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杨（Toby Young）在英国学生事务办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的任职和离职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尤其是当他谈到学校里不方便使用轮椅、有阅读障碍的学生难以参加考试时，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在英国文化和英国的教育机构中，对残疾人的忽视仍然十分普遍。残疾及其治疗被天然地与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刻板印象、偏见、仇恨言论。“残疾”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文化，阅读文学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讲述残疾的窗口。

《理查三世》开篇的一大段独白是文学作品的经典开头之一。从第一句台词起，莎士比亚就刻画出了一个罔顾道德的复仇者形象。理查三世 “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这个目的。他列出了许多具体的细节，让读者加以理解他的怨恨。他说他“不适于调情弄爱”，他“畸形陋相”，“被欺人的造物者骗去了仪容”，“残缺不全”又“如此跛跛踬踬”。毫无疑问，理查三世就是个残疾人，他的残缺解释了为什么他想要成为一个“机敏阴毒”的人（译文引用自方重译本）。

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恶人实际上都有残缺，这种隐喻是理解邪恶、痛苦和复仇欲望的捷径。理查三世的独白并不意味着这出戏是一个关于残疾人的故事。他的“残缺不全”更多体现在性格上，而不是肉体意义上。他的“变形”意味着背叛，而非残疾。

在文学的世界中，残疾无处不在，贯穿所有的时期和体裁，无论是在中世纪的圣徒故事中、19世纪的浪漫小说中，还是在现代关注优生学和精神健康的大环境下。但是所有这些故事都和《理查三世》一样，将“残疾”作为推动情节和刻画人物形象的辅助工具，通常都用来表现其他更重要的主题。例如，狄更斯《圣诞颂歌》并没有为残疾儿童提姆·克拉契着过多笔墨，但是这一角色有利于表现小说贪心、财富和慈善的主题。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被解读为一种对性别和种族压迫的愤怒，罗切斯特在小说结尾失去了视力和一只手，为的是让读者思考更多关于爱情的问题。在梅尔维尔的《白鲸》中，亚哈船长的假腿不仅仅标志着他和白鲸的历史性相遇，更象征了他对猎物的狂热和痴迷，他会一直追寻猎物，直到生命的终结。

这些作品都没有直接深入“残疾”的话题，而是将“残疾”当做放大镜，来观察其他问题。这支放大镜让读者思考“人之为人”的问题，并开始反思震惊、恐惧、越轨和怜悯，但是读者往往将此视为普遍性的话题，而非具体针对残疾的讨论。在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克里夫·查泰来的瘫痪和半生轮椅生涯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注脚，也是夫妻二人感情破裂、康斯坦斯出轨的根源；与它所反映出的问题相比，克里夫的残疾本身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类似的隐喻随处可见，而“残疾”本身却退居幕后，几乎令人难以察觉。每一部犯罪小说中都有一个受伤的恶人形象，剧情片中情感的推动都靠一个“智力不健全”的孩子，但从不涉及“残疾”的细节。读者们也习惯了文学作品中的这一惯例，理解了残疾人的生活并不像他们的象征意义那般重要。因此，残疾人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整个社会过程，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并保留了下来。

上个世纪末，保障残疾人权利的社会运动兴起，生理和精神上的残疾也随之开始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股回忆录的热潮，关于身心健康和残疾的书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戏剧、诗歌也纷纷开始拥抱“残疾”的主题。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残疾也并不是新鲜事了：自身残疾的作者在写作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它——想想弥尔顿和乔伊斯的失明，读者将其视作一种残疾，这实际上转变了我们的文学观念。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也是对残疾主题的一次实验性表达。

在过去几十年间，这种题材的作品更为常见。凯瑟琳·邓恩（Katherine Dunn）的《极客之爱》（Geek Love）就是以怪诞秀表演者的口吻讲述的，批判了美国社会的排外和歧视。马克·哈顿（Mark Haddon）的《深夜小狗离奇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巧妙地利用了残疾人的认知差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视角。这部自传体的小说以全新的方式来观看这个世界，让读者更加了解自闭症，这种病在20世纪就早已超出了生物医学的范畴。在这些作品中，残疾都被认为是一种差异，而不是一种不足，它不再是一场令人恐惧、需要努力去克服的灾难。在表现残疾的当代优秀作品中，这种差异被日常化了，残疾人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

这种表达是很重要的。当今社会经济的紧缩在不断地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英国脱欧也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局势到人权立法，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讨论残疾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大众媒体、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在政治话语体系和公共政策中，残疾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的？残疾人经常被当作替罪羊，背上浪费资源的黑锅，而这只是在掩盖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不足。媒体在疯狂地炒作“福利骗子”的概念，这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贫困观念再度卷土重来：残疾人是没有生产力的，他们只会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下混吃混喝，国家不应该继续供养这种负担。在民族自豪感的感召下，我们一边庆祝着残奥会健儿们取得的成就（正如其中许多活动家所指出的那样），另一方面，“普通的”残疾人收入却越来越低，甚至难以保障住房。

这种想法，和基于这种观念的政策在历史上都有迹可循。正是文学记录下了各个时代的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话语体系中的矛盾。文学记录了我们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往哪里去。这些作品并不一定反映了生活现实，但一定符合彼时彼地的政治议程。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对残疾的偏见，但我们也会发现，残疾人的世界也很复杂，他们也创造出了丰富而充满活力的历史。作为沟通现实与想象的桥梁，阅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残疾人的差异性。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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