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不惧一切恐怖，去夺取胜利——不论前路如何漫长、如何艰苦，去夺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乔·赖特执导，由加里·奥德曼主演的传记历史片《至暗时刻》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1940年的故事：在法国即将沦陷而英国政府仍然继续绥靖主义之际，丘吉尔当上英国首相，拒绝与纳粹希特勒进行和平谈判的计划，并成功组织英军敦刻尔克大撤退。影片中， 65岁临危受命的丘吉尔要求与纳粹德国对抗到底、绝不妥协的演说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强硬还是温和？这并不是一道新选择题。从20年代围绕着印度自治的政治斗争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困扰着英国人。而在打造印度命运的问题上，温和路线主张者和甘地合作，先后在1931年和1935年挫败了丘吉尔坚持的强硬路线计划，并让他在野多年，不受保守党领导集团认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丘吉尔的名声来源于二战期间决不妥协的斗志，但在印度问题上，他的斗志却充满了种族主义色彩，也并未实现他的政治目标。

“我是一个帝国主义者”

“我是一个帝国主义者。”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说。然而，当20世纪进入第一个十年时，他年轻时存在的帝国主义秩序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序状态：爱尔兰民族主义暴力、欧洲无政府主义暴力兴起，孟加拉邦掀起反对分割的暴动。丘吉尔相信，或许只有一个机构可以幸免于难，并且至少可以维护帝国秩序的外壳，这个机构就是大英帝国。

随着一战的进行，英属印度政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农作物收成不好，战时需求又造成物价飞涨，而印度男子参战的人数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位，且一切开销都由印度纳税人支付。1916年，印度军队参加了加利波利等惨烈战役，亲眼看到战无不胜的英国在顷刻间遭到严重打击，大败而归。看到印度民众酝酿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朝着印度丢上一根骨头，以此让他们相信为大英帝国作出的牺牲并非徒劳无益。因此，在1919年，英国议会对印度最终实施自治颁发了一张许可证：《印度政府草案》。可以说，大部分英国人已经做好准备，允许印度人自治，但前提是印度仍然属于大英帝国。

不过，印度人主张建立自治的第一步是公开承认印度独立，接下来，印度可以在英国的帮助下，以平等的身份合作，并确立自己的宪法。但英国政府的观点恰好与之相反。英国政府认为，自治不是印度人应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议会决定。一旦所有人在制定宪法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朝着权力移交的方向努力。简而言之，印度想先获得独立，再拟定宪法；而英国人则打算在允许印度独立之前先拟定宪法。

为了缔造和平，英国政府派遣艾文男爵爱德华·伍德（Edward Wood）担任印度总督一职。艾文男爵也即后来的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他是二战前“绥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他的名字也永远和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联系在一起。而在1929年，他作为温和路线主张者，在打造印度命运的问题上和甘地合作，挫败了丘吉尔坚持的强硬路线计划。他坚决主张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民族自决，既然权力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身为总督，就应该顺应潮流，“控制住我们的脾气和火气”，保持社会和平。这一年，他在新德里发表了一份声明，称1917年颁布的孟塔古宣言中关于印度宪法自然发展问题的表达，与目前正在考虑的接受印度自治领地位的问题不谋而合。他的意思是，印度已经正式迈上了独立的轨道，这种情况以前只有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白人殖民地才出现过。

 “自治领地位”意味着印度可以全权处理外交和国防事务，而这对英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强硬派大惊失色，丘吉尔则几乎暴跳如雷。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丘吉尔担任陆军大臣和殖民部大臣之职时，就竭尽全力确保将印度保留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甚至不惜重新规划中东地区的版图。1921年，在“阿拉伯的劳伦斯”T.E.劳伦斯的辅佐下，丘吉尔和他的团队改变了中东的格局，并使得英属印度成为英国统治的中东地区的东部侧翼。印度军队可以随时出兵确保波斯和巴士拉油田的安全，也可以变成埃及、巴勒斯坦、亚丁、新加坡、缅甸和伊拉克王国的卫戍部队。如此一来，印度服从英国统治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丘吉尔鼓吹英属印度政府必须保持其统治权。英国人不能将“民主机制赋予那些落后种族，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建立自治政府”：他认为在印度社会里，有六千万居民被标识为贱民，贱民的“出现就意味着不洁”；其次，印度社会不断受到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困扰；而且他还觉得，印度受过教育的政治阶层不过是“我们要为之负责的三亿五千万人民中的”一小撮而已。在丘吉尔眼中，英国的统治不仅让印度摆脱了“野蛮主义和暴政”，向着“文明”前进，而且还能够保护印度边疆，抵御外来进攻。这一切都是“我们英国种族的精英人士在牺牲自我后”争取到的。“如果英国种族缺乏高度的自信心，无法带领这些东方民族实现道德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的话，大英帝国的末日必将来临。所以，艾文这个“恶作剧般的计划大错特错”。

艾文声明之后的1929年11月，甘地起草并发表了《德里宣言》，要求授予印度正式自治领的地位；而所有讨论都要聚焦于一个问题：为印度自治领制定切实可行的宪法。如果宣言里提出的种种要求不能在12月31日前得到满足，甘地就要开始下一轮非暴力抵抗运动。

“战争”拉开了序幕，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双方都没有作出任何举动。直到1930年的二月中旬，甘地开始了食盐运动，他希望抗议缴纳盐税能够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英属印度政府的统治。随后，甘地被捕，各种形式的抵抗在印度全国爆发，几十万民众加入其中。

对抗“艾文主义”

随着从印度来的坏消息出现在报纸上，丘吉尔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主张在印度问题上实施绝不妥协的政策。他在保守党核心层发起一场战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利用这个问题差点儿颠覆了保守党领导集团。

1931年1月26日，艾文下令释放甘地，表达了重启谈判的愿望。他认为这样可以让英印两方“温和派的观点”联合起来，并且让“那些极端分子进退两难”。这里的“极端分子”之一，指的就是丘吉尔等从来不会放弃英国统治印度原则的人。

而就在甘地离开监狱的当天，丘吉尔在下议院大发雷霆，猛批“艾文主义”。次日，丘吉尔给保守党领导人写了一封短信退出内阁，称“既然我们双方在印度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已经众所周知，那么，我将不再出席商务委员会举行的任何会议。”保守党领导人鲍德温接受了他的辞职。

丘吉尔以为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英国需要一个领袖人物。而鲍德温的支持者在近几个月来则一直在抱怨鲍德温的领导能力。他此时相信，大多数保守党人都是支持他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因为可能会担上对党派不忠的名声。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丘吉尔在保守党协会、在媒体做了几场言辞激烈的演说，势头越来越猛。鲍德温的一位至交称，印度事务委员会中保守党的成员从80人增加到了100人，还有很多议员已经在非正式场合公开讨论鲍德温是否应该辞职。

然而，3月5日，艾文与甘地签署的协议被公之于众。风向变了。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眼中，《甘地-艾文协议》很难称得上说让任何一方满意。甘地同意暂缓所有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交换条件，英属印度政府将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前甘地曾经呼吁政府调查食盐运动期间警察的暴力执法案件，如今他放弃了这个要求。甚至，甘地也只字未提食盐垄断和食盐税赋等问题。甘地的支持者们毫无获胜的感觉，英国人也对这个协定满腹怨言。可是，和丘吉尔期待的恰恰相反，这个协议却帮助鲍德温与保守党之间实现了和解，艾文的一位支持者欣喜若狂，称，“所有歪曲事实的人”（指丘吉尔和罗瑟米尔）都以为艾文不可能和甘地达成协议。“如今，事实证明我们这些人有绝对充分的理由相信你（艾文），而且你和鲍德温等领导人也受到了大家的推崇。”

丘吉尔不愿意相信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他还有出色的演说技巧。3月12日，下议院的辩论成为了鲍德温和丘吉尔之间争夺保守党领导权的斗争。辩论主题是对印度的态度。丘吉尔做了一次言辞激烈的演说，他称，如果遵照协议里的条款将大英帝国拱手让给甘地为首的团伙，该价格只会比200英镑还低廉。”而他的对手鲍德温则非常聪明地引述了丘吉尔过去讲过的话——“大英帝国在印度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统治不能仅以武力为基础，”而是要基于两个种族间的“合作以及美好的意愿”。鲍德温称，《甘地-艾文协议》的签署就是基于合作和美好的意愿。他也谈到，如果党内部对印度自治不持欢迎态度的人真的占绝大多数的话，“不如任由他们自行选出一个人来担任他们的领导吧！”此时鲍德温瞪了一眼丘吉尔，说，“如果这些人只是少数派，那么让他们至少先忍一忍，不要在半路制造事端。”

丘吉尔的同僚不得不面对这种无法回避的选择：要么在印度问题上支持原来的领导人，要么寻找一个新领导人。但是几乎所有人，包括强硬派在内，根本没有准备踢开鲍德温。实际上，在近十年之后，很多人战争中选择丘吉尔时，也极不情愿。这一次，丘吉尔输了。

拖延《印度政府法案》

1931年，如果谈判者利用《甘地－艾文协议》的余温，促使议会通过印度自治领法案，那么历史也许就会改写。但有两个人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一个是丘吉尔，一个是甘地。甘地本人只能接受印度完全独立，获得与英国完全平等的地位。他意识到，一切作出妥协的讨论都是假象：英国人可以采取赋予印度自由的方式将印度控制在自己手里。

而在英国，1931年举行的大选令工党政府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多党联合的政府，麦克唐纳依然保持首相职位，不过如今他的内阁成员有不少保守党人。新任的印度事务部大臣霍尔爵士也倾向于支持艾文的做法。丘吉尔则在下议院发表演说称，每次只要英国作出让步，印度人就会提更多的要求，让印度变得更不稳定，更难管理。丘吉尔指责保守党领导人顺从于工党对印度的领导，但保守党人还是认为，为了和丘吉尔站在一条战线上而违抗本党领袖，得不偿失。

印度事务部大臣霍尔认为可以继续推进立宪计划。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政府可以把印度的王公、少数族群拉拢过来，将主要的商业利益收归己有。这对穆斯林和非印度教徒而言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诱饵。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计划的成功实施需要议会通过一两项法案。

丘吉尔没有弄清楚总体形势，以他为代表的强硬派再次孤军作战。他告诉立宪委员会，“印度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就像地球的赤道，根本谈不上国家。”为了挑动媒体和民众情绪，丘吉尔把甘地当作权力移交的幕后黑手，不断集中火力抨击。他说甘地与资本家联手赚取大量利益，是原始印度教发言人，“丝毫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称他是野心勃勃的独裁者，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墨索里尼。他还说，“一定要摧毁甘地主义及其代表的一切。”然而，相比甘地、印度资本家、婆罗门祭司，他真正担心的是，英国人自己因为种种原因而放弃印度。

但是，保守党领导集团如今已经完全赞成“放弃”印度的计划。反对这一计划就意味着脱党、投奔到丘吉尔的一派，几乎没有人愿意采取这种行动。此外，霍尔还称，如果议员们不同意《印度政府法案》，以后工党领导的政府只会作出更大的让步。

对于《印度政府法案》，丘吉尔抨击该法案是“一群侏儒制造出来的可怕法案”，并预言称，该法案的通过将是“一场撼动世界的旷世灾难”。为了反对该法案，丘吉尔和他的盟友们前前后后投入了五年时间。不过，再也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人人都能够感受到，议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结束一切，而丘吉尔的种种做法却延误了这一进程，这令议会怒火中烧。霍尔爵士就激烈地抨击了丘吉尔的拖延战术。

1935年1月，英国政府开始推行《印度政府法案》，该法案通过全印度联邦授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从印度选民中选出各部部长和立法者。印度选民总数占总人口数的近六分之一。英国政府设置的总督与印度的文官共同主持工作，英国总督继续享有某些核心保留权力，如有权调动军队力量和警察力量。总督也有权征税给军队和警察提供经费。

在反对对印度的“绥靖政策”上，丘吉尔一直叫喊着“狼来了”，但《印度政府法案》通过以后，国家却平安无事。几乎没有一个政客错得如此离谱，还在斗争的过程中还差点儿毁掉自己的政党。所以，当几年后，丘吉尔就德国问题又一次作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预言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尤其是保守党人。直到德国先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大规模战争危机蔓延整个欧洲，在野近十年的丘吉尔才重新回到了保守党内阁，并在1940年当选英国首相。而多年以后，当传记作家G.M.杨询问1937年卸任的前首相鲍德温，为何曾经让丘吉尔在野多年，没有任命他担任任何内阁职位，令丘吉尔与保守党其他成员关系疏远。鲍德温只说了一个词：“印度。” 

本文写作部分参考了阿瑟·赫尔曼《甘地与丘吉尔》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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