典雅的印象，被《费加罗报》称为“巴黎的怪兽”。

蓬皮杜中心的得名颇有些曲折，由于中心选址于巴黎第四区的波布尔高地（Beaubourg）上，正式落成前，当地人一直将其简称为“波布尔”。它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乔治·蓬皮杜的推动下兴建，但在竣工之前，蓬皮杜总统就已经因病逝世，因此1977年中心对外开放时，这座建筑正式更名为“蓬皮杜中心”，以此纪念这位文学艺术造诣深厚的知识分子总统。

作为一名政治家，蓬皮杜的知名度远不如他的前任总统戴高乐。在1969年正式就任总统之前，蓬皮杜一直是戴高乐最忠诚的追随者和最得力的助手，曾长期担任戴高乐的办公室主任和戴高乐夫人创立的唐氏综合征基金会的主理人。1944年巴黎解放，戴高乐和随从走过凯旋门，走下香榭丽舍大街的时候，蓬皮杜和他的夫人就在庆祝胜利的人群中。几个月后，蓬皮杜经一位巴黎高师的同学介绍，进入戴高乐的办公室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在戴高乐1946年至1958年引退期间也不离不弃。1962年，蓬皮杜出任戴高乐政府总理，1969年戴高乐辞去总统一职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戴高乐的接班人。

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实行国家统合经济的发展模式，外交上试图和美国保持距离。但保守的社会政策也激起了国内的反对声音。蓬皮杜时代（1969-1974）通常被认为是戴高乐时代的延续，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基本得到了贯彻。但这个时代也接续着1968年社会运动对戴高乐政府的不满，在此基础上，蓬皮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他的任内是法国大举修建高速公路，汽车迅速普及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为之后德斯坦时代的变革埋下了伏笔。经历了“1968”运动的洗礼和蓬皮杜的过渡，上世纪70年代下半叶的法国终于在经济模式、社会风俗、媒体管控等方面全面迈向自由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双面蓬皮杜》，收录了蓬皮杜与戴高乐的大量公开和私人通信，这些通信真实地记载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其中1961年的阿尔及利亚政变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都深刻影响了欧洲和世界政局，因此这本书也被法国《图书周刊》评价为“一部全面了解法国当代史的重要作品”。

从这些通信中，伟人阴影下的蓬皮杜一直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他坚持的是一种“更人性化的戴高乐主义”，在一些关键的历史节点上，蓬皮杜凭借他宽和仁厚的性格和灵活务实的政治智慧多次力挽狂澜。

除了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这位毕业于巴黎高师的总统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极大的热情，书中收录了他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锋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罗伯特-格里耶之间的书信往来。此外，我们也可以从蓬皮杜与亲友的通信中了解到他对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广泛涉猎，他家的客厅曾是艺术家们经常光顾的聚会场所。

在这本书信集中文版出版之际，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 Booksandfun）专访了乔治·蓬皮杜总统的儿子阿兰·蓬皮杜，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书信集的编纂者，阿兰·蓬皮杜和我们谈论了他的父亲，他的家庭以及他亲历过的战后法国。

“双面蓬皮杜”：一面是重建法国的政治抱负，另一面是对文学艺术的痴迷

界面文化：这本书中文版的书名叫《双面蓬皮杜》，你觉得这些书信和笔记展现了你父亲的哪些面向？

阿兰·蓬皮杜：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作品，其中包含了他从18岁（1929年）直到去世前（1974年）45年间的公开和私人信件，这些信件都是首次出版。通过他与友人，包括与戴高乐将军的通信，人们可以看到蓬皮杜丰富而多样的人格。

一方面，他对法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愿景，1944年巴黎解放之际，他写信给他在巴黎高师的朋友——这位朋友在戴高乐身边任职——希望参与到法国的重建中去。他的想法得到了戴高乐将军的赏识，因为既擅长综合分析（synthese）又深谙沟通的艺术；另一方面，蓬皮杜酷爱文学艺术，他身上不仅有经典文化和诗歌的烙印，对现代艺术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29年，他年仅18岁的时候，就买下了一本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超现实主义拼贴画册《女人头像百图》（La femme 100 têtes），这本画册的序言由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撰写，布勒东也是著名的超现实主义作家，这本画册是蓬皮杜和极具创造力的现代艺术的一次诗意的相逢。

在我父亲去世50年之后，我有了足够的沉淀来通过这些书信、笔记和图片来向世人展现他这些令人着迷的性格特点。

界面文化：你在参与整理、编纂和出版这本书信集的过程中，对你的父亲有什么新的了解吗？

阿兰·蓬皮杜：通过这些我珍藏、分类并逐一列记（itemize）的书信，也通过历史学家撰写的戴高乐和蓬皮杜的传记，我更好地了解了我父亲的性格，一方面是他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他在政治上务实的风格。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谈到，两次看到父亲动容，都是在与你母亲相关的场合，一次是母亲经历大手术，另一次是诋毁母亲名誉的“马尔科维奇案件”，你是如何看待你父母之间的感情的？

阿兰·蓬皮杜：我父亲遇到我母亲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他对她一见钟情，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直到父亲去世。

1955年，母亲在一场手术中险些丧命，父亲从医院回来对我说，我们差点就失去了你的母亲，这太惊险了，不过现在她没事了，我们的生活会因此而改变。父亲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但同时又天性乐观，他的性格中既有感性的一面，也有现实的一面，并且他在生活中始终充满斗志。

1969年，父亲不再担任总理一职，当时他已经追随戴高乐将军25年，顺理成章地成为将军指定的接班人，法国的下一任总统。但他也因此遭到了将军身边的人和其他总统候选人的妒忌，于是他们策划了一起诋毁我母亲名誉的阴谋，以此来打击父亲。事情的起因是法国影星阿兰·德龙的保镖史蒂芬·马尔科维奇离奇死亡，于是有谣言说马尔科维奇是因目睹我的母亲参加一个淫乱的聚会而被暗杀，造谣者还提供了一个用蒙太奇手法伪造的照片作为“证据”。

面对这场危机，我的父母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通过一同出席公开场合来展现他们对彼此的支持，最终使谣言不攻自破。父亲将这场闹剧变成了一次机会，向法国民众证明了他具备成为国家元首的实力。这场阴谋非但没有离间我的父母，反而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坚不可摧，父亲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夫妇共同决定创立蓬皮杜艺术中心，发展法国的文化艺术。

与戴高乐的关系：经历过分歧甚至决裂，但忠诚始终如一

界面文化：你的父母曾经都是戴高乐将军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但在1962年戴高乐请你父亲担任总理一职的时候，你母亲却持反对态度，为什么她的态度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阿兰·蓬皮杜：我的母亲曾是戴高乐将军忠诚的拥护者。1944年巴黎解放，戴高乐将军和他的随从列队走过香榭丽舍大道，当时我的父母正在不远处的一个屋顶上观看这次光荣的凯旋，我母亲从高处望下去，看到戴高乐高大的身影，从西向东走过香街，她对自己说，这个男人拯救了法国，我们应该要追随他。

在母亲的鼓励下，父亲在1944年9月给在戴高乐办公室工作的一个朋友写信，说他希望能够参与到法国的重建中去，能够为将军效力。

将军非常信任蓬皮杜，以至于在他1946年引退之际，依然任命蓬皮杜为他的办公室主任。而在1961年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中，将军希望阿尔及利亚能够独立，而他当时的总理则却希望阿尔及利亚继续附属于法国。于是，将军给了蓬皮杜一个秘密任务，就是参与阿尔及利亚独立谈判，在这本书中，也可以找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顺利度过这次危机之后，将军提出让蓬皮杜担任总理。

我的母亲非常厌恶政治，她不希望蓬皮杜离开将军，但是希望他能远离政治，成为一名银行家（将军引退期间，蓬皮杜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任职），当将军任命父亲为总理之后，父亲回到家跟母亲商量，那时我也在场，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父亲对母亲说，将军想让我当总理，母亲坚决地说，不。但是父亲已经答应将军了，他必须要说服母亲。当时他倚靠着家具，在想一个说服他妻子的理由。你要知道，要说服一个不想被说服的女人有多难！后来，他想到了最好的理由，他说母亲说，你还记得吗，追随戴高乐将军是我们在1944年共同做出的决定，我们不能拒绝将军。

母亲说，你说的对，我们跟将军已经绑在一起，那就从一而终吧。但是，她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父亲上任后我们还贝蒂纳河畔的家里，不搬到总理府去。父亲说，好，反正我也不想住在办公室里。

于是，我的父母继续为戴高乐将军效力，但是仍然住在家里，周末会去郊外度假，与艺术家聚会。那段时间我们过着一种平行的生活，在权力中心行使总理职能的同时，也保留了我们的私人生活。

界面文化：你父亲曾在回忆录中说，与戴高乐将军的决裂使其深受伤害，他意识到他们之间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职务关系，而并非一个伟人与一个完全忠诚于他的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是他对自己与戴高乐将军之间关系的最终定义吗？

阿兰·蓬皮杜：戴高乐和蓬皮杜在对68学运的处理办法上存在分歧。戴高乐想要保留对学生动用武力的权力，而蓬皮杜则希望通过谈判来说服学生。学生占领索邦大学之后，戴高乐下令关闭索邦大学，而匆忙结束对阿富汗和伊朗访问回国的蓬皮杜得知巴黎爆发街垒战的消息后，立即说服将军重新开放索邦大学。

戴高乐认为蓬皮杜对学生的态度不够强硬果决，但蓬皮杜则认为戴高乐当时年事已高，并没有充分理解学运爆发的深层原因。焦头烂额的戴高乐给蓬皮杜打电话说，他要离开法国，却没有透露此行目的地，于是在八小时后，军方就无法再追踪到戴高乐乘坐的直升机的航向，飞机消失在雷达上，没有人知道总统去了哪里。后来是戴高乐在二战期间的随从马絮将军劝说戴高乐回到了法国。戴高乐于5月30日发表了立场坚定的电台讲话，成千上万支持戴高乐的巴黎市民涌向香榭丽舍大道，蓬皮杜亲自坐镇维持秩序，以免游行失控或发生对抗事件。二人一起渡过了危机，但他们的关系却今非昔比。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68学运造成了戴高乐和蓬皮杜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他们确实有意见上的分歧，戴高乐也在学运平息之后更换了总理，但他仍然信任蓬皮杜，让他继续在戴高乐家族的基金会任职。

因为法国民众认可蓬皮杜在处理学运中做出的贡献，戴高乐派蓬皮杜去罗马会见教皇，他在罗马的公开讲话被解读为总统候选人宣言。后来戴高乐将军发起了全民公投，公投失败了，戴高乐辞去了总统职务，蓬皮杜成为总统候选人并最终当选。

总的来说，即便他们的关系时有波折，但父亲对将军始终是忠诚的，这种忠诚一直没有减退。

界面文化：你父亲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法国总统，他当时对中国有怎样的印象？

阿兰·蓬皮杜：1964年，戴高乐将军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两国互派大使，但并没有签订任何合作协议。1973年9月，蓬皮杜作为法国总统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通过这次会谈，两国签订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双边合作协议。1973年的中国虽然已经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国，但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在蓬皮杜看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比希腊罗马文明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我此次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这本蓬皮杜的通信集，还希望能够促成蓬皮杜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的合作，这样中法两国的历史学家就可以就“蓬皮杜与中国”这一课题进行学术合作。现有的历史研究大多聚焦于蓬皮杜与毛、周之间的关系，但蓬皮杜与今天的中国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蓬皮杜在总统任期内推动了空客（Airbus）的建立，现在空客的重要生产线就落户于中国天津。而在文化方面，蓬皮杜中心也曾邀请很多中国艺术家，帮他们建立了海外声誉。

界面文化：在你父亲担任法国总统期间对戴高乐主义有哪些继承和发展？你本人如何看待戴高乐主义对今天法国的影响？

阿兰·蓬皮杜：蓬皮杜继承了戴高乐重建法国的理念，但同时，与戴高乐相比，他的执政风格更加贴近民众。可以说，蓬皮杜给戴高乐主义增添了一些人性的温度。戴高乐主义带领法国取得了独立，并指导着法国战后的重建，而今天，它还正在指导法国重新找到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

界面文化：你认为你父亲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什么？他的政治思想对今天的法国和欧洲有什么启发？

阿兰·蓬皮杜：我想我父亲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他的贴近人民需求的政策。他主要的政绩一是颁布了刺激法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二是创立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在他的推动下，法国变得更加强大，也对当代艺术更加开放包容。我认为今天的欧洲政治也受到了蓬皮杜务实的执政理念的影响，即政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

蓬皮杜中心：每当听到有人将其称为“波布尔”时，我母亲总会上去纠正

界面文化：你的父亲为什么不希望你从政？

阿兰·蓬皮杜：我的父母都不希望我从政，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政治是非常艰难的事业，我母亲非常厌恶政治，她曾说过，我们需要政治，政治也确实存在，但是政治太泛滥了，无处不在，她认为政治不适合我。

其次，我不从政也有一个私人原因，我觉得父子不应该从事同样职业，因为如果你做得不如父亲，会显得你很没用，如果比父亲做得更好，又会显得父亲没能力。

因此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又等了12年，才进入部长办公室工作并在1989年当选欧洲议员，但我从事的都是技术性的工作，而并非政治性的，我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

界面文化：你有从小受到父母对艺术热爱的熏陶吗？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阿兰·蓬皮杜：从我两岁开始，父母就用婴儿车带着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包括卢浮宫、法国国家博物馆，还有阿姆斯特丹、威尼斯、罗马和雅典的博物馆。

11岁的时候，我参观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在工作室里看到一组小尺幅的画作，虽然色彩有些灰暗，但这组作品很快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尼古拉·德·斯塔尔（Nicolas de Staēl）的《巴黎的屋顶》（Les Toits de Paris）系列，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斯塔尔，我发现斯塔尔就好像我父亲19岁时发现了马克斯·恩斯特一样。后来，斯塔尔成为了继毕加索、马蒂斯之后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返权力巅峰，任命我父亲为他的办公室主任，母亲对父亲重回政坛不满，两个人因此闹得很不愉快。在1958年的圣诞节，母亲为了请求父亲的原谅，将《巴黎的屋顶》系列中的一幅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父亲。

界面文化：书中提到，很多人反对将波布尔高地上的文化中心以你父亲的名字命名，为什么？

阿兰·蓬皮杜：1950年开始，父亲就希望可以在巴黎建造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中心，但很多政治上的对手质疑他，认为这项工程耗资巨大。最终文化中心选址在波布尔高地（Beaubourg），因此命名为“波布尔”。1974年父亲去世时，中心还没有竣工，为了纪念父亲决定将“波布尔”更名为“蓬皮杜中心”。而那些反对蓬皮杜的人还会坚持称其为“波布尔”，每每听到有人将“蓬皮杜中心”称为“波布尔”时，我母亲总会上去纠正，我也会这么做，这代表了我们对父亲的尊敬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