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广东受到台风“卡努”的影响气温骤降，穿着已经两个月没换洗过的T恤衫的周伟打算打零工，攒钱去城中村买衣服。城中村的旧衣服，20元一件。
他的T恤微微泛黄，脚上的拖鞋已经辨不出形状。骑着一辆破解过的共享单车，晃晃悠悠游荡在景乐市场为中心的城中村里。
周伟的身上已经很久没有钱了，7个月以来，他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不到一星期。每天去肯德基吃别人剩下的东西，活得像个流浪汉。
几乎每天晚上，周伟都会出现在由深圳市三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三和）和海新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海新信）这两家人力资源公司为首的人才市场之间的空地上，这里还有一群和他一样的人。这里被称为“海信大酒店”，因为可以免费睡在路边。
三和与海新信都位于龙华新区东环一路与三联路交汇的景乐综合市场，是龙华区最大的人力资源生态圈，在龙华区景乐新村乃至整个深圳都“赫赫有名”，尤其是前者。
在景乐市场以及景乐周边几公里的范围内，工作易寻，生活成本低廉。和周伟相似的一群年轻人，身背债务、与家人绝少往来、终日在网吧里流连忘返甚至卖掉了身份证，只在逼不得已时应聘会展临时工、临时保安等日结的工作，被称为“三和大神”。
这些年轻人的状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日结一天玩三天”。
广州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耿志则认为，景乐综合市场周边片区是经济转型下跟不上步伐，暂时失去梦想的某些人士的避居之地。
不过，此处正面临改造。2017年7月，随着深圳市公安局牵头，多部门抽调人员成立综合治理攻坚组进入三和人才市场办公，政府开始加大力度对景乐南周边片区进行整治。
这些“三和大神”们，是否能因此重回生活“正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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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所在的区域属于景乐南北片区，总面积约4.6万平方米，由119栋农民房组成。不同于其他城中村，这里的城中村在刚建成的时候整齐划一，没有握手楼。
三和集团的前身是三和职介所，成立于1992年，是全国最早的一批民营人力资源机构。最初的位置在龙华的景龙新村，距离现在位置不到一公里。老板是来自潮汕的戴景华、戴景锡兄弟。刚创建三和的时候，他们租了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雇了几名员工。
三和人力资源集团副总经理刘宁蒗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早期该公司给制造业企业输送最基层劳务工。随着过去20年间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三和集团的业务也越来越多。刘宁蒗说：“现在公司建档的企业有三万多家，每年能服务求职人员一百多万人次。比如富士康，这么多年跟我们长期合作，我们每年给富士康解决用工都是1万人以上的量级。”
2003年，景乐新村村委同私人合作共建景乐综合市场，高4层占地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
2003-2005年间，景乐综合市场开始对外招租。不过当时该地段相对较偏，招商进程一度十分缓慢，入驻的业态也以日杂、餐饮等为主。之后管理方对市场进行重新规划定位。2006年，三和集团进驻景乐综合市场，包下了三楼、四楼和一楼的一部分。
原景龙新村的商业圈就主要是由三和带动并兴旺起来的，龙华街道的大小商家也非常关注这次物业搬迁。
刘宁蒗说：“我们一来，附近的租金都被炒旺了。”三和搬迁的消息确定后，景乐市场一层出租的肉菜档口立即涨租，所有铺面也重新调整租金。
海新信得到三和的迁址消息，赶紧随迁到旁边新一佳侧楼。之后又有一些小型人力资源公司，也搬迁到周边一带（因景乐市场有协议约定不得再签同类型业态）。现在该片区共有16家人力资源公司。
2006-2008年，随着三和集团等人力资源公司进驻，景乐南北片区人事兴旺。三和集团统计的数据显示，高峰期日流量达到近2万人。聚集者众，三和因而名声大噪，自此很多人只知三和，不知景乐南北。
2015年，华辉人力资源公司迁至景乐市场一楼，龙华区最大的人力资源行业圈就在景乐市场形成了。
伴随着应聘者越来越多，景乐南北片区出现了大量住宿、餐饮、网吧等配套商户。
刘宁蒗认为，景乐南北片区消费群体主要是求职者，相对消费水平较低。于是该片区逐渐形成低生活成本区，也是很多初来深求职人员的首选目的地。
默默出现并于去年声名大噪的“三和大神”们并不是三和集团搬迁之后才出现的，却直接和三和挂上钩，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
刘宁蒗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搬之前就有。那时社会综合管理不像现在规范，制造业也很繁荣，企业都是增长型用工，所以问题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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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所有最底层的活我们都干过，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现在这样算了。”周伟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他已经数次进入景乐南这个避居之地。
2017年，周伟彻底和家人决裂，再一次躲进三和。这次他待得时间也最长——7个月。
1991年出生的周伟，是湖北孝感人。父母在周伟很小的时候就去了东北，一直在工地做小工头，从小一家人聚少离多。15岁那年，他实在不想读书。父母跟周伟商量，如果不想读书就到哈尔滨的工地帮忙干活。
刚进工地，周伟只能做学徒，很快风吹日晒的生活让他退缩了。
“当时年纪小，哪里吃得了工地的苦。”几个月后，他只能乖乖回学校读书。但一年后，刚读完高二，周伟再度辍学。2007年他在舅舅承包的工地里打杂，日薪30元。
“这次能受得了工地的苦？”界面新闻记者问。
“没办法，出生贫寒啊。”
学校这块保护的屏障被打破，年轻的周伟一下陷入漂泊的状态。未满18岁，周伟过上了跟着工期走的生活——哪里有工程，就到哪里去。
周伟跟着舅舅辗转了两个工地。父母觉得工钱少了，于是周伟二进东北，主要的工作是给台阶贴瓷砖。他说自己找不到一点归属感。不过当年的周伟还会考虑前途的问题。2009年到了南方发展后，说是来发展，结果发展成这样，周伟苦笑着指了下自己说，“三和大神。”
2009年1月，刚满18岁的周伟从沈阳到东莞常平镇一家电子厂打工，“小厂一般都是坐着上班，环境肯定比工地好多了。”周伟回忆说，“每个月底薪700块，两班倒。每天算上加班的时间上10个小时，一个月能拿1000块多一点。”
熬过了两个月，听同事说毗邻的深圳机会更多，周伟就辞去工作，买了张到深圳龙华的汽车票。在龙华汽车站二楼有个人才市场，周伟花10元买了门票，接下来两三天，一直泡在招聘会现场找机会。“发现这个人才市场就那么几家工厂招人，有人说附近三和人才市场更大。”
于是周伟来到2公里外的三和人才市场，一看傻眼了。几千人同时找工作，两个大楼前被围得水泄不通。
更让周伟诧异的是，深圳居然有地方消费比东莞的镇街还便宜。
“当年生活在三和这个小圈子里更便宜。”周伟说，“吃饭10块一天，如果两荤两素就是20块一天。住宿8块一个床位，单间也是二十多块。上网充值20块就是会员，5毛钱一小时，最贵的不超过2块。这已经很奢侈了。”
周伟先后在深圳的大浪、观澜、坂田的几个工厂工作过。2009年9月，他觉得工厂的生活太枯燥无聊，攒了两千多元就离职了，回到三和。找了间小旅馆，8元一个床位，周伟决定给自己放个假。“从此开启了我的挂逼人生。”
三和大神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名词前面加上“挂逼”修饰，意思是“穷、完蛋了”。
“挂逼”不到两个月，身上的钱全都花完了。再赊了几天房钱后，其他“大神”建议周伟去做日结工。
通过一个小中介，他们隔三差五去深圳的五星级酒店端盘子，工钱10元每小时，下班后就能领钱。“那时候深圳各大五星级酒店我都去过。”随意就可以说出各个酒店名，周伟略有点自豪。
转眼到了2010年1月，周伟来深圳一周年，不但一分钱没挣到，连过年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想想这么堕落下去，过年回家没法交代。”周伟努力做了几天日结，攒了三百多元，买了张火车票回家。不到正月十五，周伟第二次来到三和，想着来了就找份好工作踏实干，结果周伟又在小旅馆浑浑噩噩过了一个多月。“挂逼了，做几天日结，攒了五百多块，买了张火车票去哈尔滨找爸妈。”周伟说，“三和这里不能待，简直有魔力。”
2010年离开三和后，周伟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北跟父母一起，在工地上干活。2013年起，他也成为小工头。
“一次带二三十个人去工地，一个人提成30元。”周伟说，只要有活干，月收入过万肯定没问题。
身上的钱多了，周伟有本钱去赌。除了给工地老板打点外，工资基本都赌输掉了。父母对此颇为恼火，2013年下旬让他回老家待一阵，不要在东北赌钱了。回到老家后，周伟很快把身上的钱赌完，开始外借。
考虑到亲近的亲戚熟知内情，周伟就找远房亲戚以要创业的名义，借了近10万元。一次又一次，钱都赌光了。
真相曝光之后的两年，亲戚一直找周伟家要债。周伟在老家彻底待不住，跑回东北继续干工地。
2016年10月底，周伟又因为赌钱的事情跟父母吵起来，这次他被赶出家门，第三次来到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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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离开东北，我本来没有做大神的想法，那时候已经被洗净了。”周伟说。
他离开东北前，从工地老板那拿回了一部分工钱——一万多元。老板答应，剩下的三万多元过段时间就补上，不过至今没任何消息。
东北待不了，老家不能回。周伟在网上查询工作机会，权衡后决定去深圳做男模。网上所谓的男模，其实是去夜总会坐台陪客人喝酒。
周伟身高178公分，面白清秀，体型消瘦却线条明显——八块腹肌清晰可见。“你跟我去工地干活，保证不出两个月，你身上的肌肉也一块一块的。”
现在的周伟戴上眼镜后，看起来仍像一个在校的学生。面试通过，周伟给夜总会老大买了一条中华烟，交了3000元入场费。在罗湖东门的新白马批发市场，花了两千多元买了两套正装。“还是七匹狼的哟，我穿起来也是人模人样。”
“这种工作没有底薪，晚上9点前要去打卡，如果不陪客凌晨2点就能下班。”
2016年10月下旬，周伟开始进夜总会上班。部长打开一个包厢的门，示意服务员把音乐暂停。“老板晚上好，我是33号，来自湖北。”这是周伟见到客人必说的话。
“就要这个。”一名男客人抬手一指，他被选中了。
周伟快速走到座位旁边，他刚一坐下，客人把手也搭了过来。“老板，我先敬一杯。”客人眯着眼睛看着他，一口干了。
周伟陪客喝酒的价格是700元，能拿到500元提成。每天下班回家他都要在路边吐一会，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的体重从150斤降到了130多斤。
做男模两个多月，周伟挣了近3万元。某次一个男客人，甩了2万元在桌上，要带他出台，周伟拒绝了。2016年12月底，周伟辞职，他说身体实在受不了，休息半个月准备回老家过年。
2017年1月初，回老家前他选择去湖南长沙见一下网友。不料网友是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他被关了整整一个月，交了5000元对方才放松警惕，他趁机逃出来。
“我就记得那个窝点在一个大桥附近，偏得很。我跑了好久才看到一个人骑电动车路过，那个人带我报了警。”周伟说，他逃出来的那天是2月14日，农历正月十八。
救助站收留了周伟一晚上，第二天他终于踏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回到家，他发现自己失踪的一个月里，家人并没有找他。这次周伟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星期，“我要回三和。”
他在三和的一间旅馆开了98元一晚的房间，房间带电脑，把自己关在里面一个月，直到身上没钱了。每天喊外卖到房间里吃，醒来就上网打百家乐，身上最后的两万多元输了一半多。
2017年4月，周伟说，“我挂逼了，重新变成三和大神。”
7个月来，他偶尔干日结，但是加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一星期。最近的工作，是一个月前做日结保安，挣了130元。
如今周伟的身上已经很久没有钱了，他每天睡在肯德基，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在景乐南北片区，小的中介为了与三和等大公司差异化经营，会选择错开招人。三和公司是朝八晚六，小的中介就在早上8点以前或者晚上6点以后招人。
每天5点半左右，“海信大酒店”就开始聚集做日结的人群。
“老板，拆迁保安，绝对纯打酱油。上班玩手机，下班领工资。包两餐，包来回。去不去？”一名中介举着手写的牌子，站在海信大酒店的台阶上，对着下面的人群大喊。
周伟对界面新闻记者说：“看到没，大神做日结很挑的。纯打酱油、不用干活，必须要说清楚，不然累一点大神都不去。”
他看了一圈，骑着单车回去睡觉。
不到山穷水尽，“三和大神”们不会去打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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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凡刚在快递公司干完一天日结，坐在“海信大酒店”门前的地上，靠着立柱闭目养神。
“你的白裤子，怎么穿成了黑裤子。”旁边的熟面孔问。
他缓缓睁开眼睛，苦笑了下：“今天干了10个小时的活，回来的时候行李寄存点已经关门了，只能明天拿了换衣服。”
程一凡今天挣了140元，不过拿不到行李，他决定在“海信大酒店”门前睡一晚。
程一凡比周伟小2岁，1993年出生在老家湖南常德。中学毕业后，他跟着表哥到广东潮州的鞋厂打工。
“工资比深圳低很多，每个月两三千块吧。”程一凡说，2016年下旬，表哥带着他来三和人才市场找工作，没多久表哥回老家给快递公司开车，自己选择留下来。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把身份证“卖”了，拿到一百多元。“那些人买我的身份证拿去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不过，他被坑了。
在深圳警方等部门整治三和之前，这里大量存在买卖身份证的情况。
“大神”们的身份证一般有3个用处。
其一，注册公司的黑中介到处收购“大神”的身份证，利用他们的身份信息注册公司。这些公司都是为了诈骗而注册的，有些“大神”一个人就是数十家公司的法人。大神每次会收取1500-2000元的好处费。
其二，“大神”的身份证可以用来开银行卡。他们一般将身份证、银行卡、U盾、关联手机号卖给黑中介，这张卡会作为诈骗集团资金转账的跳板，让那些诈骗得来数百万的款项天女散花一样转到这些“三和大神”的银行卡里，再通过专门的“车手”（取款人）把这些钱取出来，转到“干净”的骗子账号。
其三，“大神”的身份证还会被用于去各大网购、网贷平台骗贷。
“卖了一次身份证就不敢再卖了。”程一凡说，之后他会经常做日结工。“明天有个餐厅的老板让我去帮忙，扛厨房设备，说给120块。”
“一年多都干日结，为什么不正经找份工作？”界面新闻记者问。
“玩荒废了，现在不想干活。”程一凡说着大神们的“标准答案”。
程一凡过年没有回家，“过年这里也有人，深圳暖和，所以睡路边没关系。”
刘宁蒗认为，“三和大神”现象的症结是日结工。“前几年虽然也有这样（大神）的人，但是不严重。以前工业园区分散，现在整个深圳生活成本提高了，没有多少像景乐南北片区这样低生活成本的城中村。人群才会聚集在几个人才市场和圈子的周边。”
三和提供的数据显示，早期三和普工推介的业务占总业务的60％，如今降到只有30％。
黄耿志则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日结工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
黄耿志曾对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问题进行调查，他指出，“伴随市场化、非国有化、开放型经济的建设，我国城镇就业模式发生着由正规化到非正规化的转变。”
从1990年到2010年，非正规就业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比重由13.6％上升至32.8％，期间新增非正规就业数量达到9071万，相当于新增正规就业数量的1.06倍。黄耿志提供的数据表明，非正规部门已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就业机会增长、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经济部门，缓解了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城市吸纳力之间的矛盾。“目前，非正规就业数量已经超过正规就业（即职工）。三和大神是非正规就业迅速增长的一个表现。”
黄耿志说，三和这个地方是经济转型下跟不上步伐，暂时失去梦想的社会群体的“避居之地”。
“三和大神”的存在，源于他们不想进厂打工。这与中国三十多年的低端工业化模式、以及全球化下的成本竞争紧密相关。黄耿志认为，中国的许多工厂只能依靠压低工人成本来降低生产成本，以便能以低成本的优势获得国内外的生产订单，这导致工厂工作非常辛苦，环境恶劣，与高强度的工作相比，工资并不吸引人；工厂工作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晋升渠道，所以没有希望。“打工没未来，回家无意义”这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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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当网络再次出现有关“三和大神”文章时，龙华区委书记做出批示，要求龙华街道重视。5月15日晚，龙华街道办暗访景乐南北片区，并针对暗访发现的问题，连夜召开工作会议。
龙华街道办启动了“百日整治”行动。
2017年7月，深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徐文海到景乐南北片区调研，随后由深圳市公安局牵头，多部门抽调人员成立综合治理攻坚组进入三和人才市场实地办公，强力推进整治工作。7月29日开始，攻坚组每天在微信公众号“景乐明天会更好”上公布整治动态。
三和将四楼部分办公室拿出来，提供给攻坚组办公。
刘宁蒗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龙华区社会建设局也找我们谈话，希望我们能树立行业标杆。”
“三和大神”让三和很苦恼。
刘宁蒗说，客户开始有质疑的声音，特别是外资企业，会询问三和是不是出了问题。“这对于我们合作、市场开发有很大的影响。”
三和在2009年7月，与华南师范大学合作，挂牌了“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专业实践基地”。
往年华南师范大学都会送二三十名学生来实习，不过今年学校对三和也有意见，最终来实习的不到10名学生。
为此，三和聘请了律师事务所维权，给一些网站和个人发了律师函。
为了消除负面影响，三和花了六十多万元投放广告、做活动。又花了约30万元将办公场地装修升级。
三和还在9月1日发表声明，澄清与“三和大神”的关系。
三和不做低端工种推介，但这一块蛋糕被其他公司分走，而且越做越大。如今景乐南北片区每日用工需求量在一万人以上。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刘晔更关注“三和大神”出现的社会背景，他说：“三和大神里很多都是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缺少榜样。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人脉，一个人孤身在大城市打拼，如何实现晋升？”
刘晔指出：“他们的心态很像西方国家贫民窟里的人的心态，所处的环境会影响他。邻里效应、同群效应，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西方国家研究贫困社区，为什么贫困会传递给下一代？其中一个原因，在贫困社区缺乏好的榜样。”
随着经济转型，社会上薪酬差异越来越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收入的差异会越来越大。
“对于既没知识又没技能的三和大神来说，上升的通道越来越少。”刘晔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城市的弃儿（Urban outcasts）》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Loïc Wacquant）指出，随着美国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造成制造业岗位的大量减少，伴随而来的是不稳定、临时性和无社会保障工作的大量增加，再加上政府公共资源供给的减少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造成黑人贫民窟的居民处境越发艰难。“三和大神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富士康式的制造业岗位大量减少，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不那么缺乏一般劳动力了。”
换言之，他们感觉不再被社会需要了。
整治还带来包括空间上的变化。9月28日，深圳万科投资运营事业中心执行合伙人辜庆勇向界面新闻确认，万科已介入景乐新村整治事宜，具体模式便是万科与业主签订租赁协议，在对房间与小区进行改造后对外出租，他称这个项目目前处于“刚起步”阶段。
泊寓公司执行合伙人袁军告诉界面新闻，景乐新村“后期由泊寓来运营，前期有专门团队（谈判签约）”。
泊寓是万科旗下的长租公寓品牌，是郁亮口中未来万科需重点拓展的业务。目前，万科泊寓在全国拿下的公寓房源已超过6万间，预计年底将完成签约10万间的规模。
具体到深圳，泊寓已开设8家门店，公寓房间月租金介于2000-4000元。这些门店中有万科完全持有的物业，也有像景乐新村一样万科租赁的外部物业。
显然，泊寓是一款面向都市白领的长租公寓产品，无论是定位还是租金消费水平，无法与关注中的“三和大神”相匹配。万科是否会针对刚来深圳找工作的人群研发低租金的公寓产品，以及在职业介绍援助、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有创新之举，深圳万科暂时没有具体回复。
面对变化，“三和大神”们似乎没有危机感，“大神才不会想以后怎么办，先解决今天这一顿再说。以后如果三和不能待了，再找其他的地方吧。”周伟说，“大神是饿不死的，实在不行再去找工作。”
（应被访对象要求，周伟、程一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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