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床上笑，在床上哭；我们在床上生，又在床上死；人类一生中的欢乐与辛酸，床榻始终是最好的见证。

在读到 M. 伊登和 R. 卡灵顿合著的《床的哲学》以前，我虽然也有过对于床的某种思考，但从未想过从它那里可以进入那么广阔的文化视野和那么深厚的玄思默想。以人文科学目前的学科框架来说，我们也很难在图书馆的分类卡片中找到这样一张“床”——顶多会在家具史的著作中能够找到它的踪影，但那些仅仅是一张张作为家具的床，关于它们的演变，从结构到材质。当然，在文学作品中不乏它的存在，作品中的人物总会有睡在床上的时候，美术作品也常见各种各样的床。但是它们都只是作为环境道具存在、而显现，它们本身既无法像一幕戏剧的主角那样滔滔地言说，人们对它也好像难得有什么关注的热情，除了它偶尔有幸被派作“睹物思人”情景中那件“物”。总之，床是我们所“熟知”的，但谁能说我们对它是早已具有了“真知”？谁又能说他（她）已然洞悉了一切隐衷和一切可能体验过的感受？它既难以成为十分严格的学科研究的对象，在文学创作中也无法获得具有历史学与哲学性力度的研述，因此它似乎注定只能是一种被浅尝辄止地咏叹一下的对象。就如每个中国人都会背诵的、淡白如水的那句“床前明月光”，人们只看到月光、想到家乡，床被遮蔽了。

那么，印在全书的扉页上的莫泊桑关于床的这段话真能令我们日渐粗糙、麻木的心灵有所苏醒与颤动么？——我的朋友，床就是我们整个的一生。我们生于床上，相爱于床上，最后死于床上。如果我有 M.de Crebillon 那样的大手笔，我定要写出一部床的历史。这将会是一部令人激动与惊恐、使人感到亲切与快乐的奇遇录。在这样一部记录中，还有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学不到、什么样的品行我们吸取不了？

接着他从人在降生时是如何从母体上产生出一个全身皱巴巴的小东西，谈到热恋中的情人在床上如何心荡神驰地相互亲吻，歌唱人类的欢欣，允诺一切，完成爱的使命，然后来临的是死亡：那时的床就是希望的坟墓，门在这里永远地关闭了。还有什么样的哭泣、悲伤、痛苦和绝望是床所不曾目睹的呢？莫泊桑最后的结论是：“床就是人生的象征，的确，床就是人本身！”

类似的咏叹肯定还有不少，如“我们在床上笑，在床上哭；我们在床上生，又在床上死；人类一生中的欢乐与辛酸，床榻始终是最好的见证。”（邦塞拉德：《在床上》）再引述下去就会使这种真诚的咏叹变得索然无味了。

应该说，把床作为人生的象征、把床视为一个阅历丰富但又沉默不言的老人（就像我们熟悉的《老人河》那首歌里唱的那样），这些对于床的咏叹是富于人生哲理的。但是，假如仅仅把床看作是人生各个阶段的一个沉默的证人，这种角度还是比较单一的。

床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目睹者，它本身的历史上的存在状况、它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人对它的种种感受等等这些都是“床”的丰富内涵。另外，把床作为人生的一个普适性象征与把床和个体经验勾联起来也是大有区别的。我们总是睡在自己的那张床上，但我们是否对于那些曾经承托我们的床都有一点什么记忆呢？

真正令我们有所触动的感受总是来自独特而深刻的体验。忧愁使人在床上难以成眠，那种烦恼与痛苦人人都能休会得到，但是有关的描述也再难以令人为之产生任何颤悸。然而，当普鲁斯特说出这样一句话——“躺在暖热的床上伴随忧愁而眠该有多么甜美”，我们难道不会被它勾起可能是潜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那种微妙而真实的感受么？因忧愁而甜美，这有点像钱钟书比较喜欢（他会在被突然问及某一问题时脱口而出）的那修辞效果：即所谓 oxymoron——把两种词意相反的辞语并用，藉以造成突兀但是相辅相成的怔忡效果。但在这里不仅仅是表现出修辞的效果，而更是表现对于事物的深切之“思”。

仿佛由于睡眠是人生所无法不进入的一种状态，因而专供睡眠用的卧具反而不是那么必不可少了。席地而睡是动物的本能，或者人也可以像某些动物一样适应各种睡眠的环境，人可以在一根扁担上入睡就像一只豹子睡在一枝树叉上。因此，在考古学上很难定义什么是最早的人类之床。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的开头作者就用了“the first sleeping-place”（最早的睡眠之处）这个说法而不是“bed”（床），这是对的。床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家具是比较晚的事情，起码是在进入了文明时代以后。但即使是今天，也还有人不是睡在床上。床的所有特性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它既是实用的，同时也是一种奢移。

床是在东方最先展示它的奢华与精美的。

在埃及早期王朝时期就已出现了镶有象牙的折床，床架也高离地面；肯定是受到动物造型的启发，四只床脚如狮爪和公牛爪子，脚柱的上部也雕刻有动物的形象。在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的海特法瑞斯王后的殉葬家具品中有床、枕头和床上方的华盖，已经可以见出复杂的结构与精致的趣味。

新王国时期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位只有九年，而且死的时候可能才是十八岁，这样一位在埃及历史上并无什么作为的国王却因为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家在他的墓葬中发现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殉葬品而闻名天下。这些物品中有三张床。三张距今天大约有三千四百年光景的床。精雕细镂的乌檀木床架，表层上包着一层金箔；床的四脚状如轻盈矫健的猫足。共中有一张风格比较简朴的床是可以折为三段的折叠床，床架上是紧绷着亚麻布，这更是令今天的设计师们惊讶不已的杰作。在这些床身上可以看出动物崇拜的影响，被奉为神物的母牛、母狮与河马女神姆特的图像以各种手法施饰于床上。

古埃及的床有些是放置在高坛上的，上床的人首先要拾级而上。床的周围挂有垂幔，床上有长枕、短枕，床头还有弧形的靠背。

除了埃及人以外，东方的亚述人、米堤亚人、波斯人对于床的重视也是很突出的，他们的床具上也常常镶嵌了贵金属、珍珠、象牙等组成的图案。其中波斯人的床具更是豪华富丽，这在许多古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有提及。例如在色诺芬的著作中就曾谈到波斯人的床上有精美的华盖，床边的桌子也是堆金砌银。

在中国古代，床的出现也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在商代的甲骨文中的“疾”字作一人躺在有短脚的床上，这不仅可以表明了床在那时已经出现，而且使人思考床的除了睡眠以外的功能问题。比如这个“疾”字，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说明了床还不是很普遍使用，有病的才能躺在床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在孔子时代，病人临危时必须移至临时架设的床上；或另一种说法是病人临危时要从床上移到地上，等病人死了以后再移回床上待殓。不管是哪种说法更合理，总之床是与关于死亡的观念有关的一种用具。也有学者认为，到了西周中晚期，床就作为贵族阶层的寝具而被广泛使用。相信当时在日常生活里更为普遍的是睡在草编的席子或兽皮上，古人就有“食肉寝皮”之说。可见睡在兽皮上是比较流行的。

从考古的材料来看，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一张漆木床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床的实物之一。它有2.18米长，1.99米宽，可算是极宽敞的大床；床架有六足，高度只有19厘米；床四周有棂格形栏杆，床体施黑髹漆。记得《诗经》上有一句话“蟋蟀入我床下”，这张床恐怕就是类似信阳长台关出土的这一张战国的床。

在汉魏时代，床不仅是睡眠的卧具，而且最适于坐的，可以用于办公会客、饮宴等活动。《释名》曰：“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其实，床的功能直至今天也是坐卧并用的。住房拥挤的当代中国人请客人坐在床边恐怕是许多人都有过的经历。在东汉末年，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胡床其实只是一种便于携带的坐具，这种坐具在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葬中已有实例，它是最早出现在西亚和北非的古代文明中。如果有人望文生义，把它看作是卧具，那是由于对中国古人所说的“床”的概念不了解所致。在历史上，这种胡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中国人的坐姿：它使中国人开始习惯下垂双腿、双足着地的坐姿。

与东方相比，西方古代的床大都是比较简朴的，可能只是在罗马时代有过豪华的床具。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公元前一世纪写道：奢移品中包括有“贵重的床罩”，最初是由亚洲的军队带到罗马来的。可以知道，当时的罗马贵族都很喜欢精美华丽的床具及其用品。也有例子表明，有些人的床也像埃及人一样置于高坛上，需要拾级而上。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床也沉沦了。在英格兰，一个稻草袋就是一张床，一家人常常就睡在房厅的地板上。中世纪的德国，俾斯麦和贝多芬的祖先就睡在一堆树叶上，或乾睡在一只铺满苔叶的浅箱子中，而且常常是裸体而睡，身上裹着一层亚麻布或一张兽皮。

在中世纪早期的文献手稿中也能了解到当时的床是十分简陋的。大约从十二世纪开始，床才逐步变得讲究起来。开始出现富丽堂皇的床架，上面布满了各种镶嵌、雕镂和绘制的图案花纹。大幅的精美帘子从天花板上或墙上垂挂下来，既产生大幅度的装饰效果，同时也产生了以床为核心的私密空间。床在房间里的放置之处也被认真考虑，人们比较喜欢把床放在离开门窗等风口的地方。

床的作用也被日渐重视，人们不把床仅仅看作是睡眠的卧具。中世纪的床前常常会吊着一盏油灯，不少研究者对此颇感兴趣。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人害怕在漆黑的餐上有鬼魂出现，所以要点着油灯。联系当时普遍风行的迷信心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会同时存在着与今天相类似的情况，人们希望在床上进行各种活动（比如阅读、进食、做爱等等）时要有光。中国的传统大床也有这种情况，在大床的背后搁上一块木板，称“床背板”，可以放置烛火、油灯及其他杂物。《金瓶梅》第十八回就有这样的描写：西门庆叫春梅在床前执壶而立，“将烛移在床背板上”。

中世纪的床架开始有了复杂的结构，床的周边有了围栏，其中在一侧留出缺口；床的尺寸也不断扩张，长7-8英尺与宽6-7英尺的大床开始流钎，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更大的床也有了，一张床上可以睡好几个人。据说在伦敦郊外曾经有过一间名叫The Great Bed of Ware的旅馆，里面的一张床可以同时睡下十二个人，许多人就专门慕名而来睡一睡这张床。直到十六世纪，米开朗基罗为教廷作画时，经常也是四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其实这种大床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过去我们去农村学农、去工厂学工的时候，都睡过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大统铺。

曾在西欧中世纪初期广泛流行于基督教修道院的圣本尼迪克的院规第二十二条规定：“让他们每个人都睡单人床，……如果人数太多容纳不下，就让他们十人或二十人睡在一处，由年长者管理。在他们的卧室内要彻夜点着一盏灯。……年轻的兄弟不应有他们自己的床，而是和年长者住在一起，他们起床时可轻声地互相提醒，不给贪睡者任何借口。”这种规定可以看作是集体苦行主义在床的历史上的完美体现。

一般看来，到了十五世纪，西欧的那些做工讲究、心存奢华之想的大床已经有了自己的标准样式，那就是床背有一块镶板，床的四角竖立有雕花圆柱支撑着华盖，可以垂挂帐幔。十六世纪以后，在床背板和床柱上的雕饰更为繁多和精美。在一八二五年出版的一部《古物百科全书》（Thomas Fosbroke）中有关古代和中世纪各种不同的床的名称，例如：architectile 是在木架子床上铺一层稻草；gyrgatus 则是专为精神病者所设计的，可以把他们捆绑在床上；比较有趣的是 scympodium，它把床与一张扶手连接在一起。

法国式大床的名目之繁多更是令人咋舌。据HenyHavard的《室内家具与装饰词典》所记载，共有六十九种之多！典型的法式大床是有布满雕饰四柱、华盖，在床的侧边或顶上装有镜子。另外也有一些式样是颇为奇特的，如有一种床可以用门关闭起来，就像一个大箱子，这种床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在布列塔尼的一些地主还可以看到；另外有一种床的床头两根柱子要高于床尾的柱子，因此床顶上的华盖是倾斜的。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法国大床也投注了浓厚的兴趣和关注。在路易十四的家具目录上，各式大床多达四百十三张，其中不少是极尽奢华。

毫无疑问，在近代以降的欧洲，最好、最多式样的床是在法国设计和生产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床在法国已经是不分等级贵贱地被普遍享用。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直到十八世纪的欧洲文明中，许多今天看来是最基本的家具仍不属于穷人。在以当时人们死后开列的财产清单作为最具真实性的文件来证明这点。在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勃艮第，笔录里经常提到有人“睡在草垫上没有床和家具”。在很漫长的历史上，床对于穷人来说仍是一种奢移品。

另外，床与私密空间的关系也是迟迟没有得到重视。芒福德注意到，十七世纪的法国上流社会虽然已经崇尚文雅，但主人的睡床仍常常是摆放在起居室，卧室的私密性仍未成为人们的观念。他还提到，在十七世纪，女佣人常睡在主人夫妇床边的小推床上，这种小床在白天可以塞进大床底下。

在英国，十八世纪的床趋向于简洁、实用，也设法融合了一点法式大床的优雅风格。当时喜欢以桃花心木做家具，Chippendale 等人设计的家具是很有名的。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有床盖的四柱大床仍然是一般殷富人家庭中常见的卧具。这种古老大床在今天的乡村老屋还可以看到。

意大利式样的大床有着自己的特色，它是从十五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有些大床的奢华优雅更胜于法国，其后意大利风格的流行延续了两百多年。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尼斯式样，床型十分宽大，装饰豪华，床的四角有四根秀美的雕花柱子支撑着华盖，整张床还置于高座之上，看上去甚至会有巍峨之感。

用长段历史的眼光看，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初，对床的热情关注与竞相媲美之情一直风行不断，在此之后又进入了衰落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床与同时期的其他家具一样，笨重而没有灵气。而这时欧洲大陆的床则出现了一股过分花哨和奇里古怪的装饰风格，而且是以造价之高而令人咋舌。例如奥地利的 Metternich 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在一八二零年宫廷里有两张床，极尽奢靡古怪之能事，市值四万佛罗林银币。

十九世纪以后，科技与生产的进步带来了床的变化，主要是变得以舒适、简洁、多种材质的运用和功能多样化为发展趋向。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床架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弹簧床垫；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金属床架，从铸铁到铜管。有一种说法认为，二十世纪床具设计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不用传统的双人床或夫妻床，而是乐于使用两张单人床。当然这是一种重要的现象，但是必须把它作为床的多元化特征之一来理解，而不是由它来全面取代了双人床。

真正堪称前所未有的有关床的创举，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水床，以一只装满水的塑料袋作为床垫，置于床架上。这种水床当然不会被普及使用，它只是表明了人对床具的丰富想像与设计能力而已。真正把床与现代生活高度结合并且逐步普及到人们生活中去的趋向是在五十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一九五九年在英国的一次家具博览会上展出了一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在一时间成为传媒重要话题的双人大床，它在功能上明显地来表现出对男女主人的不同满足和与现代化用具的结合。在男方一侧的床头，配置了电话、电动刮胡刀、商用录音机等设备，在女方一侧，有自动煮茶器、银茶具等；两侧都有收音机，床尾有电视机，所有的照明、电视、窗帘开合等设施都可以统一控制。当时这张床被传媒称为“机器式的生活”，它的价格为二千五百英镑。

床作为一种重要家具的发展史，会有很多丰富的细节表现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但另一方面，由于床的基本功能所决定，它的主体结构又是基本相同的。床永远只是一张床，再多的附加功能与装饰或许都是多余的。

谈到自文艺复兴以后床在英、法、意等国的发展，我们恐怕会对在床的式样、装饰风格之外的个性与区别更为感兴趣。比如说，在英国，由于受到北方民族的性格与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影响，床的设计比较注重的是坚固性、实用性，在风格上显得庄严、简朴，不像法国式样那样易于使人产生性的联想。在英国人看来，床就是睡觉和生死之处，任何把它与浪漫情调和肉欲成分联系起来的想法都是显得人格卑下、有渎神明的。

但在法国，床的设计是那样的具有优雅的诱惑力和女性化的倾向，以致它无法被设想用来进行任何严肃的或枯燥的活动。法国人唯一可以设想和愿意设想的只是，当这些床的主人病了或接近死期时，应该马上被送过英伦海峡。伴随着洛可可风格盛行的是调情、求爱的不断翻新的小把戏，床往往就是上演这些把戏的最好舞台。芒福德说，“这些淫荡好色的男男女女在床上最为自由自在。女士们在床上接待来客，政治家在床上口授书信；一股色情暗流就这样弥漫在整个家庭中，有时淫猥下流，有时兽性残忍，有时浪漫，有时温存。”

实际上，在西方，床与情爱的关系在上流社会以外，并不见得有什么明显的民族性差别。更多地是属于民间的习俗很自然地把床与情爱联系在一起，从欧洲到北美，体现了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习俗就是被称为“床昵”的制度。布雷多克认为，这种在床上和衣求爱的方式在北美印地安人的许多部落中早已盛行；在十七世纪开始，床昵习俗在欧洲、北美都很普遍，尤其是在英伦三岛、荷兰、挪威、瑞典、丹麦和瑞士等地。所谓床昵其实就是男女青年在床上谈恋爱，但这种婚前的热乎是有限制的，也是受到家庭监护的。布雷多克说：“床昵只出现在低层民众中，而贫困是其真正的原因。男女恋人不可能在隆冬的夜晚呆在户外卿卿我我；他们的父母也支付不起户内长时间的炭火，因此，为避免相互间感到局促不安，家里的长者早早就寝，留下那对情人在姑娘的床上自由自在地热乎。唯一的条件是，这对情人要穿几件衣服，一点不脱当然更好。”一直到十九世纪，床昵制度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仍然延续，导致它最终消亡的原因并非是来自道德上的压力，而是由于城市化的倾向与住宅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青年恋人可以找到更为自由的场所。

床，无论如何都是情感的最好温床之一。虽然有很多时候它会过早地成为贞洁的坟墓，但它往往又是人生体验中不可缺少的试金石。有人说过，从未到过床上的男女最终也是陌如路人。对这句话你可以半信半疑，但中国人的一句话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夜夫妻百夜恩。也是与床有关才有恩爱。

当然，床除了作为睡觉、做爱等活动的卧具以外，还可以进行很多其他活动。《床的哲学》第五章着重谈了人们可以在床上进行的各种活动：写作、批改公文、会友、画画、作曲、读书甚至逃避世界等等。这点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很奇怪，因为在古代的“床”就有包含卧具与坐具两重意思。在西方，古代也有不少以床为坐具的实例。在公元前三世纪一位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残片中，我们可以读到亚历山大大帝躺在巨大帐篷里的黄金床上处理公务的情景；后来的罗马皇帝也是喜欢这样接见来宾，或发布政令。在现代，许多文人或作家喜欢在床上写作，据说丘吉尔就是坐在床上写他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著。

其实，在床上工作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抵御寒冷。在寒夜里，谁都有过在床上拥被而读书的体验，那甚至可以被中国人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历史上也有不少画家因为无法在屋子里升火取暖而在床上作画，这是一种窘迫的表现，但同时也在点燃着希望。在床上办公、发号施令则又是另一回事情。在法语里有lit de justice这个词组，有人把它译为“正义之榻”，似乎还可以讨论。根据《床的哲学》的解释，它的意思就是国王、执政官或其他握有大权的人在床上发号施令，他的下属均听命于床前。这种床设计独特，装饰繁多，有典礼的风格，可以很有气概地放置在会议场所中间。这种床在古希腊已有出现，中世纪时更非少见，尤其是法国，似乎是这种床而不是宝座才更符合向公众发布号令的要求。

还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是有些人为了种种考虑（但不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长时期地自愿地活在床上。法国阿贝维尔有一个人从1928年开始在床上生活达十八年之久，他的理由是他不想看到这个世界，也不想讨论它、思考它。这种明显带有理想主义成分的消极态度是床上的极端异数，它值得讨论。这种长期的床上折磨非要有宗教的力量作为支撑不可，而它的当事人的面貌往往是难于令人感到悦目的。十九世纪的一位俄国圣愚科列沙虽然能够行走，但是有很多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消磨在床上。他的容貌与床具、床单的污秽是可以使人惊骇的。

在当代生活中，床无论对于富人和穷人都不会有着太大的差别，床最重要的功能还是为睡眠提供安身之处。舒适、实用、设计上乘，这已经可以令人们满意。但是，有时回顾历史，正如《床的哲学》所不无感慨地说的，那种四柱大床，那些床架上的精美雕饰和华丽的厚帘子，都已成为了过去。在欧洲大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过去在每个文明家庭都可以看到的豪华大床。

很明显，我们的时代是再也不会有对床的膜拜了。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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