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艺青年和知识青年们总说“存在主义”，可是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英国作家萨拉·贝尔韦尔通过《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一书，带领我们回到了1932-1933年之间的某一时刻，进入一个煤气灯酒吧：在此处，三个年轻的哲学家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他们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男朋友保罗·萨特，以及萨特在巴黎高师的研究生同学雷蒙·阿隆，他正在向这对哲学家情侣介绍胡塞尔的现象学：“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雷蒙·阿隆说。萨特在四十年后的采访中回顾这个时刻说，“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而波伏娃的回忆是：萨特冲到最近的书店说，“给我这里所有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

作者认为，萨特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现象学转化为了一种杏子鸡尾酒的哲学，他在小说、戏剧与哲学论著里都记录了关于世界的身体感受和人类生活的情绪，并提出了大名鼎鼎的“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足以概括存在主义的话。它的意思是，我会持续创造我自己的定义，始终进行自我加工，所以你可能以你认为的标签定义我，但是你总会是错的，因为我不断通过行动创造自我。“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这就是人类的普遍境遇。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存在主义咖啡馆》一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期与你一同认识存在主义对于文学、艺术及社会思潮产生的种种我们未曾料到的影响。

《存在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生存基础》

文 | [英]萨拉·贝尔韦尔  译 | 沈敏一

你的阅读会影响你的生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比任何其他现代哲学都更能证明这一点。通过为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阶级壁垒的瓦解、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斗争提供理论支持，存在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生存基础。与此同时，许多人还受到鼓励，开始寻求更加私人化的解放形式。萨特曾呼吁建立的新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到20世纪50年代时，已被确立起来，治疗师不再把病人当作一组症状来治疗，而是将他们视为在意义和选择问题上挣扎的个体。瑞士精神病医生梅达特·鲍斯（Medard Boss）和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基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开创了“此在分析法”（Daseinanalysis）；而萨特的思想后来在美国和英国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罗洛·梅（Rollo May）和欧文·亚隆（Irvin Yalom）的工作框架，明显是以存在主义为基础，而类似的观念也指导了莱因（R. D. Laing）等“反精神病学家”，以及“意义治疗师”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工作——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类对意义的需求，几乎与对食物或睡眠的需求一样至关重要。

这些运动从年轻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对意义和自我实现所具有的更普遍渴望中汲取了能量。战后，许多人都尽可能过上了一种平静的生活，认可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所位于郊区，有着绿树绿草、新鲜空气的房子的价值。一些退伍军人发现很难适应，但许多人只想享受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们的孩子享受着这种好处慢慢长大，但随后，他们进入了青春期，开始好奇生活是不是还有割草坪和向邻居挥挥手以外更多的东西。他们反感冷战时期的美国那种混杂着舒适和恐慌的狭隘政治秩序。1951 年，读到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后， 他们决定，如同书中的主角霍尔顿·考菲尔德一样，他们也不想做一个虚伪的人。

随后的十几年时间，文学、戏剧和电影充斥着所谓的“真实性戏剧”，范围从反复书写躁动不安或成瘾的“垮掉的一代” 作家，到对代际冲突不满的电影，如《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 1955），而在法国，则有让- 卢克·戈达尔的《筋疲力尽》（À bout de soufflé, 1960）。存在主义有时会体现其中，不过只是为了讽刺。马塞尔·卡奈（Marcel Carné）拍摄于1958 年的电影《弄虚作假的人》（Les tricheurs ，英文被翻译为Youthful Sinners），是一部寓言，讲述了两个年轻的左岸虚无主义者，既嬉皮又滥情，以至于都没注意到他们爱上了对方，真应该选择资产阶级的婚姻。在《甜姐儿》（Funny Face, 1957）中，奥黛丽·赫本扮演的角色走进巴黎的一家夜总会寻找一位著名哲学家，被那里的音乐吸引后，跳了一支狂野的存在主义舞蹈。但她也妥妥地嫁人了——嫁给了一把年纪的弗雷德·阿斯泰尔。

其他一些电影和小说更加锋芒毕露，拒绝屈从于旧俗。这一类型中的一部小杰作是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出版于1955年的小说《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小说的主角是一个退伍军人，挣扎着想要适应郊区的环境，以及一份需要他每天工作很久，但内容却毫无意义的企业工作。最后，他选择了逃离，拒绝了安稳，转而去寻找一种更真实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被改编成电影，并由格利高里·派克出演男主角之后，书名后来还变成了一句流行语。据斯隆·威尔逊回忆，企业的高管们随后开始穿（完全相同的）运动服去上班，不再穿灰色西装——目的是要证明他们不同于其他的顺从者，他们是自由和真实的个人。

乔治·奥威尔出版于1949年的小说《1984》，则在顺从者文化和技术控制之间建立了一种关键联系；现在，其他一些作家注意到了这个主题。戴维·卡普（David Karp）那部少有人知的小说《一个人》（One, 1953），就设定在一个强制执行心理一致性的社会中。主角身上被检测到了个人主义的迹象，虽然十分微弱，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但是国家还是逮捕了他， 并温和但强制地对他进行了再教育——没有暴力对峙，而是一种舒缓的医疗过程，不过，也才显得更加可怕。

其他影片也将技术恐惧和对人类可能会被变成像蚂蚁一样毫无力量或价值的生物的恐惧联系到了一起。我曾提到了一部我最喜欢的电影《不可思议的收缩人》（1957）——这是一部关于技术恐怖的电影，也是一部存在主义电影。在故事的开场，主角在海上接触到了一团放射性尘埃，回到家后，他便开始收缩，身高和尊严不断变小，直到他成了一颗尘埃大小的微粒。他无法阻止这一切发生，尽管为了生存下去，他用尽了所有能用的工具和设备，但最终却成了草地上的一个微小身影，只能仰望着浩瀚的宇宙。

其他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同样充斥着对丧失真实性和离奇技术的海德格尔式恐惧，比如其中的《天外魔花》（The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1956），不过这部影片更多被简单地认为是在表达冷战时期的反苏情绪。而在《哥斯拉》（Godzilla, 1954） 和《X 放射线》（Them, 1954）这类电影中，鱿鱼、水蛭、蝎子、螃蟹、放射性蚂蚁和其他噩梦般的生物，则从一个已被彻底破坏和蹂躏的地球上一涌而出，准备进行报复。海德格尔在他《关于技术的问题》的演讲中，讨论了人身上的“怪物性”和“可怕性”，以及对地球的侵犯和对资源的掠夺，而这篇演讲的文字稿的出版时间，正好是《哥斯拉》上映那年，想想还挺有趣的。

在这些虚构作品出现的同时，另一种新的非虚构作品出现了，而它们的创作者也是一种新类别：作为存在主义叛逆者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哲学家。1950年，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用他对现代异化性的研究《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首开先河。1956年，又涌现出了大量作品，包括欧文·戈夫曼（I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 ）和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荒谬地长大》（Growing Up Absurd ）。

不久之后， 存在主义非虚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也横空出世了，而作者正是保守派中的一员：汉娜·阿伦特。1963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文，后又将其丰富成为一本书。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犹太大屠杀的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事件。在旁听了审判，并观察到了他那种茫然的怪异反应后，阿伦特将他解释为一个终极版的穿灰色西装的人。在她看来，他是一个毫无头脑的官僚，受制于海德格尔所谓的那种“常人”，完全失去了人类的全部个性和责任。她将这种现象形容为“恶之平庸”。她的解读，以及书的启发内容，都引发了争议，但也让当时正处于道德恐慌中的读者十分着迷。不过，他们恐慌的不是极端信仰，而是其对立面：面目模糊、毫无头脑的顺从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了验证阿伦特的著作，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等研究人员完善了实验，进一步探索了人们在遵守命令方面可以走多远。结果令人震惊：看起来，如果有一个足够权威的人物命令的话，似乎每个人都愿意给别人施加酷刑。

不过，并不是所有反对不真实性的争论，都经过了这样的深思熟虑。小说家诺曼·梅勒——唯一明确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重要美国作家——在1957年的文章《白种黑鬼》（White Negro）中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并且将其赞誉为： 

美国的存在主义者——嬉皮士，这个人知道我们的共同现状到底是遭遇核战争之下的瞬间死亡，遭遇国家这个宇宙集中营造成的相对快速的死亡，还是在每一个创意和叛逆的本能被压抑后，由顺从性导致的慢性死亡……如果20世纪的人类命运，就是从青春期到未老先衰时，都要与死亡为伴，那么为什么唯一能让人活下去的答案，却是接受死亡的条件，忍受死亡是一种近在咫尺的危险，让自己脱离社会，毫无根基地存在着， 踏上那段探寻叛逆的自我必要性的未知旅途。简而言之，无论生命是否罪恶，决定都是要鼓励自己心中的那个精神变态。

梅勒显然决定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1960年，他本来已经宣布了要以“存在主义者”的候选人身份竞选纽约市市长的计划，但在正式宣布参选的晚宴上，他醉醺醺地捅伤了妻子阿黛尔，最终不得不放弃竞选。1969年，他又一次参加了市长竞选，不过不是以存在主义者的身份。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理解，似乎从来都只是浮于表面。英国作家科林·威尔逊曾问过他，存在主义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据称，他挥了挥手， 说：“哦，某种即兴发挥的东西。”他的传记作家玛丽·达尔伯恩（Mary V. Dearborn）也暗示说，他对存在主义的了解，不是像他装出来的那样，来自尚未翻译的《存在与虚无》，而是一部以《禁闭》为基础改编的百老汇剧目，以及对《非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的仓促阅读——这是1950年出版的很流行的指南读物，作者是先前曾在《党派评论》中介绍过萨特的哲学教授威廉·巴雷特。

威廉·巴雷特的这本书很好，也很有影响；之后的1956年，沃尔特·考夫曼编辑出版了另一本畅销书《存在主义：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这本书节选了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和加缪的著作内容，以及卡夫卡的“寓言”。在导读中，编者将存在主义定义为由一群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作家们发起的一系列“针对传统哲学的反抗”。考夫曼和巴雷特的作品都很畅销，引发了人们对原版书籍的好奇心，而现在，译本终于来了。1953年，波伏娃的《第二性》英译本出版。继先前已翻译过来的小说之后， 1955年，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出版。1956年，又来了一部重磅作品《存在与虚无》，由黑兹尔·巴恩斯翻译，展现了处于最佳状态时的萨特。在这本书之后，巴恩斯写了几本比较存在主义与其他思想传统的书，包括禅宗——那个时代的另一种风尚。1961年，她还主持了一档电视栏目《遇见自我：存在主义的研究》（Self-Encounter: a study in existentialism），借助从存在主义戏剧中节选的一些表演片段，来解释哲学思想。这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巴恩斯在她的回忆录中说，该系列节目中还发生了一件悲剧性事件。在某场戏中，有个演员扮演了一个反思死亡问题的医生。拍摄完后的第二天，这位演员看到一只困在电话线杆上的小猫，便爬上去救它，结果触电而亡。 

正文部分节选自《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英] 莎拉·贝克韦尔 著，沈敏一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未读2017年12月版）一书第12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