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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逝世纪念】有人谴责畅销书 毛姆听了很生气:谁不是为了钱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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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逝世纪念】有人谴责畅销书 毛姆听了很生气:谁不是为了钱咋的?

今天是小说家毛姆逝世52周年,关于畅销书的意义和小说家讲故事的责任,这位既畅销又擅讲故事的英国人是怎么说的?

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关于畅销书的好与坏》

竟然存在一批评论家——很不幸的,还有一些自诩为知识阶层的读者——因为一本书畅销,便对它予以谴责,真是愚蠢至极。若认为一本多数人都想阅读并蜂拥购买的书必定比不上一本无人问津的书,实在是毫无道理。因为拥有一家瓶子厂和一块家族墓地而收入颇丰的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这样谈论写作:“作家为了钱写作,便不是为了自我。”这种愚蠢的言论仅仅说明他对文学史的无知。约翰逊博士为了挣钱付母亲的殡葬费,写出了英国文学中的杰出作品,同时他说道:“除非是为了钱财,只要不是白痴的人,便不会愿意写作。”狄更斯与巴尔扎克也不把为钱财写作当作耻辱。小说作者的写作动机,就像作品能卖出多少本一样,与批评家没什么关系,判断读到的作品是否成功才是一个批评家的工作。然而,一个有思想、见地的批评家,对于一部作品可能的创作动机感到好奇也不难理解。他想知道一部作品同时受到爱好不同、文化程度迥异的读者的青睐,究竟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只需比较一下《大卫·科波菲尔》和《飘》《战争与和平》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不小的收获。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畅销书都是好书,畅销书也可能是糟糕的。可能由于正好涉及了当时公众感兴趣的某个问题,一本书得到畅销,书中错误满满,却还是受到普通读者的追捧。一旦那个特殊问题不再是普通公民的兴趣所在时,这本书便很快就会被遗忘了。一本书的畅销也可能是因为色情,毕竟猥琐的读者还是不少的,如果够幸运,出版商和作者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和禁止,这本书也许还会激增一些销量。还有一种可能,一本书因为满足了多数人浪漫和冒险的愿望而得到畅销。毕竟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想要摆脱孤独与单调的生活唯一的方式便是沉溺于幻想中,如果将这种方式也禁止了,未免过于苛刻。

在美国,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近些年来宣传力度的加大也极大提高了书籍的销量,然而往往是一些价值不高的书被大肆宣传。在我看来,不管花多少钱在广告宣传上,让所有人都来阅读某一本书都是不可能的,除非这本书中有一些内容能够吸引公众。我想,所有的出版商也都会同意这一点。那些原本便想读某本书的读者,在广告的作用下注意到它了,这便是广告宣传最大的作用。出版商做广告去宣传某一本书,也是因为它自身具有某种可读性。尽管它可能构思极糟,写得也差劲、平庸、造作、滥情并且不合情理,但它一定有某种东西能够吸引大众。这就说明,它在某个方面是成功的。指责大众不该喜欢这样一本缺点满满的书往往是徒劳的。只要书里某种特别的东西能够吸引人们的兴趣,业已引起他们的追捧,他们也便不在意书中的缺点了。如果批评家能够指出那特殊的东西是什么倒有些用处,那才是批评家能够给予我们的教益。

《生活》杂志拍摄的写作的毛姆

《小说家不是故事员,但小说要有故事》

在我的一生中,为了自我提高而阅读了很多谈论小说的著作。总体说来,这些著作的作者都秉持着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相同的观点,认为小说不应被视作一种消遣方式。这些人一致认同,故事并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故事是小说阅读过程中的一种障碍,读者的注意力在阅读故事时会被分散开,那些他们认为的小说中的重要因素便被忽视了。他们并不明白,实际上故事是小说家为了抓住读者的兴趣而扔出的一根救生绳索。在他们眼中,小说的庸俗化便体现为单纯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认为这种观点很奇怪,在人类身上,听故事的欲望是根深蒂固的,正如对财富的欲望一样。一直以来,人们围拢在篝火旁或聚集在市井中听彼此讲故事。人们听故事的欲望一直很强烈,从当今侦探故事的蓬勃发展中便可得到证明。仅仅把小说家视为故事员显然是一种侮辱与轻视,当然,我敢说没有人是这样看待小说家的,但小说家需要讲故事,这仍然是一种事实。他们通过自己所讲述的事件、所选择的人物以及对人物的态度,对生活做出批判。也许这种批判既不深刻也不新颖,但它已经出现在那里了。结果,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小说家成了一个道德家,尽管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与数学不同,道德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道德的标准是持续变化着的,它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人类的行为往往是多变的、复杂的和虚伪的。

小说家应该关注我们生活着的动乱的世界,哪怕未来这个世界不会得享太平。自由总是处于威胁之中,我们也总是受到恐惧、忧虑和挫折的困扰。某些社会准则在过去看起来不容置疑,现在早已不合时宜。然而,当小说家在作品中探讨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往往会使读者感到乏味与枯燥,这一点小说家心知肚明。例如,在避孕药问世之后,过去的道德标准中那些为保持贞洁而需要遵守的部分便不再适用。由此引发的两性关系变化很快被小说家捕捉到,为了维持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他们让男女主人公在故事中频频上床。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关于性交,切斯特菲尔德爵士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欢娱是短暂的;情景是好笑的;代价是高昂的。如果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寿命够长,活到今天并阅读过现代小说,也许他会做出这样评价:行为是重复的;叙述是冗长的;感受是乏味的。

如今,注重刻画人物而非讲述故事已成为小说的一种倾向。诚然,塑造人物是很重要的。只有小说中的人物受到渐渐熟悉他们的读者的同情之后,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才会得到读者的关心。然而,弱化人物之间发生的事件而倾尽全力塑造人物,只是小说的一种写法。另一种写法的存在同样是合理的,在这种写法中,小说家只是单纯地讲故事,对人物的塑造简单、粗略。实际上,很多流传于世的好小说就是采用这种写法的,如《吉尔·布拉斯》和《基督山伯爵》等。如果山鲁佐德不讲述那些神奇的故事,只知道一味地刻画人物,她早就被砍掉脑袋了。

本文节选自《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读书随笔》([英]毛姆 著,罗长利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3月版)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读书随笔》
[英]毛姆 著  罗长利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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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逝世纪念】有人谴责畅销书 毛姆听了很生气:谁不是为了钱咋的?

今天是小说家毛姆逝世52周年,关于畅销书的意义和小说家讲故事的责任,这位既畅销又擅讲故事的英国人是怎么说的?

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关于畅销书的好与坏》

竟然存在一批评论家——很不幸的,还有一些自诩为知识阶层的读者——因为一本书畅销,便对它予以谴责,真是愚蠢至极。若认为一本多数人都想阅读并蜂拥购买的书必定比不上一本无人问津的书,实在是毫无道理。因为拥有一家瓶子厂和一块家族墓地而收入颇丰的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这样谈论写作:“作家为了钱写作,便不是为了自我。”这种愚蠢的言论仅仅说明他对文学史的无知。约翰逊博士为了挣钱付母亲的殡葬费,写出了英国文学中的杰出作品,同时他说道:“除非是为了钱财,只要不是白痴的人,便不会愿意写作。”狄更斯与巴尔扎克也不把为钱财写作当作耻辱。小说作者的写作动机,就像作品能卖出多少本一样,与批评家没什么关系,判断读到的作品是否成功才是一个批评家的工作。然而,一个有思想、见地的批评家,对于一部作品可能的创作动机感到好奇也不难理解。他想知道一部作品同时受到爱好不同、文化程度迥异的读者的青睐,究竟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只需比较一下《大卫·科波菲尔》和《飘》《战争与和平》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不小的收获。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畅销书都是好书,畅销书也可能是糟糕的。可能由于正好涉及了当时公众感兴趣的某个问题,一本书得到畅销,书中错误满满,却还是受到普通读者的追捧。一旦那个特殊问题不再是普通公民的兴趣所在时,这本书便很快就会被遗忘了。一本书的畅销也可能是因为色情,毕竟猥琐的读者还是不少的,如果够幸运,出版商和作者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和禁止,这本书也许还会激增一些销量。还有一种可能,一本书因为满足了多数人浪漫和冒险的愿望而得到畅销。毕竟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想要摆脱孤独与单调的生活唯一的方式便是沉溺于幻想中,如果将这种方式也禁止了,未免过于苛刻。

在美国,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近些年来宣传力度的加大也极大提高了书籍的销量,然而往往是一些价值不高的书被大肆宣传。在我看来,不管花多少钱在广告宣传上,让所有人都来阅读某一本书都是不可能的,除非这本书中有一些内容能够吸引公众。我想,所有的出版商也都会同意这一点。那些原本便想读某本书的读者,在广告的作用下注意到它了,这便是广告宣传最大的作用。出版商做广告去宣传某一本书,也是因为它自身具有某种可读性。尽管它可能构思极糟,写得也差劲、平庸、造作、滥情并且不合情理,但它一定有某种东西能够吸引大众。这就说明,它在某个方面是成功的。指责大众不该喜欢这样一本缺点满满的书往往是徒劳的。只要书里某种特别的东西能够吸引人们的兴趣,业已引起他们的追捧,他们也便不在意书中的缺点了。如果批评家能够指出那特殊的东西是什么倒有些用处,那才是批评家能够给予我们的教益。

《生活》杂志拍摄的写作的毛姆

《小说家不是故事员,但小说要有故事》

在我的一生中,为了自我提高而阅读了很多谈论小说的著作。总体说来,这些著作的作者都秉持着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相同的观点,认为小说不应被视作一种消遣方式。这些人一致认同,故事并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故事是小说阅读过程中的一种障碍,读者的注意力在阅读故事时会被分散开,那些他们认为的小说中的重要因素便被忽视了。他们并不明白,实际上故事是小说家为了抓住读者的兴趣而扔出的一根救生绳索。在他们眼中,小说的庸俗化便体现为单纯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认为这种观点很奇怪,在人类身上,听故事的欲望是根深蒂固的,正如对财富的欲望一样。一直以来,人们围拢在篝火旁或聚集在市井中听彼此讲故事。人们听故事的欲望一直很强烈,从当今侦探故事的蓬勃发展中便可得到证明。仅仅把小说家视为故事员显然是一种侮辱与轻视,当然,我敢说没有人是这样看待小说家的,但小说家需要讲故事,这仍然是一种事实。他们通过自己所讲述的事件、所选择的人物以及对人物的态度,对生活做出批判。也许这种批判既不深刻也不新颖,但它已经出现在那里了。结果,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小说家成了一个道德家,尽管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与数学不同,道德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道德的标准是持续变化着的,它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人类的行为往往是多变的、复杂的和虚伪的。

小说家应该关注我们生活着的动乱的世界,哪怕未来这个世界不会得享太平。自由总是处于威胁之中,我们也总是受到恐惧、忧虑和挫折的困扰。某些社会准则在过去看起来不容置疑,现在早已不合时宜。然而,当小说家在作品中探讨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往往会使读者感到乏味与枯燥,这一点小说家心知肚明。例如,在避孕药问世之后,过去的道德标准中那些为保持贞洁而需要遵守的部分便不再适用。由此引发的两性关系变化很快被小说家捕捉到,为了维持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他们让男女主人公在故事中频频上床。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关于性交,切斯特菲尔德爵士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欢娱是短暂的;情景是好笑的;代价是高昂的。如果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寿命够长,活到今天并阅读过现代小说,也许他会做出这样评价:行为是重复的;叙述是冗长的;感受是乏味的。

如今,注重刻画人物而非讲述故事已成为小说的一种倾向。诚然,塑造人物是很重要的。只有小说中的人物受到渐渐熟悉他们的读者的同情之后,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才会得到读者的关心。然而,弱化人物之间发生的事件而倾尽全力塑造人物,只是小说的一种写法。另一种写法的存在同样是合理的,在这种写法中,小说家只是单纯地讲故事,对人物的塑造简单、粗略。实际上,很多流传于世的好小说就是采用这种写法的,如《吉尔·布拉斯》和《基督山伯爵》等。如果山鲁佐德不讲述那些神奇的故事,只知道一味地刻画人物,她早就被砍掉脑袋了。

本文节选自《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读书随笔》([英]毛姆 著,罗长利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3月版)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读书随笔》
[英]毛姆 著  罗长利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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