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凭借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一举夺得布克奖，这本书的中文版已于今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最近，弗兰纳根的新书《第一人称》（First Person）即将问世。书中的主角基夫（Kif）梦想成为一名小作家，却不得不到处做各种烦人的代笔工作。英国《卫报》就这本新书采访了他。
Q：这部小说非常不同于《深入北方的小路》。你原本就计划好这么写吗？
弗兰纳根：计划？我从来没什么计划。在拿到布克奖之前我就开始写《第一人称》了，并且很快就写作完成，紧接着忙于应付得奖之后的各种风波，尽量不让自己卷进去。
理查德·弗兰纳根 著 金莉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07
Q：能谈一谈《第一人称》背后的故事吗？
弗兰纳根：1991年那会儿，我还在给一家建筑商打工，打算写第一部小说。澳洲最大的骗子、经济罪犯约翰·弗里德里希（John Friedrich）给了我一万美元，让我在六周之内帮他代笔一部回忆录。按现在人的说法，他贪污了上百万美元，还有一支私人武装，总之烂透了。我跟他的一个保镖一起合作写书。我俩花了三个星期，拼死拼活把书捣鼓出来，结果刚写完他就自杀了。我成了一个给死人代笔的。
Q：尽管这部小说来自你跟弗里德里希共事的经历，但书中忙于代笔的主角基夫却发现：追求真相并不需要过分纠缠事实细节。
弗兰纳根：可能事情就是这样吧：归根结底，小说不能算谎言，它是一种真相，一种很基本的、必要的真相，我们对它的需要大抵类似于对食物或性生活的需求。没有小说的话，我们就容易让自己沉浸在第一人称的谎言中。很多年前，我在跟弗里德里希共事的时候就一直有种恐惧，上面谈到的担忧或许恰好来自于这种恐惧——担心自己陷在别人的谎言里出不来。如果说，作为谎言的故事把我们拉进了一个坑，那么作为小说的故事则提供了超越和解放的可能性，透过它我们能够对自己有许多新认识。
Q：基夫发现，成为作家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作。这是否也是你的建议？
弗兰纳根：我没有任何建议。人们都是为自己写书而已。这是我至今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学里会有“创意写作”这个专业的原因之一。
Q：你是否会通过使自己成为笔下主角的写作对象这种方式来使自己入戏？
弗兰纳根：没有。基夫是一个对各种老生常谈深信不疑的平庸作家：譬如亲身经历、同理心以及代入主角的必要性，譬如采纳第一人称视角——总之，就是那些人们只有在没话可说、或者不知道写些什么的时候才会说出来的场面话。这让他步入了一个误区。
Q：作为一个塔斯马尼亚人，基夫感到自己的作家身份难以获得承认。你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呢？
弗兰纳根：的确如此。我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塔斯马尼亚在澳洲人眼里还是个负面符号，涵盖了一切讨人厌的东西——不光彩的过去，过度压榨自然环境，危害甚大的种族主义以及普遍存在的无意义感。我的第一部小说《河流领路人之死》（Death of a River Guide）被一家在澳洲相当知名的报纸拒掉了，不给我写书评，理由居然是“它没法被归入任何一个澳洲文学派别，流派归属不明确”。我觉得这算是我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赞赏。
Q：《第一人称》正好契合了自传体小说的热潮。你对这一热潮有何理解？
弗兰纳根：没什么特别的理解。它或许跟法国人有点关系？那它可能也跟我有点关系吧。问题在于，正如福楼拜略带愠怒的宣示所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小说也可以从多方面获益，而不单单是作者自己的灵魂。一味贴标签的做法留给那些果酱罐头就好。
Q：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能提供哪些自传体小说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弗兰纳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人类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一切未知都需要我们去探索。
Q：你打算写自己的回忆录吗？
弗兰纳根：我没法忍受一切愚蠢，但我希望不要过早妥协。圣奥古斯丁向上帝祈祷，希望能帮助他保持一颗清醒和纯朴的心灵，但这是没办法一蹴而就的。有鉴于此，我或许也会写回忆录，但明智如奥古斯丁者则完全不需要。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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