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者Alex Shams是一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伊朗人——译注）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伊朗人还是波斯人？还有，他们有什么区别？”而在我所认识的伊朗人的圈子里，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回答，已经成为了一种加深彼此关系的惯例。多年以来，我的问答都是：除了政治内涵有细微差别之外，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波斯人”只不过是一类形容词，表明他们不愿意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扯上任何关系。伊朗著名的喜剧演员马兹·乔布拉尼（Maz Jobrani）也曾指出“波斯人”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种历史厚重感和异国情调，加上波斯猫、波斯地毯这些闻名于世的事物都极具“波斯”风情，所以许多人都更喜欢说自己是“波斯人”而不是“伊朗人”。

对我来说，这几乎就是完美的回答，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伊朗裔美国人，拥有阿塞拜疆-巴赫蒂亚血统。虽然我们都被称作“波斯人”，但是她认为这种称呼非常轻率，她还尖锐地指出：除了她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之间共同的伊朗主流文化，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斯人”的特点。一直以来，我都将自己和其他我所认识的伊朗裔美国人称作是波斯人，不仅仅是因为这样方便，还因为，事实上我们本就是身为波斯少数民族的伊朗人。直到那一天我才发现，与多数伊朗人一直以来认为的普遍观点不同，伊朗并不完全是一个“波斯人”的国家。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波斯人是指那些母语为波斯语，且具有本民族认同感的一类人，他们在伊朗所占的人口比例大约为50%（还有一些估值表明波斯人所占的比例高达60%），除此之外，还有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库尔德人、吉拉基人、马赞德兰人、卢里族人、卡什加人、巴赫蒂亚里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说波斯语，但是他们在民族认同上是伊朗人，而不是波斯人。除了这些民族和语言上的少数派之外，伊朗还有大量的宗教少数派——逊尼派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巴哈伊教信徒、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等。各个教派的信徒混杂在一起，其中有些自称是波斯人，有些则不是。

在某种程度上，我其实一直都知道伊朗并不是一个“波斯人”的国家。我从小就听着“突厥人”——指具有阿塞拜疆血统的伊朗人，因为其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土耳其是同源关系，所以有时候也被称为“突厥化的阿塞拜疆人”——的笑话长大，而且我也注意到，德黑兰的街道上总有人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然而，尽管如此，我认识的每一位记者、每一个伊朗人都坚持认为伊朗人就是波斯人，这种坚持无疑是否定了伊朗一半人口的存在。

这种有失公正的观点不仅仅出于无知，究其根源还在于20世纪中期盛行的伊朗民族主义，他们实行种族歧视，进行残忍迫害，旨在抹杀掉这个国家的民族多样性。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在发展的同时，暴力打压或是消灭这个国家民族多样性的企图也从未停歇。国家领导人为了连任，将人类文化的自然多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缩小了归属范围，企图在民族问题的“敌”与“我”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界限。

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像在法国，这个过程体现在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中。这种制度粗暴地强迫有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孩子接受正统巴黎法语的同化，让他们忘记本民族或者本地区的语言或是方言。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一旦有学生在学校里使用母语就会挨打，并且被强制灌输“你们的母语毫无价值”的理念。同时，像在德国这样的国家，以德语使用者的居住地为目标展开领土扩张，加上惨无人道的灭绝政策，都是以消灭国家内部的宗教少数派（比如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和文化少数派（比如罗马人）为目的。这些少数派在宗教和文化上与主流民族的本质差异使得他们难以被同化，因此而成为了德国民族和地缘统一的障碍。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一个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相互斗争的过程，而民族排他主义也随之在全球发展开来。伊朗对于这个过程并不陌生。在伊朗民族认同的发展历程中，巴列维政权和伊斯兰共和国都曾控制并排斥异己，认为他们不符合所谓“真正的伊朗人”应当具备的标准规范。

巴列维政权对于伊朗特色的定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伊朗人具有排他主义的民族认同成型期间。当时，礼萨汗日益加强中央集权和独裁统治，为了消灭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精心编纂了波斯族伊朗人的历史：时间追溯到近2500年前，国家统一靠的是波斯人民的决心。当然，这是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也是民族主义者的一贯伎俩。例如，历史上认为，存在于巴列维王朝之前的恺加王朝和萨法维王朝，之所以能够实现统一，极具多样性的民族团体聚集在一起，共同置于“波斯帝国”的控制之下，不是因为种族划分主义，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在种族问题上实行中立，以及统一使用波斯语为通用语。

礼萨汗参照了当时横扫欧洲和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殖民主义长期将语言和种族对等起来，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向胜利的重要环节，也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民族特色。在这些民族主义思潮当中，雅利安主义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雅利安主义认为，印欧语系（包括梵语、波斯语和大部分欧洲语言）证明了一种猜想，当时有一支雅利安民族从欧洲经由波斯迁移到印度。雅利安主义在欧洲人当中极为盛行，因为它为欧洲人殖民入侵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提供了合理化的说法。

根据这种理论，欧洲代表了种族阶层的顶峰，而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仅仅只是通向当代伟大之路的阶梯。此外，这种理论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使用的闪米特语系与欧洲人剥离开来，为反犹太主义和东方主义的种族主义者提供了伪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下，巴列维王朝也成为了通向至高文明一个阶梯。为了迎合这些欧洲殖民者，礼萨·汗宣称伊朗是一个“雅利安人”的国家。之后，他禁止在学校和书面媒体上使用除波斯语以外的语言。我们都成了波斯人，而其他语言都变成了地方方言，不适宜在正式场合使用（尤其是非印欧语系下的阿塞拜疆土耳其语和闪米特阿拉米语，也包括印欧语系中的库尔德语）。

一方面，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对于伊朗人的定义在于个人所具备的“波斯”特色，那么许多自认为是波斯人的宗教少数派——例如大多数的犹太教徒、巴哈伊教徒和无神论者——都能归于符合标准规范的“真正的伊朗人”，从而为这些不属于什叶派的10%的伊朗人赋予了非宗教的民族认同。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也产生了很大的代价，使得49%的伊朗人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或是默默地生存在边缘状态。

虽然，礼萨·汗利用古波斯文化和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进行统治，对于某些伊朗人来说，既不合时宜也令人反感——他们认为礼萨·汗自比居鲁士大帝，鼓吹君权神授说，并使用类似“宇宙的统治者”、万王之王、雅利安之光等词语来形容自己简直是可笑——但是，大多数的伊朗人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种伊朗特色的种族主义神话，并渐渐将其自然化。

即使在现如今，听到有伊朗人自称是雅利安人也并不稀奇，通常在对白种人强调他们的非阿拉伯特性以及与欧洲的关联时，他们都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是雅利安人，相比于阿拉伯语，我们使用的语言与德语更相似！”当然，这类说法现在往往会引发尴尬和厌恶。因为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就痴迷于雅利安种族理论，并将其作为种族灭绝政策的理论依据，之后“雅利安”这个词语就不再使用了。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些伊朗特色的含义。非宗教的波斯民族认同被什叶派的宗教认同所取代，在短短几年之内，“真正的伊朗人”的官方定义变成了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在种族上与波斯人的大量关联也因此而消失。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人”将所有非波斯人都排除在外，而与此相反，在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下，所有什叶派穆斯林不分种族，都可以是“符合标准规范”的伊朗公民，这意味着90%的伊朗人可能都满足这项新的要求，并获得伊朗的民族认同。

然而，那些宗教少数派——包括自认为是波斯人的宗教群体，例如大多数犹太教徒和巴哈教徒——在这种新的“标准规范”下，不再是主流民族“伊朗人”的一部分。而那些非宗教人士或是不遵守宗教信仰的什叶派穆斯林也被边缘化了。

伊斯兰共和国对于这些“非伊朗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非宗教人士，他们会进行最大程度上的强制性同化；而对于犹太教徒（以及其他非波斯人的宗教少数派群体，例如基督教徒和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会给予伊朗公民的同等权利，但是社会地位略有不同。

波斯语以外的各种语言迅速进入公共领域，同时，使用其他语言印刷书面媒体实现了合法化。但尽管如此，波斯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之间的种族至上主义斗争并没有随之迅速消失。即便是一些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领导人——例如米尔·侯赛因·穆萨维（阿塞拜疆族）、迈赫迪·卡鲁比（卢里族）、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阿塞拜疆族），他们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之后，为对抗残暴的反波斯人敌对势力而与伊拉克（主要是阿拉伯地区）开战，以此确保波斯民族主义的长久持续性。

波斯民族中心主义在伊朗国内的公众舆论中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许多生活在伊朗本土之外的伊朗人也都坚持雅利安主义和泛波斯主义，而这些观念，显然与一个充满包容和平等的未来背道而驰。在大众话语中，这种带有种族歧视的表现非常普遍。Alireza Asgharzadeh在其作品《伊朗和多样性的挑战：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雅利安种族主义和民主斗争》（Iran and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ryanist Racism, and Democratic Struggles）中，就深入探究了这种“有色”用语，尽管在方法论上存在许多缺陷。

2006年，伊朗少数民族阿塞拜疆人爆发的大骚乱，突显出了大众话语中一直存在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用语及其语言根源。同年5月，伊朗报纸《伊朗报》的封面刊登了一幅漫画，将阿塞拜疆人比做蟑螂，与这篇漫画相关的文章中还指出，蟑螂无法理解理性思维，它们的语言荒谬而费解，这种挑衅在阿塞拜疆省的多个主要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并导致4人死亡。

这幅漫画的作者就是一个阿塞拜疆人，骚乱爆发之后，他随即被逮捕，《伊朗报》也停刊了。然而，从时机上可以推测出，政府做出的回应只是为了防止骚乱进一步扩大，而不是为了解决引发骚乱的核心问题——种族偏见。

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满了排外主义的民族国家和以“净化”纯种人种为目标的种族清洗，在这种大环境下，伊朗的多样性令人瞩目。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将各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而不是种族划分或宗教信仰。

（翻译：刘桑）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