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人似乎生来就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性解放的时代斩断了她们身上的镣铐，她们变得很轻很轻，飞燕一般周旋在一个个男人和一段段故事之间，玩着爱情与偶然的游戏，忧愁只是路边的过客，只需偶尔停下来点头问好。性自由是她们的首饰，也成了她们的铠甲。

几天前，这帮闪着光的法国女人发话了。金球奖上的好莱坞女星集体身着黑衣抗议性骚扰两天后，大西洋彼岸的《世界报》刊登了一封由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等百余名女性签署的公开信，谴责“我也是”（#Metoo）运动，引发哗然一片。“这些清教徒式的女权，妨碍了我们求欢调情的性自由”——她们义正言辞地说。公开信传入国内后，不少人跟着赞叹：“法国女人就是不一般！”

我不知道，他们在谈论“法国女人时”，谈论的是什么。或许，世上真有如上文所写的那种女人，但她们一定不是全部。国人不会即刻想起的，是那些被伴侣毒打的妻子、挣扎着抚养子女的单身妈妈、贫困的少数族裔，或者，最普通的、每天乘着地铁上下班、活在尘土和现实中的上班族。

事实上，在法国男女不平等问题依旧严重：85%的企业管理者为男性；女性的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四分之三，所做的家务却比男性多三分之二；而每隔三天，就有一名女性死于家暴。至于“我也是”运动所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根据2015年的调查，五分之一的法国女性曾在工作场合遭遇性骚扰；七分之一的女性在生活中承受过某一种形式的性暴力；每年，约60万名女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与侵犯（男性约为20万），约6万名女性遭受强奸（男性约为3000人）。可怕的遭遇背后，可不是所有人都能点着烟，用巴黎腔来一句“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的。

华美的袍子，里面毕竟爬满了虱子。象征界的幻梦褪去，欢迎来到实在界的荒漠。

“揭发你的猪”

“你的胸部很大。你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要让你高潮一整夜”。

戛纳某电视节，一位法国2台的高管，对一位名叫桑德拉·穆勒（Sandra Muller）的记者这么说道。2017年10月13日周五，韦恩斯坦丑闻爆发一周后，桑德拉在推特上号召法国女性公开被骚扰或侵害的经历，继而公布了这段往事和当事者的姓名。她想到，韦恩斯坦因在戛纳品行不端，被人冠以“猪”的封号，遂把运动命名为“揭发你的猪”（#Balancetonporc）。

仅一个周末，桑德拉便收获了逾6万条留言，两个多月后，数量达到70多万。与以往的女权运动不同，它并非由女权运动的组织发起，且大大超出了女权运动者的圈子，在各阶层形成了广阔的动员，在法国，这实属首例。

公开信指责参加的女性“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开启了一场告密运动与对某些个体的公开控告，她们没有留给后者任何回应和自辩的可能性，便把他们彻底归为性犯罪者的同类”。然而，如果你真的浏览这些留言，便会发现，它们主要揭发的是事件，而非人物。像桑德拉那般点名真身的留言数量仅占少数。且与历史上完全匿名的告密行为（délation）不同，女性在揭发他人时也在暴露自己，如有不实，便有被控诉诽谤之危险。况且，被揭发的男性并非没有回应和自辩的可能，比如，桑德拉口中的那位高管，便在《世界报》上发文，抱怨自己虽然有错，但罪不致饱受如此多的攻击。

这场运动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把“猪运往屠宰场”，而在于女性间的共同见证。她们集体揭露了性骚扰的普遍性，以及支撑起这种普遍性的、布尔迪厄所谓“男性统治”的社会结构。这是让隐蔽着的私人话语进入公共领域、让无声化作喧哗的过程。女性们在友好的氛围中找寻彼此的联结，巩固彼此的勇气。同时，内化于受害者的羞耻，自此转到了施害者的一侧。

“纠缠的自由”

公开信最为惊人之处，在于它所宣扬的“纠缠的自由”（liberté d’importuner）：“强奸是犯罪。但固执或笨拙的调情不是轻罪（délit），对女人献殷勤（galanterie）也不等于大男子主义的侵犯”，它的开头这么写道，而对于性自由而言，所谓“纠缠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被揭发的男性），他们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摸一下膝盖，想偷一个吻，在工作晚餐上谈论‘亲密’的事情，或者发送带有性含义的信息给一个并无相同意向的女人，”

Importuner一词，字典给出的解释为“透过不合时宜的出场或行为，使人疲劳厌烦”，之前国内的译文中，只将其译为“调情”或“求欢”，但其本意更近似于“纠缠”。原文中，“调情”（draguer）与“纠缠”被混为一谈，比如，“纠缠”到了最后却和“对女性身体意外的碰触”被放在同一层面讨论，其中的界限被刻意模糊了。而翻译更加深了词义的不明朗。

“纠缠的自由”，是对法律所遵循的同意（consentement）机制的藐视。根据2012年8月6日出台的抗性骚扰法令，如果一方重复向另一方强行施加带有性意味的言论或行为，要么因其侮辱性有损另一方的尊严，要么在另一方周围制造出敌意的环境，这样便可被称为性骚扰（harcèlement sexuel）。又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则该行为仅需一次，就可被认作性骚扰。《刑法》第222-27至222-30条规定，透过暴力、强制、威胁或惊吓所犯下的性接触均是“性侵犯”（aggression sexuelle）。因此，上文提到的“发送黄色信息”等，如果重复多次的话，便会被判为性骚扰；而所谓“偷吻”，则已上升到性侵犯级别；至于“意外碰触”，如果只发生一次，便不能被视为骚扰。

抗性骚扰法律是女权主义者与众多女性一起多年奋斗的结果。要知道，直到1980年，强奸罪才被法国写入刑法；1991年，“性骚扰”概念才被引入法律，2012年才补全了其中的漏洞。即便如此，如今，五分之四的法国人仍然不清楚性骚扰如何界定。而这封公开信，却公然宣扬“女性无需因为身体在地铁上被人摩擦而受创，即使这类行为是一种轻罪”。这种说法，无疑雪上加霜。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性，公开信的支持者们采用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观点，她们把性简化为一种“野蛮的、冒犯性”的“冲动”，这使得所有的求爱行为都带上了暴力的色彩。然而，正如女权运动家Caroline de Haas所说，她们混淆了“基于尊重与欢愉之上的诱惑关系”与“暴力”：“求欢与骚扰之间的差异，并非在于程度，而是本质，暴力不是加强版的诱惑”。

“女性杂志式女权”

本质而言，德纳芙们所展示的，是我称之为“女性杂志式”的女权主义。《Elle》之类的女性杂志，常常把女权主义简化为现代女性生活的某些层面 ：事业有成、在爱情和性生活中保持独立等等。似乎得到了这些，便是掌握了女性的自主权利。公开信的签署者们，均符合以上条件。她们表现出了一种极端的个体主义，虚妄地划出一部分自己的私人领域，把自己的性关系完全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因为她们已成了强者，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或许可以帮助她们躲开许多社会的暗礁。从她们的言谈中，看不出对其他阶层的交互式（intersectionality）的共情，甚至看不出对她们身边所发生之事的了解。

享受“被骚扰的自由”的同时，还能获得“性自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妄。她们自身对两性之间关系的单一想象，乃是错误所在。性骚扰体现的，是男性的权力支配。这里的问题，不是有权力在运作，而是权力只往一个特定的方向运作。她们所推崇的两性关系，其实是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仪式化。然而，若要让爱情真的成为一场游戏，相互之间的位置应该平等并可以翻转。

最可笑的是，她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只要你不在乎就行了。“我们并不只有我们的身体。我们内在的自由是无法被侵犯的”。2017年12月，公开信其中一位撰写人、知名作家Catherine Millet曾语出惊人：“我很后悔我不曾被强奸。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作证，被强奸过后，人们是可以走出来的”。且不论强奸这么极端的例子，若拿在地铁里被人性骚扰为例，或许有一部分女性可以一笑了之，可终究，还是有会留下心理阴影的人存在。如果其他人纵容这种骚扰行为，那么，留下阴影的受害者会认为，她内心的受创，她自己也要负上一部分责任。这才是这种说法的危险所在。

因此，德纳芙们用性自由来反对女权，将女权视作“男性与性爱的仇敌”，这无疑树错了靶子。女权否定的，只是这一种被支配的关系模式，她们最积极所求的，是在许多更平等的模式中的性爱自由。她们还认为女权是对女性过度的保护，让她们走不出受害者的角色。殊不知，正如历史学家Michelle Perrot所言，对女性的保护并不会把女性永远封锁在受害者的角色里，相反，这般保护会让女性成为有拒绝能力的行动者。

法式殷勤VS美式政治正确

《世界报》这份公开信所呈现的论点与修辞并不新鲜，根据历史学家Christine Bard的说法，对审查、侵犯性自由、仇恨男性等等指责，均可嵌入20世纪法国的反女权主义脉络中。而她们心心念念的“被骚扰的自由”，也深植在法国自12世纪以来的“殷勤”（galanterie）传统中。

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为50、60年代出生的女性。她们的青春在六八学运后掀起的性解放浪潮中度过，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MLF）兴起，漫长的禁欲时代终于结束。但性解放也投下了阴影：一些人认为，所谓的自由的女性，是随时准备好和人上床的女性。于是，色情产业开始泛滥，大男子主义的调情开始变得普遍，它们都可被归为后世所谓“强奸文化”的一部分，与当时的某些电影一起，提供给了人们一种享受被侵犯的女性的形象。因此，当女权活动伸张自己的观点，或是希望审查某些文化产品时，便会遭受“禁欲者”、“仇恨男性”等等指责。

虽然法国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关于避孕、强奸、堕胎等议题中，均以美国的斗争为参考，但总体而言相对温和。1982年后，法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退潮，男权思想开始反弹，而攻击对象渐渐转换成了美国式的、带来“性别之战”的女权运动。而到了90年代，这种攻击到达了高峰，当时的法国极力排斥以女权思想为部分基础的美式“政治正确”。例如，1991年，美国非裔大法官Clarence Thomais被控性骚扰，法国的舆论普遍认为，所谓的性骚扰，是一种美式的概念，法国必须要反对这类问题的政治化。

于是乎，法国文化传统中的“殷勤”被捧到了极高的位置。殷勤，指的是十二世纪开始在宫廷兴起的爱的艺术，是一系列对待异性的优雅行为模式、一整套取悦异性的艺术，并在后世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模式。法国的知识分子们将其与美国紧张的两性关系作对比，透过这种对比，他们建立起一种基于性别观念之上的文化身份认同。性别领域的“法国例外论”便诞生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于1995年发表的《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Les Mots des femmes. Essais sur la singularité française）。她强调男女之间在旧制度下生长的混合性（mixité），这种混合性在启蒙运动的沙龙里兴旺开来，它意味着两性彼此之间存在一种“甜蜜的交际”（doux commerce），即一种和平共处的联系。随后，她把这种她称之为“共和主义式”的法式女权主义与美国清教传统下的女权主义相对：“美式女权主义可以毫无障碍地说道，人类的普世主义附着在男人之下；但法式的女权主义不会这么说，因为它本身已经是普世的了”。

“殷勤”的传统给了法国人一种虚假的想象，即人们以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男女都已经自动平等了。而事实上呢？十八世纪，gallanterie一词的含义，已转变为“风流”，当时的人们推崇短期性的关系，强调性的满足，引发了一波波引诱与勾引的浪潮，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危险关系》既是见证。历史学家Georges Duby告诉我们，殷勤的艺术在启蒙时期被重新塑造，它让女人有机会成为沙龙的主人，但却并不赋予她们与男人平等的地位。

90年代末，以反抗对女性的暴力为首要目标的第三波女权运动兴起，法国终于逐渐吸收美国政治正确的理念。2011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纽约的宾馆内试图强奸一位女服务生，这桩性侵案不但在政治上引发轩然大波，也终于让法国主流对性侵与性骚扰的观念产生重大的转变。

尾声

每年，在法国有这么多女性被性骚扰的同时，只有约1000人会提起诉讼；其中，只有100人可以取得胜利。女权运动还远远没有胜利。Metoo运动试图让每一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她们可以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德纳芙们拥有着轻易就可以把声音传向全世界的能力——即使发出一丝冷笑，也可以盖过无数人的呼喊，她们早已脱离了易卜生时代的“玩偶之家”，走入了伍尔夫笔下的“自己的房间”，然而却从此再没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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