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咖啡
C在一个时期的室友是我见过的最有规律的人。他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据说原本有闹钟的帮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闹钟了。每天早上6点45分，他淋浴完毕开始煮咖啡。有时我也醒过来，听见咖啡壶呜咽，厨房飘出潮湿的青苔的味道，煮着煮着，壶开始打鼾，那就是将要煮好了，青苔将闻起来像巧克力，像汁水丰满的野果，有微微的甜香，直到那种似乎随时可以膨胀成真正的甜的味道慢慢消散下去，气球变瘦了，厨房闻起来就像咖啡。
他读法学院，和C在大学时就认识。两个人同住一个hall，因为“共同的音乐兴趣”成了朋友，如今也分享唱片收藏，一起去看演出，下雨的夜晚一起开车去城西北角的蛮荒之地取二手交易平台上订的旧唱机。三楼公寓门吱哑开启，一个浑身刺青的络腮胡男人，只穿了内裤。他们俩一个进公寓去搬唱机，“像只老鼠”，另一个撑着门，随时准备进去，随时准备离开，随时准备跑。他们终究把唱机搬了回来，如今每天早上6点45分唱机就随着咖啡响起来。7点15分法学院学生离开家去学校。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规律的人，第一号的all-american boy。他周末总去看棒球和美式足球比赛。他自己也像个美式足球运动员，棕色头发，又高又结实，人爽朗极了。他在这世上最喜欢的物事是实验音乐和噪音，不过打算去做房产律师——那是在他放弃了税法之后的事。他的祖父是一位有名的美国总统。美国总统都有名，是吗？那么不妨说，他的祖父是一位对美国意义深远的总统。他带着家喻户晓的姓，不过幸而名字不叫“小某”式的Jr.。他有永不尴尬的本领，这恐怕不只是因为他笑的时候露出世界上最白的牙，还因为他对生活中一切的事都作了极好的安排，明确的分割，从起床时间，到成为地产律师的道路。地产或是税法，严肃的选择在这两样之间作出，他不会觉得无聊吗？“多少有一点儿”。但下班后的生活里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呀，音乐，棒球，咖啡。他分割他自己。而地产又多么好，又稳当，又不太难。
—— 我终于买了一台能定时的自动咖啡机。从此将不是我起身去做咖啡，而是咖啡的味道在早上叫醒我了。现在我想起这个人，C的室友。我羡慕他将自己分成格子，有些部分感受，有些部分不去感受，做应做的事，在夏天喝啤酒，在冬天喝蛋奶酒。我但愿自己能分清幻想与现实，记忆与现实，扔掉幻想和记忆，扔掉记忆里甜的东西。
2、蛋糕
有一天傍晚C到我家来。我们坐在桌子两侧，各看各的书。实际是同一本阿多诺选本，不过他到了第五章，我才第三章。到了夜里，我烤了四个chocolate lava cakes。并不是不知道可以写“巧克力熔岩蛋糕”，并不是想重复一遍，但我想写出他当时说出的hua。他说，a chocolate lava cake，他还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
我对自己曾经具有的能力惊讶。比如能读懂阿多诺，比如在夜晚能平地生波地很快烤软心的巧克力蛋糕，很香，不那么甜。当机会来到，当生活使人振奋，当人想展示和运用自己的才能时，人能做出多么好的事，多么奇怪的事。
如今我遇到一些新的人，他们对我说他们觉得美丽的话，或者他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有限的话，比如，“遇到你以前我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是不足的”。多数时候我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他们的生活不足时，填补他们的生活，当水位上涨，就泄洪。我做他们的补充、剩余、隐秘的的部分。这是一种代偿机制。再也没有人说，这是多么好的一天。
前阵子我回到自己读大学的地方，广播正在放Pale Blue Eyes。在路上遇到一个大学同学，他留校工作，背着手在夕阳的微薄光辉里走过去，像老了又像依旧年轻。我也像老了又像依旧年轻。
以前你说我是你遇到过的走路最快的人，和你一样快。现在为了配合别人，我走路变慢了。在不甘心的时候我会想到你。你是我记得的甜的东西。
—— 这几天我买了一只新的年轻的蛋糕。在丧失了做蛋糕的才能和工具后，冰箱的冷冻层睡着一个半岁多的巧克力小蛋糕，从意大利漂洋过海而来，解冻又再次冷冻过，像花岗岩，不像熔岩了。我会想起过去，在过去里面I’m capable, capable of this this and that that, of Marx and love and a chocolate lava cake.
3、白鲸
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白鲸》！莫比迪克，我以为是鲸鱼的种类，鲸鱼的名字，人名。我不想看。
你说，《白鲸》非常好。莫比迪克确实是一条鲸鱼的名字。你告诉我应该去看《白鲸》，因为几个理由。
当我说我从没有看过它，这其中没有羞愧，有洋洋自得和一丝哗众取宠。我骄傲地说没有看过，不想看，不愿意，我表示书名听起来无聊。这多么孩子气。你温柔地原谅了我，并不是原谅我的无知，而是原谅我的毫无理由的自大和炫耀，像原谅一个旋转彩虹裙摆时踩到了别人的脚、自己又撞晕在树上的小孩子。
所有的原谅都带着谴责，有些谴责让人害怕，而当你原谅我和责备我时，我只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一些。我没有恐惧，没有一丝担心或害怕自己会因为这些不好而被爱得少一些。这是我回忆起这件事的原因，我回忆起它不是因为鲸鱼或孩子气，我丝毫不怀恋那孔雀般的孩子气，我也感谢你没有纵容我。我回忆起它是因为我回忆起那种完全的安全感的暖意。
这对于我，是一个很好的，爱情的时刻。
—— 我刚刚买了一支新眉笔。最近一两个月我又开始经常化妆了。可能一周会有三四次。这几周来，见到人的时候就都涂眉毛，拿一些粉去把眼睛下面涂抹好。那就是一周会有三四次。我想起一种记忆中的安全感，在那种被充分爱着的感觉里，如果化妆，是因为知道将得到称赞，不化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是仍旧会被爱，你都仍旧觉得我有吸引力，觉得我是好的。
4、过去
过去都已经过去，想起来从前像上辈子一样，看一本书叫《亚洲的戏剧》，而自己正生存其中。中国人讲“春梦无痕”，就仿佛其他梦都能够留下痕迹似的。我也是朋友所写的一位“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流连于巴黎巷战或饿狼陀，在能够看到星星的偶尔夜晚与列文心心相印怀想1812年的灿烂彗星。Google Translate与无线网竟不能传达泪水，语言之外的空间有时由表情包占领，也有时由沉默或心碎的纪念碑。一株株仙人掌闭上眼睛应对干涸。
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老得不行，像死过一遍，像在发挥余热。我很清楚在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被爱过。
多么想要证明，多么确定自己可以。我想象一个新生活，想象自己拥有家庭的可能性，遥远，陌生。有时觉得天崩地裂，有时也接受了。我尽量对人好, in all sadness and emptiness, 我觉得我在世间走，像循环使用的矿泉水瓶。
现在我觉得，如果比较成熟和自控，如果对于生活的目标可以调和，总还是可以有还不错的关系。“还不错”，“关系”，远方的词语渐渐走到近处来，黑暗的矿井。我说服自己：你总不想自己死。邻居酒醉半夜按你的门禁毕竟让人心悸。这样子独自生活你没法半夜当即打开门和邻居谈，得等到第二天。而第二天他就忘记了，不觉得自己做过，当然不觉得还会再发生。
我这样说服着自己。尽量生活。我可以接受并不爱我的人了。接受肉类，据说动物蛋白质是人体必需的。补充omega 3。买球拍和基金，到假期，“去旅行”。我仍旧记得我最喜爱的书的开头，“我恨探险家，我讨厌旅行。”
有一次我写到你。一位朋友和我彼此了解，她这样写，
“我突然想到很久之前上文学理论课，老师说，“哀而不伤”是好的文学，讲的大概是个“度”的问题，现在觉得，好像“度”的问题，说到底大概不是技巧，而是观念的问题。爱着但也可以不得到，想念但是也就是偶尔而已了。我们的爱情大概就是如此了，无法以别的方式存在了。”
我想起多年以前我想告诉我的同学Giovanni关于中国的道理，我拼命地告诉他能动性/agency有诸多形态，其中一种形态是不作行动，有时在中国，继续此刻的生活就是一种行动，就是agency本身。他说他不明白。他问，这是消极反抗吗？我说不是，这不是消极的，这是积极活下去。他问，这是策略性的吗？我说恐怕不是。他问，这是以放弃为一种选择吗？我说不是，这种agency中并没有诸多选择构成光谱，并没有盘算和比较。其他那些选择在概念上本身是不存在的。没有放弃什么，是在忍耐现在。我想给他讲小说《活着》，但讲起来太复杂了。
后来我读到人类学家Anna Lora-Wainwright的书。她研究云南、四川等地乡村环境污染，以及在污染下患癌症的人群对疾病的认知。她说在环境污染之下，贫困人群、边缘人群、底层人口、乡村居民往往缺乏推动变革和制止污染的力量。他们没有力量，因此他们会说“我适应污染了”。但对环境恶化和空气/水污染的恐惧与焦虑，就像这些污染的危险一样并不为惯于发声的城市中产阶级所独占。只不过当城市中产阶级戴上口罩，或者移民，或者在微博上抗议，作出这些“看得见的行动”时，乡村居民和贫困人口说，“我们习惯了”。这也是一种行动，他们决心要继续自己现在的生活，不被无力、恐惧、忧虑、肺癌压倒。他们照顾自己患上肺癌的亲人，等待自己得病的那一天，并求恳上天不要让自己太早患癌。孙辈刚刚出生，还需要他们。
我想这不是绝望的政治学 (politics of despair）, 而是生存的政治学 (politics of survival)。当研究者谈到能动性，谈到行动，他们经常会忘记，人们采取行动的前提通常是因为这样一种潜在的信念，因为现实中有与这种信念相关的具体可能性： 明天将比今天好，明天将可能比今天好；采取某些行动对我的生活可能是有改善的。而对于有些人而言，并不存在那些可能性，在概念中或是在现实里。你只能继续你的生活，继续你的生活很不容易。
另一位人类学家，法国人Marc Abeles不认为“生存的政治”是一种文化，一类惯习，或者一种地方性知识。他认为这是这个星球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新世界发展出的一种新的政治。这是什么样的新世界？恐怖主义被视为一种如影随形又无影无形的威胁，你躲不开它，你只能害怕。全球变暖，前景让人恐慌，人们对未来不再是去“希冀”，而是去“预测”。人们已经丧失了那种“明天会更好”的发展型的信念。前途不可测，到处是威胁，政治的目标不再是创造更好的生活，或者维持和谐的共存了。政治的目标是尽可能存活。他说，我们需要基于此重新定义这个时代的政治行动。
我有时相信自己对Giovanni说的那些，有时怀疑它。继续我现在的生活也是一种行动吗？还是它实际上是消极的，是自我放弃？我是自愿采取了无力者的生存方式吗，或者，离开你后，我就是一个缺乏力量的人？
我仍然想念你。
—— 完 ——
题图由朱墨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