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a Kiesel开始承担“父母”之责，照顾她还是婴儿的弟弟时，她只有6岁。在家里，弟弟的婴儿床就直接放在她的床边，这样，当他在夜间哭闹时，她就可以抱起他，唱着歌将他哄入梦乡。她说，她还负责换尿布，以及确定弟弟每天都被喂饱。她记得，在她童年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她的母亲陷入海洛因成瘾的深渊时，她负责满足弟弟的需求。

从记事开始，Kiesel就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为自己准备饭菜，为自己穿衣服，还要自娱自乐。她记得，在学校中，她是一个阴郁、孤僻的孩子，常常蓬头垢面。

这是一段黑暗的时光，当她母亲的暴力倾向爆发时，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在吸毒期间，她对我释放了很多愤怒，”这位38岁的自由撰稿人说，“在她的愤怒和我更年幼的、毫无抵抗力的弟弟之间，我成了缓冲物或替罪羊。”（Kiesel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她说，有一次她学会了把她的弟弟和小猫带进浴室，并锁好门以保证他们的安全。Kiesel回忆道：“我感到肩上担负着沉重的责任，就好像我的弟弟没有我就会死掉一样。”

有一次，她爆发了为期几个月的严重荨麻疹，她相信这是由“与年纪不相匹配的孤独和责任带来的重担”所引发的。“在那么小的时候对一个婴儿负责是有代价的，”她解释道，“8岁的时候，有时面对一个2岁孩子的尖叫，我会不知所措，只能推我的弟弟或者迅速拍打他的手臂。”

“对于我而言，很难把自己不当成他们的父母。”

最后，在她9岁的时候，Kiesel和3岁的弟弟被祖父母接走了。但以前的生活状况和所带来的创伤依然留在孩子们身上。在Kiesel14岁的时候，她说她每天都承受着惊恐、强迫症和抑郁症。她说，直到她长大了，她才开始意识到她童年的经历和许多慢性疾病之间的联系。

Kiesel的故事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破坏性“亲职化”（parentification）——一种情感虐待或者忽视的表现形式，体现在一个孩子成为他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看护人。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发现，除了颠覆孩子的发展，这种角色的逆转还会留下深刻的情感创伤。许多像Kiesel这样的人，经历了严重的焦虑、抑郁和心理困扰。另一些人甚至会陷入饮食失调和药物滥用。

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教授、著名的亲职化研究学者Lisa M. Hooper说：“这些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从摇篮到坟墓。”她解释道，这些行为有些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的，在成年后变得更严重。

“在这一过程中，最具破坏性的后果之一就是孩子们对他们的人际世界产生不信任。”Gregory Jurkovic《失落的童年：亲职化儿童的困境》（Lost Childhoods: The Plight of the Parentified Child）中这样写道。

虽然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关注被父母忽视的孩子们的感受，但对这种忽视如何造成孩子需要扮演父母角色互相照顾，产生哪些体验，却无甚了解。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聚焦于这将在以后的生活中对亲密关系产生怎样的动态影响——无论是对兄弟姐妹还是对其他人。学者们一致认为，研究表明，兄弟姐妹中存在差异，这主要是无法完全理解受虐待的家庭环境会对这些关系和角色产生何种影响。Hooper指出，“这一领域的文献非常少。”

在Kiesel的个例中，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弟弟，导致了她和弟弟多年来微妙而混乱的关系，充满了隔阂疏远和互相依赖。虽然他们保持密切关系，但有一段时间，她和弟弟几个月以来没说过一句话。她在电子邮件中说，“我的弟弟长时间处于某种危机的边缘（酗酒、无家可归等带来的健康危机），所以这份担心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在没有可信赖的成年人的时候，慢性、不可预见的压力对孩子是有害的。”

Kiesel的弟弟，32岁的Matthew Martin承认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抚养者的角色会产生影响。“她是我唯一的保护者，我的母亲很早就是瘾君子了。”从他很小的时候一直到十多岁，他说他依赖Kiesel的感情支持，这是他母亲所无法提供的。

“对于我的嗜好，我们讨论过相当多次。这很难，因为她希望我能长寿，她希望我能在她身边，就像她曾经在我身边的那样。”

因为担心扰乱她的家庭生活，只愿意提供名字而不是全名的Rene说道，从8岁直到她离开家的15岁，她需要接送3个弟弟妹妹去托儿所、把他们带回家喂饭和洗澡、给他们讲故事、哄他们睡觉。“基本上，我扮演母亲的角色。”这位50岁的俄勒冈州居民说道。她记得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站在椅子上为全家准备晚饭。尽管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她依然在回忆时认为这是她所珍视的角色，“我的确有着很好的回忆，特别是在晚上给他们讲睡前故事。”

但Rene的家庭生活很不平静。她说，母亲的酗酒使她无法妥善照顾自己的5个孩子，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压在了Rene和她哥哥的肩上（Rene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但就像Rene照顾她年幼的弟弟妹妹一样，她和她的哥哥互相依赖对方，寻求情感支持。

“我认为，意识到很多亲职化关系是互相依赖，这一点十分重要，”她说，“也许兄弟姐妹中的一个是负责洗碗、打扫屋子和照顾生病或醉酒的母亲。”她解释道，那其他的兄弟姐妹中也许有一人通过聆听问题或者劝慰排忧，会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

正如在《彼得·潘》一书中，温迪（Wendy）被认为是迷失的男孩们（the Lost Boys）的“妈妈”，亲职化的兄弟姐妹们也经常建立共生关系，以不同的方式满足彼此对监护人的需求。

“如果你扮演父母的角色但是又离开了年幼的弟弟妹妹，对他们而言就像是被父母抛弃了一样。”

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的助理教授Amy K. Nuttall说：“我们知道，在和父母的紧张关系中，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互相缓冲。”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来自受虐待家庭的亲职化兄弟姐妹最终在长大成人后，也能维持虽然复杂但依然亲密的关系，有些人甚至“继续试图牺牲自己来满足对父母照顾的需求。”

尽管如此，Nuttall补充道，其他一些人可能会完全远离自己的家人，以逃避家庭角色的职责。

在她15岁被母亲赶出家门后，Rene发现自己已经变得无家可归了。她说她的兄弟姐妹依然责怪她把他们丢下。“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扮演父母的角色但是又离开了年幼的弟弟妹妹，对他们而言就像是被父母抛弃了一样。”Rene这样说道。多年之后，她被内疚感所困扰——这是有亲职化经历的人的共同体验。

兄弟姐妹的关系通常会成为终生的纽带，然而对于Rene来说，从照顾孩子的责任中抽身离开是需要代价的——失去她的家庭。“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不再有联系了。”

不可预知的童年创伤会对大脑产生持久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童年时期有不愉快经历的人，更容易患上精神上或生理上的疾病，使得人们处于一种慢性的高压反应状态。一项研究发现，持续暴露在压力下的儿童体内会释放一种激素，使得大脑中处理记忆、情绪和压力的管理区域海马体缩小。经历过父母情感或生理疏忽的人，成年后也会有更高的风险患上慢性疾病。

“在没有可信赖的成年人时，慢性、不可预见的压力对孩子是有害的。”《童年的破坏》（Childhood Disrupted）的作者、一位关注神经科学和免疫学关联的科学记者Donna Jackson Nakazawa这样说道。

“我像父母一样照顾她，做了很多，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在尝试做自己的父母。”

Nakazawa对身体与大脑的关联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着重于由医生Vincent Felitti和Robert Anda主导的研究。他们致力于研究儿童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现在已蓬勃发展为一个拥有数百名同行评议的领域了。研究结果显示：在儿童时期经历过被忽视、身体、性和情感虐这四类不良经历的人，成年后被罹患癌症和抑郁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

他们还发现了更多关于童年的紧张刺激和成年后的心脏病、糖尿病、偏头痛以及肠易激综合征之间的联系。

加利福尼亚州43岁的作家Jordan Rosenfeld将自己消化系统的问题归罪于她的童年。她说，当时她母亲间歇受困于药物滥用，她曾经好几次体验到没有任何食物可吃的感觉。在她18岁离开家后，她开始在吃完东西后感到慢性疼痛。

成年后，Rosenfeld发现她很难在饥饿状态下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我和朋友在一起，而我们不能决定去哪一家餐厅并且我觉得饿了——我很可能会陷入崩溃，”“我可以将此追溯到童年时的几个重要时期没有被认真喂养。”

Rosenfeld记得，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她就在需要食物的时候主动提醒妈妈去超市，并且每天早上把她被窝里拉出来，确保自己能按时到校。“某种程度上，我做了很多，像父母一样照顾我的母亲，这是因为我需要成为自己的父母。”正是因为如此，她说她经常不信任其他人会照把事情料理好。“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迫自己要亲自做这些。”

Jordan的妈妈Florence Shields记得，这对她们双方来说都曾有一段沮丧的时光。她回忆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需要社会福利救济，我的饮食——因为药物和酒精——不是很健康，她可能受到了影响。”作为一个正在恢复中的酗酒者，Shields现在已经退休，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佩塔卢马。她说，由于她自己悲剧的成长史，她缺乏养育孩子所需要的资质。

“哪怕没有人问我，我也会想着我应该提供帮助和建议，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她在24岁成为母亲的时候，Shields依然沉浸在18岁时哥哥意外死亡的悲痛之中。摄取类鸦片药物和酒精是应对亲人离去的一种方法。她说：“这就像悲伤永远与你同在，因为那个人会和你相伴余生。所以当悲伤的事情出现时，他就在那里。”

虽然Rosenfeld和她的妈妈都曾经作为成年人共同参与了治疗疗程，但亲职化的影响依然持续到今天。Shields意识到，她早期和毒瘾的斗争深深地影响了她女儿的行为。“Jordan是一个非常有序和很有控制力的人。”她在电话中说道。当Rosenfeld的父亲后来再婚并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后，Rosenfeld开始学会了把照顾者的角色投射到她的弟弟妹妹身上。“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照顾他们。同时，对于我而言，很难把自己不当成他们的父母。”

成年后，这经常导致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Rosenfeld说：“哪怕没有人问我，我也会想着我应该提供帮助和建议，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样会学会到说自力更生比信任他人更安全呢？Nakazawa认为在破坏性的亲职化中，“你没有一个可靠的成年人可以依赖。”如果一个孩子在家中的早期经历中包含了要确保其他所有人的需求都被满足，那孩子“就会感觉自己是被忽视的。”

这种责任感和强迫性照管也会伴随他们进入到未来的关系之中。“你倾向于把它投射到你生活中的其他人身上。” Rosenfeld说道。这并不奇怪，田纳西大学的研究人员Jenny Macfie宣称：“自己童年时有角色混淆的成年人在身份确认中可能会遇到困难。”而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恋爱关系。

“如果一个人引发了我的天性，那我很容易进入到照顾别人的角色中。”

在她婚姻的前半段，Rosenfeld发现她总是把伴侣的需求放在自己之前——这实际上反映了她童年时的角色。

其他人也同意这一说法。Kiesel说，她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何在她和伴侣之间建立界限，她认为这和她年幼时照顾弟弟的经历直接相关。类似地，Rene说，找到期望和自主权之间的正确平衡，是她在人际关系之中持续面临的问题。她希望能找到一位伴侣，但又心存疑虑。“如果一个人引发了我的天性，那我很容易进入到照顾别人的角色中。”

但这些影响往往超出了个人的范围，Nuttall和其他人的研究发现，家庭中破坏性的亲职化现象也可以影响到其他世代的家庭成员。Nuttall解释道：“在童年时承担照顾父母重负的母亲们，对于婴儿的发展需要的理解比较差。”因此，这导致了一种缺乏温暖和感性的育儿方式。

时至今日，关于治疗手段和预防措施的研究很罕见。一个亲职化的兄弟姐妹如何能够自愈？Nakazawa认为，认识到这些心理拼图的碎片如何连接在一起，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生理和心理上，大脑的结构已经改变，免疫系统已经改变，如果不确认这一点，你不能开始合适的治疗过程。”

一些人通过家庭互助会（Al-Anon）这个为酗酒者提供支持的团体找到了自己的社区。Rosenfeld解释说：“这个组织非常专注于解释共同依存是什么，并且为学习新内容提供解决方案。”她已经参加了一年的聚会，还说她已经注意到她习惯上的巨大改变，并意识到如何设立界限。“我了解到，我不能一味责怪生活中滥用药物造成我痛苦的人，我可以选择照顾自己。”她说道。

除了和亲职化有关的负面结果，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经历也会在随后的生活中带来一些好处。Hooper认为，在儿童时期有亲职化经历的人会有更好的恢复能力和自我效能。Nakazawa对此也表示认同。“目前的美国文化认为，恢复能力是将烦恼排除并继续前行，”她说道，“但恢复能力意味着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学习经验和创造意义。”

“人们开始明白，他们通往幸福的道路必须考虑到创伤所带来的影响。”

在这些有着共同童年经历的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更强的同情心，以及和他人保持更紧密联系的能力。Nakazawa说，这不意味着他们童年的负面影响被削弱了，而是许多人能从痛苦经历中发现意义。“人们开始明白，他们通往幸福的道路必须考虑到创伤所带来的影响，”她解释道，“一旦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也可以发现在自身经历中，恢复能力是多么重要。”

从年幼时就照顾弟弟的自由撰稿人Kiesel发现，咨询师和家庭互助会的帮助使她感到对弟弟不需要承担那么多责任（尽管她因为缺乏亲职化兄弟姐妹的支持而感到悲伤），他们有各自独特的需求。

虽然因为弟弟的药物成瘾，她和弟弟的关系依然脆弱，但她依然继续照顾他，定期打电话，并且每个月前往探望。

Martin承认，她依然是他生命中积极而理智的声音。“我在和自己的邪念搏斗，但就像我姐姐说的，我会有自己的未来。”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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