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草顶尖屋顶，铁皮顶尖教室，世界顶尖人杰。”在这个月举行的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现场，联大校友、9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龙驭球写下了这句话。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但这所历史上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从建校伊始，就是又穷又苦又破。

兼职难讨生活：教授不易

1937年至1946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平均每年给联大拨款120万元，仅相当于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而且因为师生员工人数增加、拨款延期，加上通货膨胀，这笔费用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清华的经费由美英庚款提供，不仅能够维持本校运转，还可以奉献给联大，但是随着全世界卷入战争，赔款基金时断时续，数额也在减少。联大及三所成员学校都被迫举债度日。1941年12月，联大“教授会”写给教育部一份报告：“……同人等昔已为涸辙之鱼，今更将入枯鱼之肆矣。……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其购买力能及战前之五十元，俾仰事俯畜，免于饥寒。庶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求国家最后之胜利。”但这样的期望，并没有实现。

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对联大的到来持欢迎态度，他称，“现在全国最出色的人才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龙云和联大领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把附近一栋房子改造为生活区，以象征性的租金租给联大教授；得知教授无米下锅，就送来大米；听说他们没衣服穿，就捐献棉服。但即便如此，这些捐助对于要养家糊口的教授们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

在战前的北平和天津，教授属于上流阶层，他们平均月薪有三百多银元，在北平可以买一套四合院。到了1943年下半年，工资数额变动不大，物价却上涨了405倍，教授们这时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1937年的8.3元了。

有一次，学生胡邦定在早市上看见历史学家吴晗提着菜篮子四处转悠，他原以为吴晗是在精挑细选好菜，走近才得知，原来他是在满市场找便宜菜。由于吃不饱饭，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浇水、施肥，丰收时节，一起分享。

为了赚钱，理工科教授各出绝招。造肥皂、造墨水、造酒精……而一些文科教授只好卖书。1943年，抗战到了最艰苦的年代，朱自清的生活无以为继，委托在北平的好友俞平伯出售藏书。要知道，当年朱自清为了买书，硬是当掉了父亲为他结婚时做的一件皮大氅！而闻一多不仅把书都卖给了清华图书馆，还在昆华中学兼任全职教员，但即使是这样，他的收入依然不够养活一家老小八口人，还要靠刻图章来维持生计。

华罗庚曾与闻一多一家共同生活在一间16平米的茅草屋里。闻一多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家住屋子西头，以一块花布相隔。下雨时，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和饭缸聚集起来，抵挡漏雨。后来，华罗庚写了一首小诗描绘那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待学生，教师们却依然全心全意。经济学教授萧蘧上课穿的衣服很破旧，没有不打补丁的地方。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也没洗就去上课了。

为粥望穿秋水：学生多艰

教师们有一家人要养活，而学生日子也不好过。“吃得差，穿得差，住也差。”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原本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几乎不需要发放奖学金。然而到了云南以后，除了少数能够从家庭获得补助或者去缅甸走私赚钱的学生，大多数家在日本占领区的学生成为了难民，一贫如洗反而成为了常态。自1939年开始，教育部不仅每月发放8元的贷金，连学费和宿舍费都免除了。

过去，学生中有相当多富家子弟，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可是到了云南，他们必须事事躬亲，在平津一拎起洗衣桶就满脸通红的男生，也不再花钱请服务员洗衣服，而是亲自洗衣。学生们变得擅长缝缝补补，男生们还把旧衬衫改成背心。学生中间还流行红十字会和其他福利机构送来的旧衣服，联大学生穿着这些衣服，据说连抢劫犯都懒得看一眼。

不仅穿衣，住宿也是问题。大一学生宿舍换过不止六次，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担任顾问设计新校舍，可是由于经济形势所迫，设计图纸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最后改成了茅草屋顶土坯房，还只能提供一半的宿舍和教室。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顶即漏水，住在上铺的同学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来接水。由于校舍问题和日军轰炸，联大无法在昆明一地办学，便在叙永设立分校，安置大一学生，校舍就设置在几个旧庙里。同学们就在大殿里军训、上基础必修课，而他们的床铺旁边有关公的巨大雕像。每天三餐时，学生带着碗筷进入城隍庙底下，在一幅巨大的图画下用餐，而图画描绘的是十八层地狱。吃饭的地方甚至没有一张桌椅，学生们只能蹲着，把地板当作餐桌。

“联大的厨房是世界上最脏的厨房之一。”校友走幸田回忆，学生们还给学校食堂的饭菜发明了一些五花八门的称谓，比如一碗清汤上漂着一根大葱，便称之为“青龙过江”，又比如把做饭用的陈米戏称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1938年，每月7元能过上吃肉吃蛋的日子；到了1940年，稀饭要抢着吃，早饭差不多就是一场“常规战”。再过两年，连早餐都没有供应了，一些学生中午之前只能饿着肚子。

伴随着饥饿的是学生体质的下降，学生容易感到疲劳，每次开会时，总有少数人因体弱无法坚持到会议结束。据1944年11月校医院的统计，看内科的人最多，患病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而看眼科的其次，原因是光线昏暗。

在西南联大，学生很难找到安静明亮的地方学习，到处都人满为患，光线暗淡。1940年，新校舍的寝室安装了电灯，但昆明电力极度匮乏，100瓦的灯泡只有30瓦的效率，停电也司空见惯。唯一明亮的是工学院图书馆，这里也就成为了最抢手的自习地点。图书馆晚上七点开门，学生往往提前一小时站在门外等候。而没法在图书馆抢到座位的学生便常常光顾茶馆，他们常常只买一杯茶，就在灯光下温习一晚上。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时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李政道则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的确，对于中国的未来，穷学生挤在茶馆读书的场景充满了希望，但对于茶馆老板来说，师生久坐实在耽误生意，所以后来有些老板就故意调暗灯光或者阻止学生进店。

而在课堂上，课本短缺是常有的事，经济学概论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但教材只有五六本，借不到的学生只能用粗劣的纸张传抄。工科资金最充裕的机械系，只能依靠战前清华抢运出的不到一半设备维持运转，八个车间只有一把半英尺长的钢铟尺。锅炉、蒸汽和加热设备少得可怜。化学系许多仪器设备被炸毁，化学家高崇熙花费十年时间研制的一百多瓶化合物也化为乌有，师生只能利用手头物资，用旧瓶子、木箱、电线临时制作仪器，实验结果往往有很大误差，实验水平也随之骤降。生物系缺少器材，只能排队用显微镜，但好在可以利用云南当地环境开展田野调查，采集样本。在几乎不需要设备或材料的数学和理论物理等抽象领域，西南联大的教学则保持了惊人的水准：理学院培养出了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

拮据中的共同体

在西南联大，教授既要教书，也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即教授治校。绝大多数教授对国民党在学术殿堂推广党化政策不满，对教育部的很多规定都敷衍了事。1939年，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派蒋梦麟去昆明改组并加强联大区党部，要求还不是国民党的联大领导和各学院院长都应该尽快入党，当场有十人报名，但张奚若（政治学系系主任）等人拒绝加入。1940年教育部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激起联大教师的不满。联大召开校务会议，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商定抵制策略……而官方可能也因为这些政治原因减少了资助力度。1943年，来到昆明的费正清写道：“他（张奚若）决不妥协，要求中央政府在权利问题上支持国立大学教授，并允许他们享有教学自由。教育部则持不同意见，结果我的朋友和同事只得每月继续领三千元国币，而（这个月）就得花一万元才能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教授当中竟然发生了拒绝资助的事件：1942年10月，联大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等25位教授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原因是认为当局应当对其他教师一视同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平均之谊”。他们看到其他教师同样困苦，所以即使生活艰难，也不忍心单独拿钱。

其实，联大成立初期并非不存在矛盾，但梅贻琦设法消除一切潜在的冲突。清华校友、教育家傅任敢说：“联大成功的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当时，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师资都胜过其它两校，但为了平衡三校力量，一开始，梅贻琦就没有把全部清华人员放在联大编制内。在昆明生活艰难，清华工学院利用暂时不用的仪器设备，建立服务社，面向美国军队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赚钱补贴清华教师，当时三所学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来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顾念北大、南开的教师没有开办服务社的条件，生活更加贫困，在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

教师之间精诚团结，青年学子却常常因生活所迫而相互竞争——饭桌上抢食物，图书馆抢座位，教室里抢椅子……但不论怎样贫穷，无私的精神并没有消失：1944年秋，联大学生为贫寒作家筹集了150万元，还和老师一起为抗战捐血15万毫升。而且，当生活水准一降再降，沦落为“无产阶级”时，师生们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和同情也更深了，也与当地的民众走得更近了。各种学生社团继承了“五四”、“一二·九”运动的民主传统，不仅在学校张贴壁报，还走上街头，走向农村，向民众进行表演。联大同学还通过表演戏剧、话剧进行抗日和民主宣传。除此之外，他们还创办夜校和职业教育所，利用课余时间义务为民众上课。

联大八年，连最不关心时政的知识分子都能接触到当地走私犯、投机分子和贪官污吏，因而民主人士的队伍不断壮大，许多教授和学生都从中立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更激进的立场，闻一多正是在联大期间目睹当地军官无故抽打瘦弱的士兵，而发生了思想上的激变，成为了后来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激进分子。

战争使联大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原先富足安逸的生活环境，他们在昆明体验到了贫穷与饥饿，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生命威胁，而在学习与参政中，他们也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如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谁能想到，在一个又穷又破的临时学校，吃“八宝饭”、穿破衣烂衫、在昏暗灯光下温习功课的学子们竟然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绩：除了两位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还有90位两院院士，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还诞生了“倒孔运动”、“一二·一”运动等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的爱国民主运动，留下无数师生团结的佳话。

无怪乎，林语堂路过昆明时，这样评价西南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本文写作参考了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易杜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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