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丨许伟明（方塘智库联合创始人）

甘蔗，甘蔗，甘蔗，第一次来到广西的人，难免会讶异于这里竟种着如此之多的甘蔗。从南宁市区出发，沿着老省道向西，沿路大片绿色的甘蔗林在喀斯特峰丛间舒展，像是覆盖在大地上的一层绿色的厚地毯。离开南宁地界，便进入崇左市，蔗海的规模也愈加盛大。

崇左市是整个广西乃至全国蔗糖生产第一大市，该市250多万人中, 有130多万人靠甘蔗吃饭，全市甘蔗种植面积多年来在400万亩以上，2016/2017年榨季（我国食糖的生产销售年度从每年的10月到翌年的9月，甘蔗糖榨季从每年的11月开始，次年的4月结束）产糖182.57万吨，连续14个榨季居于全国首位，被誉为“中国糖都”。

我们的车辆随着道路的延伸，深入到崇左的蔗海中了，犹如一艘小船在广阔的芦苇荡里行进。沿途所见的甘蔗，基本不是用来吃的“果蔗”，而是当地人所称的“糖厂蔗”或“糖料蔗”，比果蔗的糖含量更高，也更细一些，但质地也更加坚硬，牙齿咬不动，只能送到甘蔗厂榨糖。

1、被甘蔗主导的四季

2017年11月下旬的广西崇左，所有人都在掰着手指头等待新的甘蔗榨季到来。2017年总体风调雨顺，除了8月的台风“天鸽”造成一些甘蔗的倒伏之外，甘蔗长势喜人，新的榨季丰收已成定局。

“我们刚收到的通知，新的榨季从12月1日开始，我们糖厂从12月5日开榨。”崇左大新县雷平糖厂的副总经理赵炳孟说，2017年他们糖厂收了110万吨甘蔗，2018年有望在此基础上小有提升。

雷平镇是大新县面积最大的产蔗区，大新县又是崇左市内的甘蔗主产区之一，像雷平糖厂这样一天处理1.25万吨甘蔗的糖厂，在崇左乃至整个广西属于中上规模。在蔗区里，一根甘蔗连着千家万户，而糖厂又是整个从蔗到糖这个产业链条中最重要的枢纽。糖厂不仅是一个蔗区里唯一的甘蔗收购者、食糖生产者，并且还以工厂的生产进度为标准，安排着整个蔗区的收割节奏。

自从上一个榨季结束后，雷平糖厂的榨糖机器已经停转快9个月了。赵炳孟副总经理说，现在糖厂的机器都已经完成了调试和清洗，就等新榨季到来。如同往年一样，这几天他们正向社会上招募300台车，统一用于榨季时运甘蔗。

要想成为糖厂车队的一员，需要先经过检测。我在大新县一家汽车检测站门口看到，几十台空货车正排起长龙等待检测。通过检测的司机和糖厂工作人员现场签约，之后再把汽车拉到糖厂喷漆标号。如同糖厂的机器只在榨季转动，很多运甘蔗的货车也只在榨季里跑动。

正在等候检测的司机闭师傅说，自己家里也种着十来亩甘蔗，四五年前他买了一台二手货车，在榨季里给糖厂拉甘蔗，因为车比较旧了不宜跑长途，榨季之余多是在闲置中等待新榨季到来。

根据统一的安排，每个糖厂都有严格的蔗区划定，每一块蔗地或者每一名蔗农，清晰地对应着唯一的糖厂。整个雷平镇和周边区域共2 万多户的蔗农，都被雷平糖厂“包”了。在榨季开始之前三五天，糖厂会向蔗农发“砍蔗证”，安排每个村甘蔗的收割节奏，并指挥车队到各个村里及时把甘蔗运回糖厂压榨。

过去“砍蔗证”是纸质的，现在信息传播便利了，糖厂不再发纸质的砍蔗证，而是直接发短信到每一个蔗农手机上。为了便于甘蔗的组织运输，糖厂会一个村一个村地统一收割，蔗农需要根据“砍蔗证”显示的糖厂收蔗日期，安排自家的收割日期。糖厂也会让不同农户间的收割时间安排尽量地均衡，避免出现东家甘蔗收割完了，而西家甘蔗还没开始收割的情况。

甘蔗收割的同时，也是甘蔗种植的时候，一般来说，甘蔗的宿根是不要挖掉的，要留着等着新的生长期里继续生长出新一茬的甘蔗，但这个周期只有三到五年，之后就要挖掉甘蔗根重新再种。

如今的广西乡间，和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同样是人口外流严重。但在蔗区，甘蔗榨季却主导了人口外流的时间节律。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把甘蔗的日常管理交给老人，但会在榨季期间回到家里砍甘蔗、种甘蔗。甘蔗的榨季持续4 个月，中间包括春节，于是对很多广西人来说，他们的一年就在榨季里结束，又在榨季里开始。

2、中国甘蔗产区重心的西移

天气潮湿的时候，赤色的土壤黏如糯米。在雷平镇，我在一位蔗农的带领下，沿着一条机耕小道走进蔗林，黏土在鞋底越积越厚。两旁的每根甘蔗都比一层楼还高，如细竹一样挺拔，尾梢是向四面展开的叶子，像顶着夸张的帽子。

甘蔗喜阳，对水源有较高要求，全世界甘蔗种植最集中、产量最高的是在南北纬23.5度附近、海拔一般在1000米以下的地区。在崇左的甘蔗林里行走，我始终感到好奇：为什么那么多的甘蔗集中在广西？为什么是广西成为全国第一产糖省区，而不是条件同样适合的台湾、广东等地呢？

事实是，广西一开始并不是最大的产糖省区。仔细梳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糖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广西成为全国产糖冠军是一个“逆袭”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伴随整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大变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更早以前，台湾长期是我国的产糖冠军，那时甘蔗是“台湾三宝”之一，台湾年产糖量维持在80万吨左右，高峰时达百万吨。后来，台湾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甘蔗糖业随之转产，中国糖产业的重心，也就从台湾越过海峡向西转移。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成了我国第一产糖大省，大大领先广西。以1981年为例，广东省产糖超过100万吨，广西为42.10万吨，仅比广东佛山地区略多0.67万吨。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产糖量远远高于广西。事实上，如果仅从光热、水源、气候、土壤等角度看，广东的条件比广西更适合种植甘蔗。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广东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水平高，地价贵，种蔗的投资与收成回报相比，利润太小，糖业迅速萎缩。而广西经济相对落后，土地租金低，更适宜发展种植业。国家也适时调整甘蔗糖业的区域布局结构，把重点放在了广西、云南等地区。由此，中国糖业的重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再次西移——从1993年至今，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和产糖量始终稳居全国第一。

之后，广西的首位优势不断稳固，到2002年，广西产糖量超过全国一半。2008年以后，广西产糖量长期占全国六成以上。现在，广西甘蔗面积长期维持在1300万亩以上，蔗糖产业成了广西绝对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广西之内，最核心的甘蔗产区是崇左、来宾、南宁、柳州等地，地处左江、右江下游、邕江、柳江等流域，主要在广西的西南、中南部。其中，崇左的左江流域是广西甘蔗种植最集中的区域，在江州区、扶绥县、龙州县、大新县、宁明县等区县，甘蔗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广西的北部、西北、东北等地区，进入了大石山区，地表水源渐渐稀少，土壤层浅薄，就不再具备大规模种植甘蔗的条件了。

3、广西产量桂冠下的艰辛与隐忧

在崇左，如果你问当地人，为什么会种这么多甘蔗，人们往往会告诉你，甘蔗不是简单的农作物，蔗糖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关系着国计民生。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糖与粮、棉、油一起，视为国家大宗农产品。而广西无疑承担着保证国家食糖供给安全的重要使命。

事实也是如此，每年广西会从自治区层面将甘蔗种植和产糖量指标层层分派下去，相关的地市、县区和乡镇政府都设有专门针对糖业发展的部门，严格按照指标完成生产任务。尤其是几个产糖大县，甘蔗种植和制糖产业是无可取代的主导产业。

而乡镇一级政府又需要把指标落实到每一个村里，落实到一根根甘蔗上。并且各个县区要防止本地的甘蔗外流，因此到了甘蔗榨季，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到主要路口去巡查，以确保本地甘蔗一根都不能外流。从这些举措中，就可以读出广西在保证国家食糖供应安全生产上的付出和无奈。

对蔗农而言，甘蔗的最大价值在于能给他们带来收入，而这又和甘蔗的统一收购价格息息相关。甘蔗虽然是甜的，但种植甘蔗的结果却不尽是甜的。蔗农要在气候变化和市场波动中，周期性地感受着欣喜和无奈。

气候的灾变，往往会带来明显的减产。比如2008年的冰冻雨雪灾害，造成2008/2009榨季蔗糖产量大幅度下降，广西当季蔗糖产量为763万吨，同比降低18.6%。市场的变迁，对蔗农的打击同样可怕。受国际糖价大跌影响，广西糖料蔗收购价从2011/2012榨季的500元/ 吨一路走低，降至2014/2015榨季的400元/ 吨。其间，种植大户全线亏损，部分制糖企业发不出蔗款，挫伤了蔗农的积极性，广西甘蔗种植面积连年下滑，至2015年降至最低点。好在最近两年，收购价回升，甘蔗种植面积连年下降的局面才基本得到控制。上一个榨季，甘蔗的收购价为每吨480元，市场回暖明显。而眼下这个榨季，甘蔗的收购价格提到了每吨500元。相对以往而言，这是一个收购价格的较高点了。

甘蔗产量和收购价格都上去了，这对蔗农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消息。但蔗农们仍然有着自己的担忧：“人工实在太贵了，现在请一个人一天就要一百多元。”

甘蔗的收割，比我想象的更艰难。在广西绝大多数地方，甘蔗的收割没有任何的机器介入，只能靠手砍、肩扛。农民们把甘蔗从根部砍倒，除掉蔗叶、砍掉尾梢，扎成一捆一捆的，每捆大概七八十斤。每个蔗农各自扛着一捆甘蔗，在蔗林里穿梭，来到道路旁，借着梯子爬上农用车，再把甘蔗从肩头卸到车上。这样下来，每个农民一天最多只能砍完一吨的甘蔗。

我在崇左的江州、龙州、大新等区县了解到，一般农户的甘蔗种植面积是10亩左右，以亩产6吨、每吨500元的价格计算，每亩可得收入3000元，10 亩得收入3万元。但甘蔗的收割期间要请人，以目前每人每天110元的报酬和一天一吨的工作量计算，10亩甘蔗的收割总共要支付6600元。再减去管护甘蔗所支付的一系列农资和人力支出，10亩甘蔗的收入远不足2万元。

如今，在广西蔗区的农村，多数青壮年已经外出打工。与其说是年轻人热衷于外出打拼，不如说是他们在对甘蔗种植收益和外出打工之间的收益评估中选择了后者。相对种甘蔗，打工的收入更高也更稳定。

4、“崇左甘蔗没有越南工就麻烦了”

2017年12月中旬，我再次来到崇左。整个崇左都热闹起来了，榨糖厂的烟囱开始冒烟了，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清甜的香味。在二级公路上行走，不断有拉着甘蔗的货车迎面而来、飞掠而过，沿途隔一段路就能见一拨人正在收割甘蔗，原本整齐成片的甘蔗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我和龚学旺各自开着车，沿着机耕道驶入甘蔗林。车辆碾过路上已经晒干的蔗叶，发出清脆的响声。

龚学旺是整个崇左市乃至整个广西甘蔗种植面积最大的大户。他一共从村民手里流转了2.3万亩土地来种甘蔗，分为两块地，我们所在的是其中一万亩。收割已经开始了半个月，成片的甘蔗被集中收割，像一块抹茶蛋糕正在被切分。

我们在一处缓坡停下，附近几十名工人正在忙碌着砍甘蔗，他们交谈时的语言是我所陌生的，一问才知他们来自越南。龚学旺说，在收割期间，他通过劳务派遣机构总共雇请了上千名越南人，他们很能吃苦，工作的效率也很高。

湘桂糖厂是崇左市江州区里上了一定规模的糖厂，厂里有两条制糖生产线，一个榨季可以处理120万吨甘蔗。糖厂的生产部副经理吴恒锋告诉我说，论规模，这是江州区内第二大糖厂，国内可以进入前十。我们到来时，装运甘蔗的卡车已经在门口排起长龙，轰鸣的机器正源源不断地吞入甘蔗。

在生产期间，湘桂糖厂的两条生产线需要700多人，其中60余人是从劳务公司招的越南人，并以女工为主。“越南女人真的特别能吃苦。”吴恒锋说。榨季期间，机器24小时转动，需要三班倒，我们到来的时候恰逢工人换班，就与几十名下工的越南女子擦肩而过。

广西靠近中越边界，尤其是崇左与越南距离很近，能够很便利地招募到越南工人，这种特殊的地理优势无疑也是当地制糖业的重要优势——越南工人不仅能够填补本地劳动力的不足，还能在收割、制糖等多个环节维持较低的人工成本。就像一位当地人所说的，“崇左甘蔗没有越南工就麻烦了！”

糖厂里面是一个独特的小世界，糖厂燃烧蔗渣产生蒸汽，又用蒸汽来发电、制糖，因而糖厂所有的用汽、用电都是内部解决和消化。吴恒锋带着我参观厂房，它看起来像一台巨大的实验室，由管道连着转动的机器和大型的罐子，但始终充盈着一股浓郁的新鲜甜味。

在两百多米长的生产线上，甘蔗先被机器破碎成细末，又经过多次的压榨把每一滴蔗汁都榨取出来，之后再把榨汁导入巨大的沉淀罐内沉淀，在经过反复的过滤和沉淀，就能得到没有杂质的糖水。然后，糖水会被输送到另一排巨大的罐内蒸发，成为高浓度的糖浆，再反复结晶，经过分蜜和干燥，就成为寻常所见的白砂糖或红糖了。

糖厂新榨出来的糖，被一群越南女工装袋打包，然后被装到卡车上，运往全国各地，最终以白砂糖、红糖或者糖果、饮料、甜品等各种形式，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添加甜味。

当天，国内白糖的糖厂提货价格超过每吨6600元，高于国际白糖期货价格。相比而言，巴西、印度等产糖大国的成本比中国低很多，在国际糖市场上占据价格优势。国内外的食糖价差，有赖于国家的保护政策和对糖进口的严格控制。而如何降低糖产业的生产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仅靠越南工人提供的低廉劳动力优势是远远不够的，广西也在积极寻求着各种转变。

5、一根甘蔗打开的想象空间

种植业的产业想象空间往往是有限的，从小麦到面粉，或者从甘蔗到蔗糖，都是从农产品到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似乎都不会太长。但对广西的蔗区来说，既然终究离不开甘蔗，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一根甘蔗的价值实现最大化？能否借助技术的进步和上下游要素的整合，让甘蔗的每一个细节都转化为生产力？

在湘桂糖厂里，我看到糖厂正通过一条皮带将废糖蜜输送到旁边的一家工厂，用于生产干酵母。甘蔗在产业上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比如，蔗渣可以用来造纸，滤泥用来做成肥料，榨糖过程中分离出来的废糖蜜则用于做酒精、酱油、干酵母等。

但这里头也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些工业的原料依赖甘蔗，使得生产也有着鲜明的季节性，一旦过了榨季，很多糖厂下游的工厂也只好跟着停转。于是，人们同时也从另外的角度思考如何改变甘蔗的生产现状。

过去几年间，广西在大力推进“高产高糖”基地的建设，推动土地的平整和甘蔗品种的改良，三年前，龚学旺在政府的招商引资下，从新疆来到崇左市的江州区罗白乡，他希望能像新疆种棉花那样，在这里大面积地种植甘蔗。

龚学旺指着我们脚下的路：“之前这里没有路，车根本开不过来。”他从村民手里把土地流转过来，每一亩的租金成本接近每年1200元，原来分属于不同农民的土地被集合起来，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他在蔗田里埋入大量管道，实现了水肥一体化；他用无人机来洒农药，尽量减少人力成本，在日常管理中“1200亩只要两个人管理”。

不远处，一台小型的叉草机正举着抓草叉，把分散的甘蔗搬运成堆，等待糖厂货车前来装载。龚学旺用资本和技术的力量，的确解决了困扰广西蔗糖业发展的零散问题，并且试图实现甘蔗种植、管理和收割全程的机械化。但他仍然受到不少问题的困扰，包括土地租金成本太高、人力成本太高，收割环节还主要仰赖人力。

对龚学旺来说，只有真正意义的全程机械化，才能实质性地降低成本，事实上，在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外甘蔗产区，机械化的收割已经十分普遍。但龚学旺这里到现在只能做到“半机械化”，甘蔗收割机器的研发进度跟不上实际需要，收割环节的自动化无法实现，而收割环节需要的人力又是最多的，他被卡在这个瓶颈里，十分头疼。但龚学旺还是认为，他这种现代农业生产的模式，才能代表未来广西甘蔗种植的发展趋势。

很显然，甘蔗产业结构的改变以及种植方式的调整，不仅是生产的改变，更会涉及到整个广西乡村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重构。在安静的广西蔗海中，改变正在酝酿，而我们正在见证这种改变的到来。

【注：本文首发于《中国国家地理》2018年1月刊—广西专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