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焦叔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大绿

魔幻现实主义是指在高度细节化的现实背景环境中，镶入奇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让人甚至感觉不出魔幻来。这种文学风格源自南美，正是因为这个大洲接连不断的动荡和变局。大师马尔克斯甚至如此断言：“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

没错，魔幻的事情总是会在拉美出现，连上帝都成为了共产主义战士。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南美洲的解放神学，究竟是怎么回事。

躁动的时代

魔幻的土壤

20世纪的60年代对拉丁美洲大多数人来说仍是个贫穷的年代。

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说：“在拉丁美洲，贫困正在悄悄的杀人。每一年都有三颗广岛的原子弹无声无息地在拉美人民头上爆炸。”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他的这番话有着残酷的现实依据：秘鲁的新生儿有一半在5岁前夭折；巴西2%的地主拥有的土地占全国可耕地的60%；在萨尔瓦多物价并不高，却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赚不到维持基本营养的薪水。

漫山遍野的低端住宅

不了解拉丁美洲特殊性的普遍贫困，就无法理解为何革命人士是如此激进。

20世纪的60年代也是个社会剧烈变动，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时代。

1959年爆发的古巴革命让人们意识到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和另一个拉丁美洲的可能。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向整个世界展现了另一种教会的可能（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为教徒和神职人员参与社会运动提供了方便）。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右）和切·格瓦拉（左），1961年

为了落实“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精神，拉美的宗教人士召开了位于哥伦比亚麦德林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

这次会议在神学界掀起了一场“左翼”的神学革命，主教们一改往日温和的形象，宣称教会在过去选择与拉丁美洲的统治者站在同一战线上是不明智的。导致大规模贫困的不义的社会制度是“体制化的暴力”。他们代表上帝号召人们为公正而斗争。

这便是“解放神学”的开端。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

这场会议所确立的“解放神学”运动让神职人员走出了教会的门墙，直面穷人的贫穷与苦难，毅然投入拯救穷人的社会运动中去。

他们用心倾听穷人的话语，为穷人的权利辩护。他们带领穷人们建立自己的小团体，教他们通过圣经学会读书写字，为他们分发食物、衣服和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也带领他们改善当地的水电、医疗、交通、治安等设施和服务。

热带混血社会左派特色的天主教？

他们的行为有着最深远的神学动机。这些神职人员们用这样话语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平静的学院里沉思天上奥秘的神学必须死去，神学必须双脚着地，背起历史的十字架，为穷人的生命和解放而战斗。这样的历史不容错过，错过这样的历史意味着错过历史之主的启示，错过成为不折不扣的基督徒的机会。”

15-16世纪的拉斯·卡萨斯神甫

或可视为这一神学解放运动的遥远先驱

他的《西印度毁灭述略》可看

尽管各派解放神学家在如何具体实践解放穷人的路线上有纷争，但是在“教会必须站在穷人这一边”这个观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试图复活早期基督教关爱穷人、活力四射的传播方式，抗衡天主教自三世纪以来逐渐腐朽的教会体制。

关于解放神学的画作

其意义便是立志于扶助于穷人，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直到穷人的呼声可以听得到，且有优先权，超过富人的埋怨，这样，社会才可能向着公平前进。”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无论何种形式，只要是参与都可以被解读为“解放的实际行动”。

左翼思潮，第一次和一贯象征右翼保守势力的教会发生了化学反应。

给穷人吃的，

也就是给救世主吃的

“人乃是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摸样创造的，穷人要活着的声音即是天主的声音，天主不是死亡的天主，而是能够听到天主的子民们的呼声的生命之主。历史的审判就是最后的审判，对穷人和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耶稣所做的，基督徒所信奉的救世主，就临在于这些因贫困而扭曲的面孔里。基督徒无法在这样的历史面前无动于衷。”

解放神学向世界证明了宗教并不完全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使人麻痹的精神鸦片。这些决心参与世俗事务的神学家，背负着巨大的争议性，用神学为自己的左翼立场辩护。

出于不同的神学理解和生活背景，他们最终选择的斗争方式也很不一样。这其中，就有两位开创性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常常被人称为“革命神父”的托雷斯；一位是非常保守的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

奥斯卡·罗梅罗

他们一个主张通过暴力来实现解放，另一个则倡导非暴力，各自在解放神学的实践道路上孤独地探索着。

卡米洛 托雷斯出身于哥伦比亚贵族家庭，在受过高等教育后成为天主教神父。在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的论战和拉美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影响下，托雷斯宣布了他的“革命基督教”观点。

卡米洛 托雷斯

他在1965年向哥伦比亚红衣大主教提出辞呈：

“我请求红衣主教阁下准许我辞去神父的职责以便能够在俗世为我的人民服务。我的牺牲是为了创造条件使信仰变得更加真诚。为了更确实地成为一个神父，我脱下了神父的袈裟。”

这位贵族教士在拉美天主教会中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他是拉美第一个坚决向教会领导阶层挑战的神父，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批评现政权，而是加入同现政权作斗争的队伍中的战士。当教会禁止其言论时，他就上山参加游击队。

托雷斯与哥伦比亚农民

1966年，报纸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加入哥伦比亚游击队之一“全国解放军”的消息。但仅仅六个月后，身为哥伦比亚反抗军游击队员的托雷斯神父就被政府枪杀，留下的遗言是：“如果耶稣活着，他会是一个游击战士。”

卡米洛·托雷斯（中间侧身者）与学生一起前进

而主张和平革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选择了更为平稳的革命道路。

在1977年2月23日刚上任为萨尔瓦多大主教时，仍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对激进派非常排斥，认为他们有扰乱秩序和煽动叛乱的嫌疑。但仅仅在一个月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奥斯卡·罗梅罗的壁画

当时耶稣会会士鲁蒂利奥·格兰德与一位72岁的老翁和一名16岁的少年在去做弥撒的路上遭遇枪杀。这件事让罗梅罗彻底意识到，他之前看重的秩序早就成为了系统性的暴力。深入的思考让他相信，统治阶级宣扬的秩序并不是决定性的，穷人的生命才是一切。

“如果整洁的道路和机场、宏伟的大厦是建立在穷人的鲜血之上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1980年3月23日，罗梅罗上街呼吁士兵停止镇压游行群众。第二天，罗梅罗举起圣杯做弥撒时被枪杀，圣杯里流出的酒与殉道者胸中洒出的热血交融在一起，覆盖了祭台。

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大门上方，

从1998年起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塑像

分别为在二十世纪期间殉道的当代信徒

左五为罗梅罗

两位先行者的死亡并非孤例。解放神学家们要求的改革是颠覆性的，必然引来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这当中既有社会世俗力量的打压，也有天主教内部保守派的打压。面对他们的挑战，南美的大独裁者们大开杀戒，对这些上帝使者毫不客气。

仅在1968年至1978年这十年间，拉丁美洲就有850名神职人员殉难。

在多重打压下，如今的解放神学确实已陷入了低谷。

解放神学死亡了么？

如今的天主教教会正日趋保守，再不像20世纪60、70年代一样支持或者暗中默许解放神学的发展，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压。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甚至在2008年要求恢复使用16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制定的礼仪，恢复拉丁语弥撒。

这些宗教倒车，在某种角度来说彻底抛弃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天主教会的上层，似乎厌倦了远在拉美的解放神学，重新把视角转回了自己身边。

解放神学的底层基础也并不乐观。原先解放神学在拉美社会底层具有强大影响力，甚至想要把这些地区建设成新的乌托邦。可是随着教会投入力量的减少，以及仍然大范围存在的贫困现实，这些信徒也逐渐转向了根本无视社会分析的宗教派系。

60年代那种对未来抱有无限期望和热情的时代过去了，解放神学所盼望的历史变革并没有实现，穷人依旧要面对无法改变的贫穷与苦难。

当今人们口中所提到的解放神学，更多的是对解放神学定义的下沉式解读。在这种泛滥的引用中，解放神学走向了虚无，逐渐丧失了它出生时带有的深厚社会基础。

拉美的部分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仍然期待着变化。他们部分继承了解放神学的精神，但已经很少用这个理论去作为抗争的武器了。解放神学的社会身份已经消失，参与社会变革的动力也被逐渐瓦解。解放神学将不再是一种神学，而成为了各种意在解放的社会科学的代名词。

这意味着解放神学，真的死了。

卡斯特罗在评价解放神学时说到“对于拉丁美洲革命而言，解放神学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要。它让基督教回到它的根源，回到他最壮丽、最动人、最富英雄色彩、最光荣的历史。”

但在它影响下的南美，仍然是一片魔幻的土地：

富人在优越的自然资源支持下纸醉金迷，穷人在恶劣的通货膨胀中抢夺最后一只面包；

独裁者在卫队簇拥中指挥千军万马，农夫在士兵殴打下交出偷藏的最后一斤余粮；

保守的主教在高台上接受信徒的朝拜，愤怒的革命者在街头丢出手里的最后一块石头。

解放神学方生方死，这么多年后的南美却和奥雷良诺上校面对行刑队的那天没有什么区别。

而这永无终结的魔幻现实主义之梦，又何止在拉美一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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