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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战》40年:当美国神话转向大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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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战》40年:当美国神话转向大众政治

每一个试图严肃地评论《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的事实:星球大战是当代美国的国民神话。

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新希望》剧照

尽管对很多人来说,星战系列仅仅是简单刺激的科幻爆米花电影。但其野心远深于此。星战神话的第一缔造人乔治·卢卡斯,早在大学时就接触到了著名神话学家约翰·坎贝尔的《英雄之旅》,而星战的正传三部曲几乎可以说是严格按照其中的神话结构拍摄。1999年卢卡斯在采访中说:“我拍星战的时候,是有意识地要去再造神话。我想要用这些手法来处理我们今天的问题。”——由此可见,《星球大战》并不是一部关于未来科学的硬科幻电影,而是一个有意识地被创作出来的当代神话,目的是回应当代问题。

从1977年到现在,星战已有四十余年历史。如今,《最后的绝地武士》在北美收获了许多老观众的低分——这是因为,这部新作试图将星战世界从老的英雄世界当中解放出来,面对着新时代,这个方向不同于从前的美国神话故事。

美国众神

在《帝国反击战》中,可怖的反派达斯·维达突然向被逼入绝境的卢克·天行者揭开身世秘密,其实他就是卢克的父亲,并且提出两人可以一同统治银河的诱人提案,很多人会想起《新约》中撒旦在山顶上以人间的权柄诱惑耶稣放弃自己的神圣使命,也可能会想起佛陀在菩提树下抵御了诸种诱惑。在星战中,充满了这样令人想到某个古老宗教传说的情节。卢卡斯并不是任何宗教的虔诚信徒,在这里,他是在模仿坎贝尔的神话学理论所总结的神话原型(archetype),是一个“元神话”(monomyth)。

在很多神话中,英雄之旅要经历三个阶段:在一个正常世界中“启程”,在非常世界中完成“启蒙”,最后再“回归”正常世界。而《星球大战》正是体现了这些对应情节与角色。

在卢克的故事里,故乡塔图因是一个日常而无趣的星球,代表正常世界——棕色的土地、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老实的农民,卢卡斯用这些形象使观众能够和角色建立起某种程度的认同。当公主的求救消息意外落入卢克的手中,他也就得到了他的英雄之旅的召唤。在导师奥比旺的协助下,他唤醒了神秘的原力,继而获得了有巨大力量的护身符(光剑),结识伙伴(楚巴卡和韩·索罗),进入危险的洞穴(帝国),拯救公主,完成屠龙(炸毁死星),并转而开始真正的启蒙。下一阶段中,他不得不走入更深的黑暗,来到尤达大师所在的行星,以学习如何成为绝地。这并不会使接下来的旅程更加轻松,事实上他失去了导师、被砍掉了一只手、遭受自己身世真相的冲击,甚至还有来自黑暗面的直接诱惑,而英雄此时拒绝诱惑,选择为正义牺牲,跳入深渊而象征性地死亡,完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信仰之跃”。在下一个阶段,英雄重生,信念更加坚定,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准备再次与邪恶进行战斗。最后的最后,英雄来到黑暗中心,战胜皇帝代表的邪恶,解放了自己的父亲,使银河系回到正常。故事中的邪恶和正义界限分明,虽然黑暗看似一时占据上风,英雄总能死里逃生(乃至复生),取得更强的力量,并最终击败邪恶。《贝奥武甫》、《吉尔伽美什》、《桃太郎》、甚至《西游记》,都多少与这一模式相符,整个《星球大战》正传,只不过是把那些古老的神话们用绚丽的太空想象包装了一遍。

这种神话结构也为历史上的“美国梦”所采用。比如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绿野仙踪》也是如此:故事的主人公桃乐丝就是女性版本的卢克,居住在和塔图因一样无聊的堪萨斯农场,当她意外被龙卷风卷走后,来到了OZ世界,其中无处不在的魔法和原力同样神秘,很快她也遭遇了伙伴——稻草人、狮子和铁皮人,这三个形象可以与索罗、楚巴卡和C3PO粗略地对应起来;她击败邪恶的魔法师、戳穿他们的阴谋,最后回到了堪萨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超人、美国队长、蝙蝠侠的漫画世界同样重复着英雄之旅的结构——蝙蝠侠目睹的父母死亡是他的旅程呼唤;美国队长的盾牌是他的护身符;超人的则常常需要解救自己的“公主”露易丝,当然还有无数的重生……

而在这个叙事结构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这些故事中的力量都不在大多数人手里,而是在英雄手里。它们大多都是关于英雄如何发现自己超凡的力量,并凭借这个力量完成自己平复这个世界的异常的宿命。在星战世界中,天行者家族的血统代表了强大的原力,宇宙中则充满了各式大人物把持的政治系统。可以说,美国人在自己创作的诸种当代神话中贯注了个体化的力量斗争,和对未来与边疆更狂野的想象与向往,描绘着正义祛除邪恶的昭昭天命的基督教信念——不得不提的是,安纳金之母是处女怀孕,与圣母相同。

星球大战这颗流行文化的炸弹之所以能够炸响,有赖于时代的积淀。

从越战到反恐:时代变迁中的美国神话

星战到底都在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帝国的设计风格,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帝国是美国的在冷战中不断宣传的“邪恶极权主义敌人”的集中体现:纪律严明、制服统一、依靠机器而非人类,意图控制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用恐惧来统治。在前传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反对共和国的贸易联盟大多操着亚洲口音。这些形象背后,既是美国的冷战对手,也是二战对手,可能还有些其他潜在对手。在这种解读中,星战也和冷战一样,“邪恶必将失败,正义也必将胜利”。反讽的是,星战的故事中,共和国总是对邪恶缺乏准备,要么被财团支持的独立武装打得措手不及,要么不设常备军防备,总犯和平主义的幼稚病。这并不是美国人妄自菲薄,而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的“民主和平论”,武器只为专制暴政而准备。此时的义军就是击毙巨人哥利亚的大卫,是击败英国暴君的华盛顿将军,代表美国人内心中拯救世界、伸张正义的宏大梦想,和美国的开国神话相呼应。

星战中的皇帝角色被指用以影射前总统尼克松

然而诞生在七十年代的正传三部曲,其实无法避开越战。正传中的义军面临科技发达的帝国压迫,一小拨勇敢机智的自由斗士在恶劣环境中却反给帝国予以沉重打击,这正是宇宙版的越战。而皇帝帕尔帕廷则是那个假装成好人的尼克松。正传中的伊沃克人最能够体现这一点,他们生活在热带雨林中,设下隐秘的陷阱,用原始的技术和狡猾的花招,任凭帝国使用什么样的先进技术和冷血行动,总是被挫败——这完全就是越南游击队战士的外星翻版。

诞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前传三部曲,则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美国的反恐战争,而这一次,帕尔帕廷就是那个表面上为了国家而奔走、实际上则设法使国家陷入危机,通过合法手段摧毁民主制的小布什。甚至安纳金所说的“不支持我们,就是帮助他们”也让人想起小布什几乎一模一样的反恐战争宣言。这或许也和战后盛行一时的二战冒险片和谍战片类似,小队或是间谍渗入敌后,虽然险象环生,但凭借出众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不断击败貌似强大的敌人。此时的邪恶帝国代表着美国自己的帝国主义一面,好战而残忍,对弱小的力量毫不留情。这是很多美国人的忧虑,当美国成为了超级大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还是那个华盛顿将军的美国吗?会不会也变成一条恶龙呢?

所以,帝国和义军同时表征了美国,帝国是背叛了美国精神的美国,而义军是坚持着美国精神的美国。帕尔帕廷的西斯一面逐渐显露、向往正义的安纳金的堕落、和共和国最终覆亡的呈现,卢卡斯几乎是在影像化《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叙述笃信民主的国度如何滑向独裁。星球大战在政治上的自我矛盾就是美国人的神话本身:英雄已经踏上旅程,帝国们都是他的挑战,而他将一直受到诱惑,自我斗争。卢卡斯提出了美式自由主义的怀疑,“民主会堕落成独裁”、“对正义的追求可能不会带来正义”,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非常保守,他诉诸内心,诉诸人类的宗教直觉,甚至半吊子地引用流行于嬉皮士年代的东方神秘主义,用“光明和黑暗需要平衡”来解释和化解世界上的矛盾,再以英雄神话的结构再叙述,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文本原型。这个原型如此强大,以至于新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原力觉醒》当中,只需要把性别和种族在表面上稍微处理一下,结构上没有太多变动,甚至连出生行星都还是沙漠星球、护身符还是那把光剑、最后还是去找了绝地大师训练新一代绝地,依然能够继续博得票房奇迹,并且从神话老信徒的那里获得一大堆好评。

特朗普时代的星战

那么。星战是不是就在不停自我重复了呢?也不是。外传《侠盗一号》和《最后的绝地武士》就从编剧阶段就排除掉了卢卡斯的直接参与,为新的神话打开了可能。

从《侠盗一号》开始,星战更加重视普通人。这是剧情中第一次表现出底层视角,讲述在《新希望》中被一句带过去的故事。过去,主角的故事中也有普通人,但他们只是绝地和西斯争斗的的工具,历史把握在原力的使用者手中。原力起初被解释为是一种存在于生物间的能量场,而后来具体为源自身体内的“迷地原虫”,浓度越高,原力越强,这就把使用原力的能力变成了一种血统。而侠盗一号的主角们没有原力更没有无敌的飞船,他们在整个星战的故事当中并不是真正的主角,每一步都要赌上性命,最终在故事开始前就已经从历史中被消除。原本在《新希望》中,庞大的死星竟然有着简单得可笑的弱点,整个故事似乎完全是天行者拯救宇宙平衡原力的宿命而驱动的,但通过《侠盗一号》,弱点来自于内部多年的渗透,来自前赴后继的义军成员,没有普通人的牺牲,就无法开启《新希望》。于是,普通人被塑造成了真正的革命者,坚决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而《最后的绝地武士》的变化同样意味深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台词并不只是巧合,导演很清楚地写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新故事,这个故事依然有英雄,但他们并非决定性的力量。人们幻想英雄要么是蕾伊,要么是卢克,或者波,甚至是凯洛·伦。出乎意料的是,踏上英雄之旅的蕾伊找到的卢克完全没有打算要实践自己导师的角色,他犹豫、自责、胆怯,被自己的失败吓退,完全退回到了隐退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实际上,影片中所有类似于蕾伊渴望的导师的角色几乎都没能帮助到她。粉丝们热衷猜测蕾伊的高贵血统来自何方,其实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被期望涅槃重生的卢克显得自相矛盾、欲言又止,他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思——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就摧毁整个帝国。而摧毁一个强大的结构,是一件需要所有人团结起来完成的事业。正是想要成为绝地、成为传奇、成为历史缔造者的欲望,让他走上了歧路。

这部电影最终给出的英雄反而是大众——出身显赫、力量强大的人变成了反派,义军胜利的方法就是要去争取民众,去给所有人希望,而不是乞灵于绝地。于是,1977年开始的神话涅槃了。影片最后的场景已经道尽了这部电影的倾向:孩子们玩着玩具,复述着英雄卢克如何面对第一秩序,期待着革命那一天的到来。从这个角度讲,“愿原力与你同在”便不是一种祈愿,而是一句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富有力量的革命口号。

走向大众政治的英国工党党魁科尔宾,《卫报》评论说,新的星战电影“和科尔宾一样左”

对电影背后的这个这个时代而言,今天不只有特朗普,还有桑德斯和科尔宾。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帝国、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在政治参与上,他们选择积极动员草根力量,选择与年轻人结盟,选择开放的、进步的、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形态。很多人如今批评民粹主义,但是不自觉地放弃了大众的立场。但现实社会中没人能等待英雄降临,一己之力扭转乾坤。他们的策略是,组织、坚持。美帝国的神话毕竟走到了黄昏,同电影中一样,要想在现实世界做出改变,政治家们需要从每一个社群入手,相信每一个人都拥有力量,去现场、去合作、去给每一个人希望。星战作为连绵数十年的大众文化,倒是灵敏地嗅到了大众政治的时代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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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战》40年:当美国神话转向大众政治

每一个试图严肃地评论《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的事实:星球大战是当代美国的国民神话。

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新希望》剧照

尽管对很多人来说,星战系列仅仅是简单刺激的科幻爆米花电影。但其野心远深于此。星战神话的第一缔造人乔治·卢卡斯,早在大学时就接触到了著名神话学家约翰·坎贝尔的《英雄之旅》,而星战的正传三部曲几乎可以说是严格按照其中的神话结构拍摄。1999年卢卡斯在采访中说:“我拍星战的时候,是有意识地要去再造神话。我想要用这些手法来处理我们今天的问题。”——由此可见,《星球大战》并不是一部关于未来科学的硬科幻电影,而是一个有意识地被创作出来的当代神话,目的是回应当代问题。

从1977年到现在,星战已有四十余年历史。如今,《最后的绝地武士》在北美收获了许多老观众的低分——这是因为,这部新作试图将星战世界从老的英雄世界当中解放出来,面对着新时代,这个方向不同于从前的美国神话故事。

美国众神

在《帝国反击战》中,可怖的反派达斯·维达突然向被逼入绝境的卢克·天行者揭开身世秘密,其实他就是卢克的父亲,并且提出两人可以一同统治银河的诱人提案,很多人会想起《新约》中撒旦在山顶上以人间的权柄诱惑耶稣放弃自己的神圣使命,也可能会想起佛陀在菩提树下抵御了诸种诱惑。在星战中,充满了这样令人想到某个古老宗教传说的情节。卢卡斯并不是任何宗教的虔诚信徒,在这里,他是在模仿坎贝尔的神话学理论所总结的神话原型(archetype),是一个“元神话”(monomyth)。

在很多神话中,英雄之旅要经历三个阶段:在一个正常世界中“启程”,在非常世界中完成“启蒙”,最后再“回归”正常世界。而《星球大战》正是体现了这些对应情节与角色。

在卢克的故事里,故乡塔图因是一个日常而无趣的星球,代表正常世界——棕色的土地、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老实的农民,卢卡斯用这些形象使观众能够和角色建立起某种程度的认同。当公主的求救消息意外落入卢克的手中,他也就得到了他的英雄之旅的召唤。在导师奥比旺的协助下,他唤醒了神秘的原力,继而获得了有巨大力量的护身符(光剑),结识伙伴(楚巴卡和韩·索罗),进入危险的洞穴(帝国),拯救公主,完成屠龙(炸毁死星),并转而开始真正的启蒙。下一阶段中,他不得不走入更深的黑暗,来到尤达大师所在的行星,以学习如何成为绝地。这并不会使接下来的旅程更加轻松,事实上他失去了导师、被砍掉了一只手、遭受自己身世真相的冲击,甚至还有来自黑暗面的直接诱惑,而英雄此时拒绝诱惑,选择为正义牺牲,跳入深渊而象征性地死亡,完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信仰之跃”。在下一个阶段,英雄重生,信念更加坚定,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准备再次与邪恶进行战斗。最后的最后,英雄来到黑暗中心,战胜皇帝代表的邪恶,解放了自己的父亲,使银河系回到正常。故事中的邪恶和正义界限分明,虽然黑暗看似一时占据上风,英雄总能死里逃生(乃至复生),取得更强的力量,并最终击败邪恶。《贝奥武甫》、《吉尔伽美什》、《桃太郎》、甚至《西游记》,都多少与这一模式相符,整个《星球大战》正传,只不过是把那些古老的神话们用绚丽的太空想象包装了一遍。

这种神话结构也为历史上的“美国梦”所采用。比如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绿野仙踪》也是如此:故事的主人公桃乐丝就是女性版本的卢克,居住在和塔图因一样无聊的堪萨斯农场,当她意外被龙卷风卷走后,来到了OZ世界,其中无处不在的魔法和原力同样神秘,很快她也遭遇了伙伴——稻草人、狮子和铁皮人,这三个形象可以与索罗、楚巴卡和C3PO粗略地对应起来;她击败邪恶的魔法师、戳穿他们的阴谋,最后回到了堪萨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超人、美国队长、蝙蝠侠的漫画世界同样重复着英雄之旅的结构——蝙蝠侠目睹的父母死亡是他的旅程呼唤;美国队长的盾牌是他的护身符;超人的则常常需要解救自己的“公主”露易丝,当然还有无数的重生……

而在这个叙事结构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这些故事中的力量都不在大多数人手里,而是在英雄手里。它们大多都是关于英雄如何发现自己超凡的力量,并凭借这个力量完成自己平复这个世界的异常的宿命。在星战世界中,天行者家族的血统代表了强大的原力,宇宙中则充满了各式大人物把持的政治系统。可以说,美国人在自己创作的诸种当代神话中贯注了个体化的力量斗争,和对未来与边疆更狂野的想象与向往,描绘着正义祛除邪恶的昭昭天命的基督教信念——不得不提的是,安纳金之母是处女怀孕,与圣母相同。

星球大战这颗流行文化的炸弹之所以能够炸响,有赖于时代的积淀。

从越战到反恐:时代变迁中的美国神话

星战到底都在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帝国的设计风格,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帝国是美国的在冷战中不断宣传的“邪恶极权主义敌人”的集中体现:纪律严明、制服统一、依靠机器而非人类,意图控制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用恐惧来统治。在前传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反对共和国的贸易联盟大多操着亚洲口音。这些形象背后,既是美国的冷战对手,也是二战对手,可能还有些其他潜在对手。在这种解读中,星战也和冷战一样,“邪恶必将失败,正义也必将胜利”。反讽的是,星战的故事中,共和国总是对邪恶缺乏准备,要么被财团支持的独立武装打得措手不及,要么不设常备军防备,总犯和平主义的幼稚病。这并不是美国人妄自菲薄,而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的“民主和平论”,武器只为专制暴政而准备。此时的义军就是击毙巨人哥利亚的大卫,是击败英国暴君的华盛顿将军,代表美国人内心中拯救世界、伸张正义的宏大梦想,和美国的开国神话相呼应。

星战中的皇帝角色被指用以影射前总统尼克松

然而诞生在七十年代的正传三部曲,其实无法避开越战。正传中的义军面临科技发达的帝国压迫,一小拨勇敢机智的自由斗士在恶劣环境中却反给帝国予以沉重打击,这正是宇宙版的越战。而皇帝帕尔帕廷则是那个假装成好人的尼克松。正传中的伊沃克人最能够体现这一点,他们生活在热带雨林中,设下隐秘的陷阱,用原始的技术和狡猾的花招,任凭帝国使用什么样的先进技术和冷血行动,总是被挫败——这完全就是越南游击队战士的外星翻版。

诞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前传三部曲,则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美国的反恐战争,而这一次,帕尔帕廷就是那个表面上为了国家而奔走、实际上则设法使国家陷入危机,通过合法手段摧毁民主制的小布什。甚至安纳金所说的“不支持我们,就是帮助他们”也让人想起小布什几乎一模一样的反恐战争宣言。这或许也和战后盛行一时的二战冒险片和谍战片类似,小队或是间谍渗入敌后,虽然险象环生,但凭借出众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不断击败貌似强大的敌人。此时的邪恶帝国代表着美国自己的帝国主义一面,好战而残忍,对弱小的力量毫不留情。这是很多美国人的忧虑,当美国成为了超级大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还是那个华盛顿将军的美国吗?会不会也变成一条恶龙呢?

所以,帝国和义军同时表征了美国,帝国是背叛了美国精神的美国,而义军是坚持着美国精神的美国。帕尔帕廷的西斯一面逐渐显露、向往正义的安纳金的堕落、和共和国最终覆亡的呈现,卢卡斯几乎是在影像化《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叙述笃信民主的国度如何滑向独裁。星球大战在政治上的自我矛盾就是美国人的神话本身:英雄已经踏上旅程,帝国们都是他的挑战,而他将一直受到诱惑,自我斗争。卢卡斯提出了美式自由主义的怀疑,“民主会堕落成独裁”、“对正义的追求可能不会带来正义”,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非常保守,他诉诸内心,诉诸人类的宗教直觉,甚至半吊子地引用流行于嬉皮士年代的东方神秘主义,用“光明和黑暗需要平衡”来解释和化解世界上的矛盾,再以英雄神话的结构再叙述,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文本原型。这个原型如此强大,以至于新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原力觉醒》当中,只需要把性别和种族在表面上稍微处理一下,结构上没有太多变动,甚至连出生行星都还是沙漠星球、护身符还是那把光剑、最后还是去找了绝地大师训练新一代绝地,依然能够继续博得票房奇迹,并且从神话老信徒的那里获得一大堆好评。

特朗普时代的星战

那么。星战是不是就在不停自我重复了呢?也不是。外传《侠盗一号》和《最后的绝地武士》就从编剧阶段就排除掉了卢卡斯的直接参与,为新的神话打开了可能。

从《侠盗一号》开始,星战更加重视普通人。这是剧情中第一次表现出底层视角,讲述在《新希望》中被一句带过去的故事。过去,主角的故事中也有普通人,但他们只是绝地和西斯争斗的的工具,历史把握在原力的使用者手中。原力起初被解释为是一种存在于生物间的能量场,而后来具体为源自身体内的“迷地原虫”,浓度越高,原力越强,这就把使用原力的能力变成了一种血统。而侠盗一号的主角们没有原力更没有无敌的飞船,他们在整个星战的故事当中并不是真正的主角,每一步都要赌上性命,最终在故事开始前就已经从历史中被消除。原本在《新希望》中,庞大的死星竟然有着简单得可笑的弱点,整个故事似乎完全是天行者拯救宇宙平衡原力的宿命而驱动的,但通过《侠盗一号》,弱点来自于内部多年的渗透,来自前赴后继的义军成员,没有普通人的牺牲,就无法开启《新希望》。于是,普通人被塑造成了真正的革命者,坚决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而《最后的绝地武士》的变化同样意味深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台词并不只是巧合,导演很清楚地写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新故事,这个故事依然有英雄,但他们并非决定性的力量。人们幻想英雄要么是蕾伊,要么是卢克,或者波,甚至是凯洛·伦。出乎意料的是,踏上英雄之旅的蕾伊找到的卢克完全没有打算要实践自己导师的角色,他犹豫、自责、胆怯,被自己的失败吓退,完全退回到了隐退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实际上,影片中所有类似于蕾伊渴望的导师的角色几乎都没能帮助到她。粉丝们热衷猜测蕾伊的高贵血统来自何方,其实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被期望涅槃重生的卢克显得自相矛盾、欲言又止,他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思——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就摧毁整个帝国。而摧毁一个强大的结构,是一件需要所有人团结起来完成的事业。正是想要成为绝地、成为传奇、成为历史缔造者的欲望,让他走上了歧路。

这部电影最终给出的英雄反而是大众——出身显赫、力量强大的人变成了反派,义军胜利的方法就是要去争取民众,去给所有人希望,而不是乞灵于绝地。于是,1977年开始的神话涅槃了。影片最后的场景已经道尽了这部电影的倾向:孩子们玩着玩具,复述着英雄卢克如何面对第一秩序,期待着革命那一天的到来。从这个角度讲,“愿原力与你同在”便不是一种祈愿,而是一句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富有力量的革命口号。

走向大众政治的英国工党党魁科尔宾,《卫报》评论说,新的星战电影“和科尔宾一样左”

对电影背后的这个这个时代而言,今天不只有特朗普,还有桑德斯和科尔宾。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帝国、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在政治参与上,他们选择积极动员草根力量,选择与年轻人结盟,选择开放的、进步的、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形态。很多人如今批评民粹主义,但是不自觉地放弃了大众的立场。但现实社会中没人能等待英雄降临,一己之力扭转乾坤。他们的策略是,组织、坚持。美帝国的神话毕竟走到了黄昏,同电影中一样,要想在现实世界做出改变,政治家们需要从每一个社群入手,相信每一个人都拥有力量,去现场、去合作、去给每一个人希望。星战作为连绵数十年的大众文化,倒是灵敏地嗅到了大众政治的时代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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