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最美之人，其部位比例，必有异于常人之处。”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的这句话，我听起来尤感讽刺。我是一位患有软骨发育不全侏儒症的女性，通俗点儿说就是“侏儒症”。像我这样的患者四肢通常比常人短得多，躯干高度却没什么异常，因此体态看起来颇不协调。

在当代的审美标准下，很少人会把这样身材比例不协调的女性视作美女，这似乎也意味着，身材特殊或是有缺陷的人毫无什么魅力可言。

上图中这尊以女性侏儒肖像为主题的视觉艺术作品，折射了社会对于身体有缺陷者的某种态度。古埃及人看待侏儒的态度十分积极，艺术作品中的侏儒们往往能参与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被奉为神祗来崇拜。但更多的时候，侏儒往往被塑造为低下卑贱、滑稽可笑的角色，好似童话故事里的怪人，这种现象在20世纪尤甚。

到了今天，人们对侏儒——特别是女性侏儒——仍然有着极深的刻板印象，她们被污名化和歧视。流行文化放大了这些肖像所表现的种种问题，美国真人秀节目《迷你妇人》（Little Women）不禁让人回想起美国马戏团创办者P·T·巴纳姆的窥阴癖，只不过对女性肉体和这撩人癖好的描绘更加露骨罢了。

人们对女性侏儒的刻画不同于男性侏儒。《权力的游戏》中的提利昂·兰尼斯特（Tyrion Lannister）以一副主持社会正义的智者面貌示人，哪怕他对酒精丝毫没有抵抗力，他的性生活比故事中任何人都伤风败俗，人们依然把提利昂看作一位富有政治手腕、纵横斡旋的人物来认真看待。然而在《迷你妇人》中，女人们不过是肤浅无知的笑料。

人们的固有偏见是侏儒女人因她们的“残疾”而丑陋，包括我在内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正在挑战这个观点。事实上，我认为，与其说残疾是与生俱来的，不如说这是生理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产物。

我的雕塑作品《侏儒大女人：屈尊俯就》表现了“小矮人们”的人际交往方式——人们不把他们当做同辈的成年人，而总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这尊白色大理石材质的雕塑试图把人们带回到古希腊时代的雕塑面前，彼时的雕塑风格通常被认为是古典美的象征。这一作品中的三个人背靠着背，探出脑袋，俯视观众。另外，整件作品的底座被抬高，这样一来，身高正常的观众经过时，都有一种被女侏儒居高临下注视的感觉——颠倒一下便是我自己的日常体验了。

此外我还参加了悉尼的The Big Anxiety科学艺术节，在“尴尬的对话”活动版块中邀请人们象征性地站在我的角度在悉尼街头走十分钟。在我的陪伴下，参与者们得以目睹路人们对于我作为女侏儒的种种不同反应。无论是不经意的一瞥、翘起上唇的嗤笑，还是故意的嘲笑和侮辱，每一种表现都让参与者们了解到了侏儒症患者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受到的伤害。

对抗凝视

好几个世纪以来，侏儒症一直挑动着人们心中的无限遐想，这表现在写作、绘画、雕塑和摄影艺术等方方面面。考古学家们根据这些艺术作品证实，古埃及的两位神祇贝斯（Bes）和贝塞特（Besette）都是侏儒；在玛雅印第安社会，侏儒也完完全全融入了他们的文化之中。然而艺术作品里却鲜有女性侏儒的影子，直到15世纪她们才“登堂入室”进入宫廷艺术。

在这一时期，由于皇室的重视，侏儒成为了绘画作品中的常客。他们被授予名誉，有自由在宫廷会议进行时愤世嫉俗地发表评论，一定程度上可免受惩罚。当时不少艺术作品都刻画了侏儒牵着皇家猎犬或履行职责的场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安德烈亚·曼特尼亚（Mantegna）的一幅壁画描绘了一个软骨发育不良侏儒症的女人，这就是关于侏儒的最早的作品之一。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大多数关于软骨发育不全侏儒症的作品都呈现了罕有的身材匀称的侏儒。比如说弗兰斯·波尔伯斯二世（Frans Pourbus the younger）在约1600年的画作《奥地利女大公伊莎贝尔》中的小矮人。尽管如此，软骨发育不全侏儒症女人的杰出典型也诞生了，毫无疑问就呈现在巴洛克画家委拉斯凯兹（Velazquez）1656年的代表作《宫娥》里。

委拉斯凯兹为西班牙宫廷里的侏儒们创作了一系列肖像。而只有一幅的原型是女性，而且还是个孩子，这幅画便是1631年的《王子鲍尔萨泽·查尔斯和他的侏儒》（Prince Balthasar Charles with a Dwarf）。

曼特尼亚和委拉斯凯兹的作品都显著说明了当时女性较为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宫廷中，侏儒虽有一定价值，口出狂言也不至招灾引祸，但他们仍然更多被视为供消遣的新奇玩物，甚至是“宠物”。然而这些艺术家同样也表现了女性侏儒的“对抗的目光”。她们并没有向注视者抗议，而是反过来盯着我们，要求我们想象和体会她们的感受。可惜的是，她们的这种坚定自信很快就消散得一干二净。

畸形秀

十八世纪的洛可可艺术中出现了更多女性侏儒形象，她们大都在扭曲诡异的场景中集体亮相。最著名的就是福斯蒂诺·博基（Faustino Bocchi）的六幅系列作品，包括《婚宴》和他对分娩场景的怪诞模仿。

对生理缺陷的迷恋逐渐变成一种大众消遣。女性侏儒的画像已不仅仅是视觉记录，更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商机。

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摄影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消费，女性侏儒的肖像更加多见，而她们的社会地位却没得到多大提升。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P·T·巴纳姆等一众马戏团经营者们用照片为他们的“畸形秀”宣传造势，这些演出为他们贡献了可观的收入，也让侏儒们走出破旧的屋子，可勉强维持生计。剧团成员们被动置于观众目光之下，向所有人展示着他们的身体缺陷。

在当时，戏谑式的营销推广了“侏儒”这个词，虽然如今人们觉得这个词是对人的严重冒犯和侮辱，但彼时它被普遍用来形容身材矮小者。另外，对侏儒的宣传没羞没臊，大多聚焦于他们的私生活上，以及正常人炫耀式地拿他们来作比较。

之后的纪实摄影作品固化了侏儒们被动的消费品形象——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看客的猎奇心理，展示自己不协调的身材比例和肢体活动来娱乐观众，而且入场票也只需成本价而已。巴纳姆甚至招募观众参加侏儒演员“拇指将军”查尔斯·舍伍德·斯特拉顿（Charles Sherwood Stratton）和拉维尼娅·沃伦（Lavinia Warren）的婚礼，他一共卖出了5000张票，先到先得。

在“畸形秀”的宣传中，女性侏儒形象着重凸显她们奇特的身材比例。虽然谄媚地称之为“可爱”，却没人想过展示她们的美丽。

即便进入了现代艺术视野，身材不相称的侏儒的地位也并无多大改观。人们把巨人、侏儒、日常用品和正常人并置，仿佛他们是毫不相干的东西。然而，人们的视觉语言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他们成为了一类伤感可悲、滑稽和被孤立的小矮人。

摄影师亚瑟·费利格（Arthur·Fellig）和布鲁斯·戴维松（Bruce Davison）的著名作品便是这一刻板印象的缩影。事实上， 除了1944年对二战中奥维兹一家（The Ovitz Family，一个曾被囚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的家庭，成为了纳粹科学家约瑟夫·门格勒的试验品）的影像记录之外，女侏儒的肖像在这一阶段基本没有出现。

残疾与审美

有些艺术家仔细审视了女性侏儒的性特征，玛格丽特·鲍兰德（Margaret Bowland）美丽的现代画就是一个代表。在这类当代绘画和摄影作品中，有生理残疾的人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

近年来，随着学术领域对残疾的研究日益成熟，人们看待残疾的角度和对美的标准的看法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拿我自己举个例子，我认为伤害我的不是我的侏儒症，人们对它的态度才是我真正的残疾，正是他们消极的态度给我设下了不必要的限制。

艺术能够强有力地挑战这种能力论（对体能或智能较差的人的歧视）。艺术作品能突破这种对身体残疾人士的刻板印象，推进社会包容。学者托宾·西贝斯（Tobin Siebers）提出了“残疾审美”的概念，“拥抱那些看似破碎的美，它们的美丽并不因此变少，反而愈加迷人。”然而，在这样的定义下，西贝斯认为主观上对于美丑的分辨，在一开始就将残疾人排除在外了。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有侏儒症的当代艺术家，都在合力将话语的焦点从肢体残疾转向社会待遇。里卡多·吉尔（Ricardo Gil）的街头摄影捕捉了人们对他的蔑视和敌意，有时候他就是鄙夷的靶子。他的作品不直接描绘侏儒本人，而是他们走在街上的视角。

劳拉·斯旺森（Laura Swanson）的照片则模拟了社会对侏儒的排斥。她充满技巧地在肖像里除去个人特征，比如用大衣、门厅小桌或是唱片封面这样的日常小物件遮住主体的脸或身体。其中的启示便是：你和我的交往方式，体现了你究竟把我看做一个“矮子”、一个玩物，还是一个平等的个体。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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