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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脚下有一片松林，山顶却是光秃秃的，只有一圈石头。石头中间是一个大坑，两米深，像被挖开的坟墓。这是2014年12月7日，天寒地冻，一片漆黑。姚玉忠裹着军大衣，蹲在坑里。他用螺丝刀试了试脚下，“是死土了，走吧。”
坑外还有四个人，听到这话，都知道白忙活一场。他们拿上铁锹、镐头、水壶等工具，走下山。一辆黑色大众停在山下。两个胖乎乎的人走在前面，分别坐进驾驶座和后排。另外三人随后赶到，姚玉忠坐进副驾驶座。
大众行驶不久，前方出现一辆黑色现代。司机停车，后上车的三人下车，又坐进现代。姚玉忠驾着黑色现代在前，大众随后，一路驶向市区。
没有人注意到，大众后面还有一辆车。早在众人上山时，那辆车就尾随而来，借着夜色隐蔽在树林中。车里坐着三名警察。
凌晨一点，两辆车来到内蒙古宁城县的天义宾馆。现代停在马路牙子上，大众停在路旁。现代车三人下车，走进宾馆。几分钟后，姚玉忠又出来。他问大众司机，有身份证吗？司机说，还有事吗？没事我们就回去了。姚玉忠问，能行吗？司机说，没事。大众车随后开走。
尾随的警察目睹了这一切。还有几名警察住在宾馆三楼，原本准备去山上抓捕这伙人，没想到这伙人也住进了同一家宾馆。
按原计划，抓捕时间是凌晨五点。但局长在后方等不及了，他下达命令，“不能等到五点，应该提前行动。姚玉忠要抓着了，咱们本案就成功了百分之六十。”
凌晨三点，服务员打开了510的房门，几名警察冲进去。房间的灯没有关，电视也开着。两张床被窝里各睡一个男人，一人穿着上衣，一人光膀子。有警察拿着手枪指着他们。穿上衣的男人瞪着眼睛，懵了。警察把人控制住，扭过双手扣上手铐，发现姚玉忠并不在内。
光膀子的男人被戴上深蓝色头套，只露出一张嘴。警察问，你咋用你的身份证登记了两个房间？别撒谎，都谁？
姚玉忠就在隔壁。警察又冲进了508的房门：“姚玉忠到位了，这就是姚玉忠。”
这天晚上，辽宁省朝阳市785名民警组成了78个抓捕组，汇同其他省市配合抓捕的警力，在辽宁、内蒙古、黑龙江、河北、河南、陕西、山西7省区10市同步展开抓捕行动。最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78人，涉及盗墓团伙12个。警方缜密部署了计划。抓捕当日，所有警员不得单独外出，手机一律上缴，汇报情况用350兆对讲机，凡走漏风声撤职查办。
抓捕结束后，警方共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价值愈5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追缴被盗文物最多的大案。看到这些被追回的文物，朝阳市博物馆馆长尚晓波十分震惊，他说，“这些文物里，一级品就有200多件，我们整个博物馆里收藏的一级品还不过100件。”
所有嫌疑人中，姚玉忠是警方最重视的一个。为了抓他，一共布置了六组警力。姚玉忠被定为一号团伙一号头目，代号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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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玉忠被捕当天，警察搜查了他在赤峰的住所（他儿子家）。在展柜上搜出陶瓷工艺品，在保险柜里搜出一个黄色瓷盒，一些瓷片，一枚银戒指。经鉴定，黄色瓷盒为辽代二级出土文物。
警察后来询问姚玉忠，你一共盗掘过几次古文化遗址或古墓葬？他说，就一次，“12月6号晚上是我第一次挖掘。”警察告诉他，公安机关已掌握他多次涉嫌挖掘古文化遗址的证据，问他怎么解释？
姚玉忠说：“反正我没参与。”
姚玉忠被抓之后，有很多传言，真假难辨。朝阳市公安局说，姚玉忠是关外第一高手，号称盗墓祖师爷。媒体加以渲染，说他能靠风水星象分金定穴，从不失手。但在当地的古玩收藏圈里，他名望却并不高，很多人觉得言过其实，是公安局吹出来的。
目前能被证实的是，姚玉忠1962年出生在内蒙古宁城县五化乡新房村。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7岁到13岁，他在村里小学读书；14岁以后，从事个体；有一个老婆，无业；有一个儿子，也是干个体。2008年前后，他被赤峰市锦山县公安局处以2万元罚款，原因他说不记得了。
几乎每个认识姚玉忠的人，都说他嗜赌成性，而且他长年患病，有乙肝大三阳。在照片里，姚玉忠约一米七，戴眼镜，一张国字脸，五官扁平，耳朵大，法令纹深，头发浓密。
姚玉忠盗墓的本事从何而来，如今成了一个谜。根据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他们和姚玉忠最早的盗墓行为，只能追溯到2010年。再之前，姚玉忠盗墓的资料信息中断了。
有一种说法，姚玉忠的盗墓本领是家传。但在他宁城老家，我遇到的每个人都说，他父亲是篾匠，不盗墓。也有村民说，他很聪明，会做生意，平时热心肠，是个老实人，根本不会盗墓，被冤枉了。
一些媒体说，他是进了一趟北京，看到故宫文物值钱，嫌编竹筐挣钱慢，于是看书自学成才，懂得盗墓。但这个说法，目前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实。
也有人说，他师从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也无法考证。
与姚玉忠一块盗墓的，都是他的熟人。警方抓捕的嫌疑人中，有许多是他同村村民。其中一个叫刘民的人，在12月7日抓捕当天，也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刘民又叫老四，比姚玉忠小十岁，原本是个普通农民，小学读了三年，之后一直务农。他的老婆同样务农，儿子打工去了，一家人生活贫困。
2012年春天，土地还在化冻的时候，刘民接到姚玉忠的电话，让上家里一趟，有事说。刘民知道姚玉忠是盗墓的，他后来和警察说，“姚玉忠平时好赌，都是赌大的。他除了挖墓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这两年通过挖墓赚了很多钱，他在赤峰买楼，给儿子娶媳妇，开的车和在外边赌博输的钱，都是挖墓来的钱。”
姚玉忠打电话给刘民，是想拉他入伙。见面后姚玉忠说，“看你生活困难，我想帮帮你，你帮我挖掘古墓，我给工钱。”刘民很心动。姚玉忠又说，“我和董财、倪尚林、姚玉飞都挖过墓，每人都分了30万元。”刘民同意入伙。
姚玉忠带人挖墓，有自己的心思。他从不告诉别人如何寻找古墓。通常把人带到山上后，他只说挖，不说理由。他提供所有工具：铁锹、镐头、对讲机、绳子、改锥、手电筒等等。出发之前，他不直说地点，只给司机指路。一般都是在夜里，盗墓隐蔽性好。挖之前，有时用洛阳铲之类的扎子探土，有时也不用。不一定每次都能挖出东西，同一地点会来多次。快挖到底的时候，他把人支开，自己去坑里把文物拿出来。其他人很少见到拿出了什么，也很少知道他到底卖了多少钱。
刘民入伙两年，姚玉忠一共给过他三次钱。第一次给了3万元，第二次4万元，第三次只有4千元。后来姚玉忠说钱紧，又把4万元要了回去。慢慢地，刘民觉得这种分配不公平。
刘民跟姚玉忠挖墓的最后一个地点，在朝阳市尹杖子村。第一次去是个白天，一行七人。他们从龙城高速口下来，经过一个铁道口，然后到了一座山。姚玉忠也没借助工具定位，便指挥人挖。几个人在山上轮班用两把铁锹打探眼，但什么也没挖到。
几天后再去，姚玉忠带了三个人，都是同村。除了司机，车上人都上山。刘民拎一个袋子，姚玉忠另一手下背一个包。袋子和包里装的是一个手电筒、一个螺丝刀、一把铁锹和一个镐头。到了山顶，姚玉忠指着一块地，让刘民二人轮流挖。
这回打完探眼，刘民用铁锹挖了不到一尺深，正往外翻土，翻出了东西。有一对白色玉镯，一个白色玉圈，但都被一块石头压碎了。只有一个完好的玉片，绿色的葫芦形，鹌鹑蛋一般大。姚玉忠把葫芦形玉片拿走了，剩下的放在另一人那里。这时候天下起雨，三人下山，坐车回去了。
快到村口时，刘民和另一人借口买烟，管姚玉忠要分红。姚玉忠让司机停下车。他很生气，质问道，“有啥话瞒着我？”说完，姚玉忠拿来那几件破碎的玉器，当着几人的面，用石头砸了，顺手扔向苞米地。
这次之后，刘民离开了姚玉忠。但姚玉忠一时找不到人，想劝刘民回来。他托一个同村手下，让那人有机会和刘民说，又挖出东西了，这样刘民看着挣钱，还能回来。后来那人和刘民在家中喝酒，撒了个谎，“最近挖着个斧子，挺好的，和玉的一样。”刘民没有上套，“挖着也白挖，姚玉忠也不给钱，就算给了过几天也找借口要回去。”
刘民不回来，替代者出现了。有个人着急用钱，想找份来钱快的活儿。姚玉忠靠盗墓发财，这在朋友间不是秘密。他对姚玉忠说，想跟他一起挖墓。
3
古玩市场鱼龙混杂，水深，真东西假东西往往掺在一起。在朝阳市古玩市场，我看到一只玉鸟，造型古朴，形制和博物馆的很像。老板告诉我，这是他在山上捡的，喜欢的话30块可以拿走。后来我和几个圈里人说起，他们虽然没见到玉鸟，但都说毫无疑问是假货。
中国的法律规定，出土文物不允许买卖。但文物被盗出土后，还是能流通到市场。这些交易不会公开，而是熟人间私下进行。古玩商是中间人，他们收购文物，转手下家，赚取差价。有时他们也会跳过收购的步骤，直接作为掮客，获取佣金。
古玩商有两类，一类经营古玩店，一类经营文玩加工。季小晶属于后者。他是内蒙古赤峰人，1972年出生。初中毕业后，卖过服装，经营过沙场。他也爱好文玩古董，会收集一些胆瓶瓷器。因为左腿有些残疾，圈里人有时也叫他“季瘸子”。据他自己说，他认识姚玉忠十多年了，是在赌场认识的。
姚玉忠多次找季小晶出手文物，但他似乎不知道姚玉忠盗墓。他告诉警察，姚玉忠没有职业，后来买卖古董了。据他自己说，他认识姚玉忠十多年了，是在赌场认识的。因为涉赌，季小晶被判过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姚玉忠也因为好赌，被人叫“败家”，意思是家里的东西都输光了。和他一起盗墓的人都知道，姚玉忠在赌场大手大脚，有时输了钱，直接用挖出的文物做抵押。
2011年4月，季小晶在家中的时候，姚玉忠打来电话，“我在乡下收来两件东西，是异形璧，一个三角的，一个圆的，两个加到一起将近二万多元收的，你要的话给三万元钱。”
季小晶说：“先看看再说，好的话就要。”
过了一会儿，姚玉忠到了季小晶家，拿出两件异形璧。椭圆形的那件，直径大约五厘米，灰白色；三角形的是黄玉。季小晶觉得两件异形璧都挺好，看起来像红山或夏家店时期的出土文物。他从家里拿了3万元现金给姚玉忠，买了。
一年后，姚玉忠又打电话给季小晶，说在乡下收到一件8字璧，品相挺好。季小晶还是让他拿到家里来。当天中午，姚玉忠拿着东西来了。8字璧是块黄玉，数字“8”形，长约四厘米，宽约两厘米。季小晶又买下了。姚玉忠要价2万元，他还价到1.5万元，也是现金交易。
过了两个月，姚玉忠又拿一件马蹄筒到季小晶家。姚玉忠说，这是在朝阳市喀左县买回来的。马蹄筒是马蹄状筒形玉器，高十八厘米，宽十四厘米，青玉材质。他们以120万元成交，同样是在家里给的现金。
仅从季小晶处，姚玉忠两年就获得100多万元。但也许是赌钱“败家”，姚玉忠始终处于缺钱的状态，这些钱已经不能支撑他的支出。
2013年4月，姚玉忠偷偷潜入季小晶家，盗走了一些古董，包括玛瑙珠子、绿松石、玉烟袋嘴、一座明清时期的鎏金佛等，总价在100万元左右。
但很快他又开始缺钱。从那年6月开始，他向季小晶借过好几次钱，总数接近400万。有三笔共280万是季小晶岳母用银行卡转的，还有两三次是现金。
季小晶起初不知道是谁盗窃的。直到那年10月，他在赤峰古玩城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拿着两串玛瑙珠子在卖。他认出这是自己失窃的，于是报了警。警察带走那名男子，最后调查出珠子的源头是姚玉忠。
一开始，姚玉忠不承认珠子是季小晶的。季小晶给两人一个共同朋友打电话，把他叫来刑警队。三人会谈后，姚玉忠承认了。但他仍说不是偷来的，是在锦州市场买的。姚玉忠口头承诺，赔偿季小晶200万元，但最后不了了之。
姚玉忠被捕后，季小晶因为涉嫌倒卖文物，成了网上通缉犯。他逃了大半年，藏在宁城县的聚鑫园小区，最后被八里罕派出所民警在附近的利超超市抓获。
季小晶妻子找到当时赤峰市国家安全局一位官员，把季小晶的一个马蹄筒拿了回来，交给警方。这个马蹄筒，就是季小晶当年花120万元从姚玉忠手上买的。这位官员也玩红山玉器，季小晶当时拿着马蹄筒找他，说能值三五百万，他觉得品相不错。因为季小晶曾找他借了100多万元没还，他便把马蹄筒押在了办公室。
2017年4月，朝阳县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季小晶犯倒卖文物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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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凌源市的街道和建筑都像是新的，没有东北老工业的厚重。一条河穿过城市，在一座桥下被拦截，左边看有水，右边看却是干的。山在不远处孤傲地耸立，大多是一座一座，连不起来。山上没多少植被，光秃秃露出石头和土层，颜色发红。
2017年10月，我从北京坐了9个小时的火车，夜里到达凌源。姚玉忠绝大多数的盗墓地点，都在凌源市所辖范围。那是三省交界处，地处辽宁省西部。往北是内蒙古，往西是河北。
在城市的北边，一排巨大的烟囱喷出白烟。出租车司机说，除了凌钢，本地最出名的属监狱，六座监狱分布在各个角落。南方来的犯人，被带到边远之地流放改造。
在姚玉忠被指控盗墓的18处地点中，有9处在凌源市。另外，有3处在建平县，3处在喀左县，2处在朝阳市，都属于辽宁省。只有1处在老家，内蒙古宁城县。从宁城到这些地方，车程都在两小时以内。
我曾按照文件记录，挨个去寻找姚玉忠盗掘的几处地点。走到最后，到了一个山头，四下见不到人，这便是红山文化的政治中心牛河梁。1983年，牛河梁发现史前遗址，使得凌源在中国历史中有了地位，也因此吸引了盗墓贼。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开始的主流观点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代表是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代表是良渚文化，年代在新石器时期，距今五千年以上。但红山文化的发现，改变了这种格局。
红山文化的发现，得益于一位日本考古学者。清末光绪年间，北方草原最具权势的人之一是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扎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这位王爷受时代影响，思想激进，办报纸、建学堂，并为王府聘请了一位日本教师鸟居龙藏。这位日本考古学者进入王府之前，就已经在东北进行过考古调查。
在王府时，鸟居龙藏听说了赤峰的红山有古代遗存。当时红山上生长大量甘草，村民挖甘草当药材卖。甘草根茎扎得深，村民制作了一种狭长的铁锹，能顺着甘草向下挖一个坑。在这过程中，一些地下的青铜器被挖出来。鸟居龙藏循着这一线索来到红山，进而发现了比青铜更古老的历史。1906年到1908年间，鸟居龙藏在喀喇沁旗、赤峰、林西等地考察，发现6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环绕着石头的古墓。1911年，他在日本将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的调查整理成书，写成《蒙古旅行》。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赤峰红山后的遗迹，他认为那是古代东胡人的遗存。
鸟居龙藏离开之后，1919年法国人桑志华也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同样发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三年后，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葫芦岛市南票镇沙锅屯东南1.5公里处，发现一处古人类活动洞穴遗址，又是属于新石器时代。
随后，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的论著，开始关注这些现象。1930年冬，梁思永从东北通辽起程，计划经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热河省的赤峰。但途中遭遇鼠疫，梁思永临时调整，改道东北，并对那里新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进行挖掘。由于季节原因，天气寒冷，土地上冻，梁思永的考察很不顺利，他仅仅采集了一些石器和陶器，回了北平。
1943年春，梁思永开始着手整理在热河的调查。那年秋天，他发表了《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其中指出，“尤可注意的是仰韶式的彩陶”，他认为这些陶片与黄河仰韶文化有关。
此后几十年间，考古学家又陆续在这一地区进行过发掘，出土石器、陶器、骨气等物。
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其中专门列出一章《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他论述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尹达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
1979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1981年，文物普查在辽宁建平县开展，考古学家郭大顺发现了牛河梁遗址。随着考古进行，牛河梁发现了大量墓葬。此外，他们还发现了祭坛和女神庙。牛河梁地区以及附近一些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使红山文化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现在，牛河梁建起了一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放两处考古地点为景点，修建了一座博物馆。离博物馆两公里，开放了一处考古地点，是红山文化的墓葬群和祭坛。
不断有学者解读牛河梁的考古发现，红山文化也被看做是中华文明新的起源之一，是辽河流域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距今有六千至五千年。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代表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里能看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已进入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阶段，牛河梁女神庙已是宗庙或其雏形，是已知的史前文化中唯一能与商超祭祀礼仪紧密衔接的。还有一些人认为，这就是上古传说皇帝女娲与《山海经》的来源。
红山文化的墓葬离地表很近，用石块堆起，被叫做积石冢。积石冢建在山梁或土丘顶部，垒砌石块，在石砌范围内砌出石棺墓。中心部位通常砌一座大型石棺墓，边缘部位砌数座小型石棺墓，之后在石棺墓上堆放石块。
姚玉忠所盗掘的，正是积石冢，他在其中寻找玉器。
红山玉器是中国最古老的玉器，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C形龙。此外，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还包括玉猪龙、马蹄筒、勾云佩、玉凤等。沈阳的一位古玩商告诉我，随着牛河梁被发掘，台湾人开始买红山玉。2002年，红山玉的造假越来越多，台湾人退出市场，大陆人接盘。因为假货太多，真货价格一路看涨。
辽宁大学的教授华玉冰告诉我，1985年至1988年，他曾在牛河梁遗址参与考古。他说，“盗墓都是对文化遗产的毁灭，东西拿出来了并不是没有损失。这些东西摆放位置，人体关系以及不同器物之间的组合，也代表了不同人的身份和等级。这些关系弄乱了，虽然单拿出来一件东西都没有少，但实际价值基本没了，就剩玉器本身了。”
姚玉忠被捕之后，华玉冰听说了这个人与他的一些传言。他说，红山时期的积石冢，确实能用眼睛从地表看出来，但他不太相信姚玉忠夜观星象分金定穴之类传言。他说，“挖多了盗多了，也可能总结一些规律来，但姚玉忠也不能太超过专业的考古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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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第一次注意到姚玉忠，是2010年6月23日。王红岩是牛河梁遗址保护区治安管理分局的政委。那天他带着民警，在夜间巡查时，偶遇一伙盗墓贼。王红岩听到，有人喊出“老姚”这个名字。民警随后进行抓捕，但是失败了。这段情节出现在央视播放的一部纪录片中。
王红岩生于1962年，是沈阳新民县人。他曾在北京航空大学学习四年，之后留京工作八年，训练飞行员。后来被调任至朝阳市公安局消防支队。2008年，王红岩转业，分配到朝阳市公安局，筹备组建牛河梁保护区治安管理分局。分局管辖牛河梁保护区近60平方公里，多是荒郊野岭。整个分局仅有四人。
情况在2013年出现变化。5月28日，朝阳市新上任一位副市长李超，兼朝阳市公安局局长。王红岩将关于牛河梁安保情况和安全隐患的两份报告，上交李超。王红岩说，“朝阳的红山文化遗址，被盗的时间应该在2009年左右那个时间。更早的是三十年前，赤峰的红山文化区域，基本有被盗光的这么一种可能。”
鉴于情况重大，一个月后，朝阳市公安局协调市编制办，将牛河梁管理区治安分局升格为朝阳市文物保卫分局，负责的范围从牛河梁遗址扩大到全市，编制扩充为30人。
王红岩虽然有了实权，但侦办盗墓案并不容易。两个原因制约了警方：一是因为在荒山野岭，又是夜间作案，盗墓难以发现；二是因为无人举报，缺乏线索。
2014年7月7日，朝阳市公安局决定，以文物保卫分局为主侦，并从其他部门抽调19名警员，组成代号“707”的秘密专案组。为严格保密，专案组中除李超和王红岩，其他人均不能掌握全部信息。
在央视的纪录片中，专案组成立不久，朝阳市公安局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组织全市公安开展访民情、汇民声、聚民心的大走访。大走访背后，其实是一次地毯式的排查。王红岩说，“我们到所有的矿区和村庄，结合这次活动，了解民生民意，同时我们侦查盗墓线索。”
警方究竟是什么时候盯上姚玉忠的，有很多版本。
在央视《今日说法》里，民警先是侦察到一个可疑人员，在对该可疑人员暗中调查的时候，发现了他家里长期居住一位姓姚的客人，文质彬彬，带金丝眼镜，平时爱爬山。王红岩在节目中说，“我们对这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跟踪，特别是从他的宾馆、住宿的信息中，我们发现，他叫姚玉忠。”
但在央视纪录片中，则是一个侦查员告诉王红岩，“我打听到一个叫老姚的，据说盗墓是关外第一高手。”王红岩问，见过没有。侦查员回忆了一个画面，在一个赌场里，老姚输钱后，拿出一个老物件摆在赌桌上。王红岩想起了2010年那次遭遇，但他还不能确定老姚身份。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方圆》杂志提供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杂志写道，警方第一次发现姚玉忠是2013年夏天，“民警发现一伙不明身分的5人到牛河梁遗址15号地点附近盗掘，民警主动出击。抓捕时两名盗墓分子直接从山沟里跳了下去，后得知分别是姚玉忠和白某，二人肋骨均摔断。怕被追查，又故意与人斗殴打架以逃避追查。”到了2014年，警方已经知道，有一个叫“祖师爷”的人，十赌九输。随后，王红岩率领民警，在赤峰、北京、沈阳等地古玩市场化装侦查时，得知一位50多岁的男子，经常来溜达，眼里了得，人称“老姚”或“姚大爷”。
无论如何，经过长期侦查，到了2014年，朝阳市警方已经锁定9个团伙，70多个嫌疑人，收网的时机也成熟。11月26日，辽宁省公安厅将一系列盗墓案立为全省公案开始侦查。随后，公安部将此案立为公安部督办案件。
姚玉忠对这一切都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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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入室盗窃被抓后，姚玉忠很久没有再带人盗墓，而是不断出手文物。
2013年底，他主动联系了一个新买家，卖了3个马蹄筒和一对玉镯，进账130万元。转过年，他半价抵押8件玉器给这个买家，借了30万元。7月，他又主动联系了一个古董商，卖出一对玉镯，进账12万。
但姚玉忠依旧十分缺钱。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是他深陷赌博。按照警方说法，姚玉忠“赌资赌注非常大，有的时候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同时“赌资输到已经几千万，甚至达到上亿。”
同一时期，一个叫冯杰的人正逐步取代姚玉忠，成为红山另一个大盗。
冯杰1979年生，外号小胖，辽宁省朝阳人，家住凌源，曾因抢劫罪被判入狱，出狱后做生意，承包沙场，也开古玩店。冯杰曾和姚玉忠一起盗墓，后来因分赃不均，离开姚玉忠。冯杰后来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比如这东西值一百万，他可能是每个人就分一万两万的。我说一百万分一万两万你听着好像挺惊讶，其实事实比这个可能还残忍。最多可能这一堆东西值上千万，然后他给这几个人分，一个人就是三万五万，超不过五万。”
姚玉忠有个弟弟，排老七，起初也跟着他盗墓，后来也因为分赃不均离开了姚玉忠。老七和冯杰一起，组成新的盗墓团伙。他们固定四人，老七负责找墓，冯杰负责出手文物，所得一律四人平分。冯杰不赌博，靠盗墓挣了真金白银。
2014年8月，姚玉忠给北京的王井山打了电话，要去一趟。王井山1979年生，是黑龙江人，曾犯过抢劫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持枪罪、故意伤害罪。姚玉忠管他叫“大双”，他叫姚玉忠“老姚”。两人认识十多年，王井山的姑父和姚玉忠同村。
王井山在北京接待了姚玉忠，叫上几个人一起吃饭，又一起去宾馆。在房间，王井山向姚玉忠说，最近赌钱输了，欠下很多债。姚玉忠说，自己也输得够呛，还想去澳门赌，但手里没钱。王井山问，有没有赚钱快的道。姚玉忠说，有。
他说起了冯杰。1998年在牛河梁遗址，冯杰挖了一对玉猪龙和一个玉筒，三件东西在北京黑市能卖几百万，如果去香港拍卖，能值两三千万。姚玉忠的意思，是让王井山抢了冯杰，把他手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过来，能卖一千多万，自己可以联系买家，“这些东西不是好道来的，冯杰也不敢报警。”王井山觉得可行。姚玉忠把冯杰的手机号和家庭住址说了，发了冯杰照片。
半个月后，姚玉忠又来北京，吃饭席间，姚玉忠说，“冯杰手里有一件好东西，已经在北京卖了，卖了几十万。”他催王井山赶紧下手。
2014年10月，王井山带上四个人，开一辆面包车，去找姚玉忠。一行人来到姚玉忠的住所，赤峰市水榭花都小区。因为欠钱，姚玉忠的别克车被人开走了，他让他们先帮忙找车。他们在赤峰转了两天，也没有找到车。最后，姚玉忠带他们去凌源踩点。他给了王井山两千元，作为前期费用。
姚玉忠把王井山带到了步行街。他说，“咪多奇生活馆”就是冯杰的门市，旁边的小区就是他的家。看完这处，姚玉忠又带着五人一起，找到了冯杰老婆的超市，以及他岳父的家。指点完这些，姚玉忠离开了。走之前，他买了胶带和棉被，说留着抢劫用。
王井山五人蹲守冯杰。两天过去，一无所获。这时姚玉忠打电话问，怎么样了。王井山告诉他没什么进展。姚玉忠说，宁城五化乡还有一家理发店，是冯杰相好的女人开的。按照姚玉忠指点，王井山找到那家美发，但依然没有看到冯杰。
这时，王井山才意识到可能出现了问题。他告诉手下人，面包车的目标太大，回一趟北京，换车再来。他们回到北京，第二天开了两辆小车回凌源。
这一次来，他们把一辆车停在冯杰家门口。王井山手下四个人，每天轮班在车上蹲守。又过了十多天，在一个晚上，他们看到一辆黑色大切诺基进小区后，走出一人，像是冯杰。几个人下车，向他走去。有人问他，是叫冯杰吗。他回答是。几人把他围住。冯杰感觉，右手边有东西顶着后腰。有人告诉冯杰，是公安局的，上车说点事。他们拽着冯杰就走。冯杰说，别拽了，我走。
冯杰坐在后排中间，左右各有一人抓着他胳膊。其中一人扯下车上的遮阳帘，把冯杰眼睛蒙上。冯杰看不见，但能感觉车启动了，往赤峰开去。
“古董在哪里？”有人问。
冯杰没说。
“你不说，待会儿好好收拾你。”
“可别说那些没用的。”冯杰回了一嘴，“还能整死谁怎么地。”
刚说完，左边的人照他左脸给了一拳。冯杰开始反抗，厮打起来。这时车停了，他踹了司机一脚。前排有人用一个硬物砸了他腿四五下。
绑架的人只好打电话给王井山。王井山来了，换上驾驶座，扭过身子转向冯杰：“我们找你，你也明白怎么回事，别人说让我找你，你手里有玉猪龙。”
冯杰不承认。后排有人用胳膊勒住他脖子：“俺们就是求财，你赶紧把门市钥匙给我。”
“东西已经卖给沈阳人了。”冯杰说，“你们求财要多少钱，我给你钱。”
“我们不要钱。”王井山说，“你不说你卖了吗，我一会给你拉到矿上，人家是弄死你还是怎么着我就不管了，我这事情就办完了。”
“玉猪龙卖了，我门市保险柜里有更值钱的东西，有太阳神，一对勾云佩，还有点别的不值钱的东西。”冯杰开始求饶，“保险柜钥匙在我车里，车钥匙在我包里。”接着，他说了门市的具体地址。
王井山让人用胶带缠住冯杰，拿走了冯杰的单肩包，和一部手机。这些人用胶带把冯杰手脚缠住，又从后备箱拿出一床棉被，包在他全身，再用胶带缠了一遍。做完这些，王井山叫上两个人，开着另一辆车走了。
他们来到“咪多奇生活馆”。王井山在车里等着，手下两人进去了。打开保险柜，里面有一堆东西，都用卫生纸包着。其中一人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红布袋，用手支开，另一人把东西放进去。一共拿了三个铜镜、一个小瓷碗、一个小石人、一对勾云佩等等，大约十二样东西。此外，还拿了车里的电子狗，和门市的监控主机。
得手后，王井山打电话说，把冯杰放了。有人把冯杰身上的棉被打开，不过手脚还没有解开。他被扔在路边，有人威胁他：“你要是报警的话，我就杀你全家。”
王井山五人汇合，连夜回北京。在路上，他们把包、手机、电子狗烧了，把主机扔到一座桥下。
冯杰慢慢摸索，找到一块石头，打开了胶带。他搭一辆大货车回到市里，没有报警。
姚玉忠随后赶到北京。在宾馆里，王井山给他看抢来的东西。姚玉忠看后说，只有瓷碗和铜镜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姚玉忠让王井山先埋好，埋在地里，等他上天津找买家。
但姚玉忠还没来得及找到天津买家，一个多月后，他就被抓了。
7
2014年12月7日，姚玉忠被捕后的当天夜里，他就被带到朝阳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讯问。他承认当天和几个人一起去山上挖佛像、古铜钱。但他拒绝承认盗墓多次，也从来没有出售过古文化遗产或古墓葬里的玉器或饰品。
按照姚玉忠的叙述，大概一个月前，他在那个山顶发现有个大坑，地下可能有古钱币。他叫了四个人，在宁城集合。他的黑色现代车上带了铁锹、镐头、长绳、布袋，还有手电。他还买了一斤饺子给大家吃。到了山顶的大坑，一人在边上放风，另外四个在坑里继续往下挖，一直挖到半夜12点左右，也没挖到东西。然后他们就分别开车走了。两个人开车回了北京，他带人去了宁城宾馆，随后被抓。
半个月后，警察第三次讯问姚玉忠。他承认抵押过几件玉器给一个天津人，并声称那些东西是在北京潘家园旧物市场买的，花了七万。他说那几件玉器“看着古老就买了，像战国以前的”。警察问：“再问你一次，你到底参与过几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行为？”
他说，“就12月6号太平庄那一次。”
“希望你端正态度，如实回答。”
他说，“我知道的都说了。”
一天后，姚玉忠第四次接受讯问。警察提醒他：“昨天提讯你之后让你回去好好想想，你考虑怎么样了？”
“我该说的都说了。”他说。
警察向他出示在家里搜到的黄釉盖盒照片。姚玉忠说是他在赤峰市场买的，说因为不好看，就放在保险柜里了。警察问：“不好看为啥还买？”
“我喜欢。”姚玉忠说。
“姚玉忠，你现在还有什么要向公安机关交待的吗？”
“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也别问了，我也没啥说的了。”
2015年3月，警察再一次讯问姚玉忠，告诉他，公安机关通过侦查，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他曾经在牛河梁村窑沟西梁南坡地上进行多次盗掘，而且还在此地点盗掘出国家文物。姚玉忠的回答仍然是否定。警察又问了其地点。姚玉忠一共说了17次：“我没有参与过。”
姚玉忠对律师也极度不信任。他的一二审辩护律师毕宝胜说，在姚玉忠家属找到他之前，姚玉忠已经换了好几名辩护律师，有的只见了一两面，最终选择他，是因为觉得他面相好。但姚玉忠始终不愿说出文物的下落。他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并说，“我要是死了，谁也别想知道东西在哪儿。”
2016年4月14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姚玉忠等人作出一审判决。那天，30名被告人各由两列高大的法警押解，鱼贯进入法庭。前排已经到审判席，后排还在门外。姚玉忠第一个进门，他穿浅灰色休闲服，深灰色休闲裤，蓝拖鞋，四处张望。
宣判时，姚玉忠因犯抢劫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倒卖文物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毕宝胜说，经济犯罪没有死刑，判死缓是因为抢劫罪。他觉得这个结果太重了。他记得姚玉忠称，自己绝不会抢劫，这是在侮辱智商。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时候，姚玉忠说：“我对判决意外，这些都不是我做的，我要上诉！”
现在，一年半过去了，二审仍没有结果。
在红山文化地区，我曾去过姚玉忠的老家。太阳猛烈地照射，新房村正值秋收。天是蓝的，地是黄的，远处的山也是黄的。地里散碎的秸秆一片狼藉。村子倒是整齐，一间间屋子组成横平竖直的路。高大的院墙刷着白漆和灰漆，不少大门紧闭。很多人搬走了，更多的人去打工了。牛在窝棚里发呆，很久保持不动，像是塑像。土狗在路上和田里快速穿梭，追逐，打滚。老人带着孩子慢悠悠地走，有时孩子跑开，弄一身灰头土脸，也不呵斥。偶尔有车驶过，尖锐声划破天空，收——高——粱。
六年前，这个村庄的这个季节，姚玉忠的儿子姚国宝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听到邻居说，父亲是盗墓贼。父亲被抓后，警察先搜查了他家，也就是赤峰的住所。找到黄釉盖盒的保险柜，是他和父亲一起买的，保险柜密码是他的生日，但钥匙在父亲手上，别人没用过。因为涉案，姚国宝也被刑拘，他说他从没问过父亲买保险柜干什么用。
从看守所出来后，姚国宝写了一段话给父亲：
“……董万富、杨金林都被通缉呢。老田被抓了。我大爷正在躲着，这几天正在抓他。王伟那我没联系过。小晶没被抓，正躲着呢。我妈我俩现在只凑了15万，我大爷、四叔、季树臣那都白扯，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没出来的时候，我妈已经借了18.5万，现在借这15万已经尽力了。这两次借的钱都是亲戚和我同学手里拿的，你那些朋友指望不上了。”
—— 盗墓系列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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