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强第一次提出去麻风村的时候，没有人愿意陪他去。

那是2003年，他正在四川大凉山布拖县的乌依乡摄影采风，在采访当地人的时候得知了阿布洛哈村的存在——一个建于40多年前的麻风村。林强四处打听，大多村民都说不清楚“下面”的状况，他于是生起了自己“下去”看看的念头。“林强的脑壳大概有问题，在成都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那个风吹魔鬼的地方？我们彝族人不怕艾滋病，就怕麻风病。”村民们议论纷纷。正常人住在山上，麻风病人住在山下，山上山下从不往来，只有一个民政助理员每年“下去”两次，看看下面有没有遭灾，再回来向县里报告。

麻风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因其造成严重的肢体残缺或面目损毁，曾被人们视为最为可怖的慢性流行疾病，有“世纪瘟疫”之称，村民对此的恐惧也由来已久。无人支持，林强决意自己“下去”看看。他曾下过乡当过兵，体力不是问题，但因为不熟悉地形，第一次走了六个小时也没走到，只好折返；两年后第二次“下去”，他不仅携带了药品、酒精灯和睡袋，还用一台电视的价格雇了一位当地人做向导。经过险急的流沙坡，沿着悬崖和峭壁之间的小路，花了六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阿布洛哈村。

村长接待林强去村里“最好的房子”粮食保管仓库里过夜，他的床是一张铺在玉米棒子上的竹编门板，仓库没有窗，只有头顶一个方木洞可以透进月光。白天进村走访，林强深为眼前所见而震惊，“麻风病人确实很可怕，就像人们形容的那样，脸是烂的，没有手没有脚，像鬼一样。这里没有电，没有像样的房子，甚至没有小学，还实行着人民公社制，全村人靠工分吃饭。第一代麻风病人已经很老了，而他们的儿孙们一个字也不认识。”

在这之后，林强访遍了凉山州大大小小的麻风村，光是阿布洛哈村就去了19次。他来来回回给村民带去了许多吃的、穿的还有生活用品，还为阿布洛哈村建起了第一个小学。现在，第一批学生已经会说普通话、识得字，出门打工了。 

近日，林强所著《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第一个走进麻风村的外乡人”，林强接受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专访，向我们讲述他所经历和听闻的麻风村往事。

大部分麻风村是60年代集中隔离治疗病人而建

界面文化：你是怎么发现麻风村和麻风病人的？

林强：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喜欢摄影，经常去拍摄自然风光。十四年前，我们一行四人去布拖县乌依乡里采风，在采访中有个同志告诉我们下面有个麻风村阿布洛哈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山深处还有一个40多年前建立的麻风村。从山上往下面看就能发现，群山环绕之间有一个洼地。我问他们下面麻风村的生活状况，谁也说不上，因为根本就没下去过。我很感兴趣，但山上的人都不太理解，说“你这个人脑壳有点问题，有点疯吧，要去下面的村子，我们都没有人敢去”。我想找人给我带路也找不到人，所以自己下去了，走了六七个小时也没走到。回去以后，我又准备了两年，我看了一些麻风病预防和治疗的书，还准备了睡袋、酒精炉、粮食、水和药品，做好了露宿的准备。其实下去麻风村我也是有点儿怕的，也得有自我保护意识。

我还说服了一个人带我去，上面村子里的人只有他下去过，他是当地的民政助理员。县里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派他管山上的寨子又管山下的麻风村，他一年最多下去两次，最主要的任务看下面的人遭不遭灾；如果遭灾了就告诉县里，县里会放一些衣服和粮食在山上，通过一种很原始的方法，让麻风村民上来领取物资。为了让他带我下去，我承诺送给他一台一千七八百块钱的电视机。当时山下不通电，而山上已经通电了，可以看电视。他带我走了六个小时山路，很多坡度很大的流沙坡。走快了，人就要蹿到山崖下面；走慢了，腿吃不住劲儿；路很窄，就一米多宽，一边是万丈深渊的悬崖，一边是壁立千仞的绝壁，10个脚趾要牢牢抓地，我大脚指的淤血肿成了小馒头，半拖半走地进了村子。 

界面文化：山上只有一个人对下面的情况是熟悉的，也就是说山上的人与下面的人是完全隔绝的，山上的人很忌讳“下面”的人吗？

林强：他们不光是不理解，就算我后面已下去过几次，他们还是很怕。后来，凉山的一位干部对我非常尊敬，知道我来，都开车送我来山上，但是我一提到“下去”（麻风村），他告诉我说“那下面就是放了一块金砖，他都不会去捡”。他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很深，比方说，麻风村里第二代的人会上山来，山上的人也不敢走他们走过的路，要等天下雨洗干净了才敢走。这一方面是因为麻风病人看上去可能确实有些“可怕”——没有手指、脸是烂的，说起来“像鬼一样”，另一方面要归因于老人跟下一代灌输的观念，“麻风病是风吹来的魔鬼”。

界面文化：老人对于麻风病的观念为什么是这样的？

林强： 麻风病在解放之前上世纪30-50年代间比较流行，广东过去对待麻风病人的方式是贴出布告，抓到了就直接烧死；在彝族地区就是活埋，相比起来可能都更“人性化”——大家筹钱给病人买一头羊或牛，肉吃完了把病人缝在羊皮或牛皮里面，抬到山上活埋，意思是不让病人传染外面的健康人。那时候人得了麻风病没有医疗手段，病人也都知道自己只有死一条路可走。真正能够治疗要等到60年代以后，在这之前得了病完全没办法。

界面文化：六十年代的治疗方法是将麻风病人进行隔离，我国的麻风村也就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吗？

林强：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麻风村，都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把病人集中隔离治疗而建的。怎么归属麻风病人呢？根据病人属于哪个县，就把他集中到哪个村。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为了身体健康的人，把他们隔离起来；医疗人员把这些病人治好了以后，就给他们盖上证明——只要外面家人愿意接受他们，他们就能回去；但要是家人不愿意让他们回去，或者他们不想回去，就留下来了，一代代繁衍至今。阿布洛哈村是特别典型的一个麻风村，入村的路很险，出村还要经过一个溜索，所以村里人跟外界的交流更有限。村里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出去的话，就是到金沙江镇上用牛羊换一点日用品，也不会过夜。

除了集中治疗麻风病人的麻风村，还有一种是麻风病院，相对来说条件更好一些，海螺沟教堂（注：位于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由法国传教士始建于1918年）过去就是一个麻风病院。前不久我还见过一个当兵的，说他70年代被发现得了麻风病，曾住进病院进行治疗，那边住的病人大多是得了麻风病的干部的。

界面文化：那你看到麻风村和麻风病人之后，感觉怎么样？

林强：我“下去”阿布洛哈村，确实感到很震撼。这个村子四面环山，直到2007年都还是人民公社的劳动生产方式。全村一共四个生产组，一个壮劳力一天能挣10个工分，最好的状况每天能得六毛多钱，最差的只有四毛多。村子不通电，有一半人住的地方没有床，有一半人的房子是石头搭的，上面盖着草。村里最好的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室，里面装着上千斤的玉米粮食。村里的第二代如今已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了，他们从来没有出去过，都是文盲，更不要提那些几岁到十几岁的第三代人了。

界面文化：你和麻风病人的交流是怎样的？他们都是怎么样的人？

林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怕我，又担心我不回来，会问我“林老师你来了以后可能就不回来了吧？”第二次去我带了很多东西，他们又说：“林老师你下次不会再来了吧？”拉一下手都会让他们泪流满面，有时候我只是到他们家里吃口饭，他们高兴得就像一次盛宴。 

除了阿布洛哈村以外，前不久我去看望了另外一个乡的麻风村。村里有一个老太太，八十多岁了，是重度残疾，她没有手，两个手是光棒棒，腿也根本站不起来，但还在劳动呢。见我带去了一些吃的穿的，她就在地里挖了一颗莲花白，一定要送我，因为她没什么东西可送，只有把劳动所得送给我。前两天我去甘洛县麻风村，遇到了一个人，他打过淮海战役和兰州战役，解放后还当过公安。小他三岁的妻子得了麻风病，他们感情好不愿分开，就一起住到了村子里。现在他九十岁了，儿孙都有，见到我还在讲战役的事情。麻风村里每一家都有这样的故事，讲都讲不完。这个病再过大概二十三年就应该完全消失了，我得为这些人记录些什么。

麻风村小学建成 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界面文化：你说刚“下去”看到的阿布洛哈村里的小孩和青年都是文盲，那里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吗？

林强：人都不过去，哪有学校？回来以后，我觉得很不安，第二代第三代健康的孩子都没有学上。我用当时刚出版的书（《走进大自然》）的稿费，跟朋友一起筹了十来万块钱，想建一个学校，也把村里学龄儿童没有学上这个情况告诉了县里。但布拖县本来就是扶贫县，县里领导说：“我们外面人都管不过来，还管里面的人？”后来我又找县长反映情况，到底凑齐了接近二十万块钱，就建立了一个小学。

学校里最小的学生六岁，最大的学生都十七岁了，一米七，站起来和我差不多高。开学仪式国旗升起来时，学生还都不知道这面旗就是国旗。我告诉他们，“这面五星红旗，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旗。”现在学校里一共五六十个学生和四个支教老师，学校里有两间平房教室、一个食堂和一个操场。现在听说学生的成绩很好，学校也成了县里教学质量第二的小学。

界面文化：麻风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是麻风病人通婚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健康吗？

林强：一般都是麻风村里面的人通婚，或者说好之后嫁到另一个麻风村去，很少有外面的人。凉山州大部分的县都有一个麻风村。麻风病人的肢体残疾，器官没有受损害，生下来的小孩都是很健康的，男孩女孩身体都健壮。

界面文化：你帮助他们建立了小学，那么这些第一批受过教育的麻风村第二代第三代后来都怎么样了？

林强：我们第一批学生大部分读到能识字、能说普通话，有的出去打工了，还有一个当了兵，退伍又回来了。有一个学生在打工路上给我发短信说，“林爸爸，我没听你的话好好读书，我现在正在火车上，去太原打工。我也想像你一样，挣点钱回去支援村子。”村里的孩子十六岁就结婚了，他是带着自己的妻子去打工的。一开始找到了砌砖的工作，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三个月后又跟我说，打工的钱一分也拿不到，我又教他怎么去要钱，现在他也回村子里了。

这批出去的孩子，在外面都不说自己是麻风村出来的。前几年外面有些地方还是对麻风病人恐惧，我把村里两个小孩送出去读书，给他们检查了身体都很健康，但其他家长会跟学校老师反对。现在观念好一些了，第二代第三代也能出去了。第一代麻风病人是出去不了了，但有了电和电视，他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麻风病人钱志昌是镜子，照出我们驱壳里不干净的东西

界面文化：你选择了森科洛村的钱志昌作为全书的主角，你认为他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在哪？是他对待病痛意志力特别坚强吗？

林强：他小时候受过刺激，他得麻风病的父亲是被活活被烧死的。他十二岁发现自己有麻风病，怕被烧死，光是敌敌畏就喝了两次，都被他母亲救回来了，带去医院洗了两次胃。救回来以后钱志昌也不能待下去了，因为在他生活的地方人们都知道他有病。他开始逃跑，沿路乞讨，一直跑到了大凉山，在人迹罕至的山洞里住了六年。山洞里的生活条件我们一般人受不了，但他可以。那时钱志昌还没有特别残疾，只是病痛，他在山洞里开辟荒地种玉米。他告诉我，1960年我国遭遇“自然灾害”的时候，还有逃难的灾民跟他要饭吃。他就告诉人家，“我是麻风病人，你们愿意拿就吃点儿。”在山洞待了六年以后，国家在砍伐森林时发现了他，就把他带回去，和其他麻风病人一起集中在村子里，接受医务人员治疗。治好以后，他的肢体残疾了，但再也不会感染别人了。

界面文化：钱志昌肢体残疾之后，劳动能力是不是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经济状况现在怎么样？

林强：钱志昌只有一只手有手掌，两只脚都没有了脚掌，在这么贫穷的地方，他可以用嘴巴播种，二十年来收获了十八万斤玉米。有一年我去了四五次，帮他把玉米播种、扬花再到收获的过程都记录下来了。麻风病人虽然残疾，但器官是好的，钱志昌七十三岁了，他的身体、心脏、劳动都很好。他还能一个人背玉米下山来，我比他小十岁，都不如他。 

我经常从成都给他带东西，有次给他买了两头小猪，小猪养大后，他把其中一头杀了，挨家挨户地送掉。他后来觉得我是公务员，生活并不富裕，也不让我继续给他带东西了，跟我说自己有六万块钱存款。我说你把存款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就相信，他拿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自己的五万六千块钱借给了村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他拓出来的耕地里种上了桉树，符合政府的退耕还林政策，政府每年给他一千多块，还有低保补助几百块钱，一年下来总共收入三千块钱左右。钱志昌很快乐，觉得自己能活到70岁，没有被烧死，从不怨天怨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北京，后来我也带他去了北京。前两天我把这本书（《生命的力量》）拿给他，他认识一些字，能读能看，翻到他自己的照片觉得很高兴。我常说，他像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面对他都会照出自己驱壳里不干净的东西。

界面文化：台湾一位学者刘绍华写过一本《我的凉山兄弟》，讲的是大凉山艾滋病的情况。在你看来，麻风病跟艾滋病，当地人更怕哪一个？

林强：艾滋病跟麻风病还不太一样。我问过凉山州的群众和干部，就在十年前，他们不怕艾滋病，只怕麻风病。因为麻风病治好了还会残疾，面容长相和四肢残缺很恐怖；艾滋病到死的时候至少是个“完尸”，病人也不用像麻风病人一样集中起来，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2000年左右，中国跟英国合作了一个预防艾滋病项目（指2000年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门资助的“中英项目”），有的凉山人甚至羡慕得艾滋病的人，就因为他们每月可以享受补助、医药和治疗。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太穷了。所以得了艾滋病好像是“造化”，再加上凉山吸毒者比较多，对这个病不仅不怎么害怕，还会觉得“干脆得艾滋病得了”。

界面文化：十几年过去了，你所观察到的阿布洛哈村和村民有什么变化？

林强：到现在，阿布洛哈村我已经去了19次，明年争取再去一次。现在村子总体上的发展还是很好的，平均每户的收入突破了一万元，比十年前翻了一百多倍。村民自己出钱加上政府出钱，改水改厕，草房子不见了，还通了电话。我要再去村子，就给他们打电话，让村里人上来接我下去，因为长期走山路，我的膝盖不太行了。现在进村的路也稍微宽了一些，从一米多拓宽到两米，可以走马了。我前两天听说，三五年以后可能会从另一个村子通一条便道到阿布洛哈村，那就方便很多了。但随着和外界交流越来越多，村里也渐渐多了些城市里不好的东西，比如说原来连矿泉水瓶都见不到，现在也有一些垃圾了；再比如原来一穷二白时大家都很团结，现在有的家庭富裕一些，有的差一些，还有些吸毒的……这也是发展过程中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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