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在1979年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越是在社会领域的决策中使用量化指标，就越容易在其中掺水，也越容易破坏该领域的发展。”他还写道：“在一般的教育模式下，考试确实是衡量一所学校的重要指标。但是当考试成绩变成了教学目标，它就不再具有指标价值，甚至还有可能扭曲教育的发展。”

简单地说，当衡量标准成为了目标，人们因是否达到目标而受到奖励或惩罚，这时这个衡量标准就会完全失效。理查德·罗思坦（Richard Rothstein）在一本专著中讨论过这件事，“实行考试问责制（指据学生的成绩决定学校拨款和教员工资）”，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重大事项，在任何领域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不只发生在教育领域。如果根据病人的死亡率来判断心外科医生的水平，医生就会将危重病人拒之门外。坎贝尔定律的经典例证（也有可能是虚构的）发生在前苏联。当考核标准为数量时，工人们就会生产大量小而无用的钉子；当考核标准为重量时，他们就会转而生产巨大而无用的钉子。坎贝尔定律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要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重大事项，否则衡量指标和事实结果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过去的16年里，标准化考试，更确切地说，是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者对此的执念，使美国教育一度陷入困境。在分数的压力面前，人们开始掺水：学生只学习考试的内容，夸大了分数的重要性；学校的管理人员不让差生参加考试，这样就能提高学校的考试成绩；还有教职工参与作弊；有的学校甚至不再开设其他科目，一心一意专攻“老九门”。

哈佛大学著名的考试专家Daniel Koretz在新书中分析了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大多数都与改革的初衷事与愿违。书名《考试游戏：假装让学校变得更好》（The Testing Charade: Pretending to Make Schools Better）开门见山：以大考成绩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绝对标准，这样的改革是注定会失败的。Koretz认为，过于看重考试会放大分数的影响，而且没有实际意义。应试教育对孩子和公立学校带来的伤害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改革的支持者依旧对此视若无睹。在大考的压力下，分数掺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但他们依然相信考试成绩是能说明问题的。联邦法律要求州政府将考试表现不好的学校划分为“未达标”，而这些“未达标”的学校通常都会被改制成特许学校（美国的一种特殊学校模式，由政府出资，私人经营，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制约），在这样的规则下，其实整个行业是收益的——尽管许多特许学校考试表现不好的话，同样会被贴上“未达标”的标签。2015年美国通过了“让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The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简称ESSA法案），仍然要求每一名学生每年都要参加考试——这在任何发达国家都是不常见的。

2002年1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了一项国内法令，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简称NCLB法案），从此开启了当权者对考试的痴迷。在NCLB法案之前，每个州也都有考试和教学考核，但从没有过像NCLB这样严苛和不切实际的规定。没有哪个州会这样要求每一所学校达到100%的通过率，一旦未达标就会面临大规模裁员或直接关门。

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称自己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他知道如何克服“低期望者的软偏见”。他说自己有办法提高考试成绩，提高毕业率，缩小不同种族、阶层的孩子之间的差距。这个办法就是：要求所有三年级到初二的孩子每年都要参加考试，公开各种族、性别、残障人群的分数，奖励成绩进步的学校，批评没有进步的学校，然后你再瞧，问题就都解决了！成绩和毕业率会显著上升，阶层差距也会缩小。这都是常识：只要奖惩得当，成果自然会随之而来。

小布什的代理人称其在德克萨斯州任州长期间创造了一个“德州奇迹”，每年一次的测试大大提高了考试得分和毕业率。但其实这算不上什么奇迹，德克萨斯从来都不是美国的榜样，2000年不是，现在依然不是。然而国会却很买账，颁布了NCLB法案，要求公立学校每一位三年级到初二的学生每年都要参加阅读和数学考试。法案还要求12年内，即2014年之前，所有公立学校在标准化测试中都得达到100%的通过率，否则就会关门或被改成私营。两党的任何部门此前都不敢贸然进入教育领域，小布什政府的这一举措不仅扩大了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力，更是给学校、地区和各州都设立了不可能达成的目标。神奇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鼎力支持联邦政府对教育和地方事务的大规模干预，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和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这两位著名的自由派也都自豪地宣布支持布什的这个愚蠢行为。

2009年奥巴马上任时，NCLB法案显然已经无力回天了，但奥巴马和他的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都对小布什的这一愿景深信不疑，甚至还加倍努力地将考试成绩与成功挂钩。在他们的“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教改计划中，数千名教育工作者被解雇，数不清的公立学校被关闭或移交给私人进行特许经营。把考试作为衡量学习的标准，把公立学校改制为特许学校的这一虔诚信念被称作为“改革运动”。但实际上却对联邦的学生、教师和公共教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Koretz严厉指责改革运动没有考虑到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批评了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纽约市教育局局长）、米歇尔·李（Michelle Rhee，非营利组织创始人，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和阿恩·邓肯——他们都狂热地痴迷标准化考试，却从不考虑分数是如何获得的。邓肯主张老师的职责就是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考核要按照老师的提分能力来评分，而那些做不到让学生成绩逐年稳步上升的老师就应该被开除，没有别的借口。抽到一手好牌的老师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他们的学生本来就有3.97的绩点（4为满绩点），那么老师就得负责给他们提到3.98，否则在考核中也无法加分。美术老师、体育老师这种不承担考试科目的老师也是依据学生成绩来进行考核打分的，只不过学生不是他们教的学生，考的也不是他们教的科目。洛杉矶和纽约公开发布教师排名的时候，邓肯很是开心，尽管这份排名并不科学。排名公开后，洛杉矶的一名老师Rigoberto Ruelas自杀了，没有任何人为此道歉。

Koretz写道，改革者反复强调分数，的确能让学生考得更好，但这并不能让他们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通常情况下，学生都只在考试范围内复习，如果考同样的科目，但是换一些他们没有准备的内容，成绩就会直线下降。重视分数只会带来分数的虚高，而非教育的改善。老师会为了准备年考而在一年中不断地进行“中期测验”，这些都会占用非考试科目的时间，历史、艺术、公民、甚至体育和课间休息都要作出让步。改革者将分数的提高作为改革初见成效的“证据”，不过是个循环论证。

共同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详细规定了K-12各年级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能解决这一问题吗？Koretz也不认同。这个标准首先就假定了所有的学生都适用同样的课程。整个改革方案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被强制执行的。改革者都自认高明，他们的主张完全没有必要经过再三评估才去付诸实践，完全可以直接强加在老师和学生身上。而事实上，这些改革者当中很少有人真的教过书，甚至连在Teach for America（美国的一个支教机构，与我国的“美丽中国”类似）任教超过两年的都很少，他们的这种自我认知着实让人吃惊。

Koretz不是反对考试，甚至不反对标准化考试，他反对的只是滥用考试。他认为考试应该只是一种测试手段，与奖惩无关。Koretz建议标准化考试应该与老师自主命题和学生的综合表现相结合，教师也应当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改善课堂教学。近二十年来的考试问责制，辅以严厉的惩罚措施，已经让标准化考试的力量深入人心，老师和校长也对此深信不疑。要让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意识到“一考定终生”的负面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Koretz还是找到了两个理由，重新点燃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一是2015年的ESSA法案已经比NCLB法案的惩罚轻了很多。二是“退出运动”，例如在纽约，五分之一的父母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参加全国强制的考试。考试有时会长达18个小时——比律师考试的时间都长——超过两周，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尤其是参加考试的孩子们年纪都还很小。考试在春天，结果却要到夏天或秋天才会公布，因为要等每一门课的老师给分。学生和老师都不能讨论试题，也无法找出错题加以改正。学生只能得到一个排名，从中可以得知和同龄人相比他们学得怎么样。但是由于考试必须保密，所以完全没有建设性价值。一点都没有。

更糟糕的是，他们教导孩子去寻找正确的答案，而不是去探索问题。有的考试题可能会有不只一个正确答案，也可能没有正确答案。想得多一点分数的孩子也许就会选择那个看似合理，但是和参考答案不一致的回答。考试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是有很大缺陷的，它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发散性思维，而这恰恰是我们应当鼓励的。

考试成绩与父母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是高度相关的，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考得更好，贫困家庭的孩子则考得较差。英国作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他的经典著作《精英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再版序言中写道，标准化考试对社会是有害的。来自精英家庭的孩子们看到自己考出了高分，就会认为他们理应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成绩彰显了他们的优越感。反观穷人家的孩子知道自己排名不高，成绩证实了他们确实就该处在社会底层。

尽管Koretz已经充分证明了考试问责制的失败，但是当权者仍然固执己见。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现任美国教育部长）说她会将决定权留给各州，实际上她的意思是，联邦政府规定的三至八年级的年考不会有任何变化。私有制的支持者却很赞同这种考试制度，因为每年都会产生一些未达标的学校，排名最末的5%将会被关闭，并移交私营或连锁特许经营。考试戳中了美国人对竞争、激励和得分的热爱。将棒球运动员和球队按输赢进行排名是很有道理的，但这并不适用于孩子和学校。有的孩子可能在艺术、体育或其他领域有天赋，但这无法在考试中表现出来。教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对知识和技能的刻意培养，是对每个孩子独特才能的认可，而不是一场比赛。

本文作者Diane Ravitch是纽约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也是民间倡导组织公共教育网（Network for Public Education）的联合创始人。她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政策错误：私有化运动的骗局和美国公立学校面临的威胁》（Reign of Error: The Hoax of the Privat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Danger to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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