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处开车接近约翰内斯堡，会看到城市伫立在一块高地上，显得格外雄伟和繁华。在南非荷兰语中，这块高地被称作“Witwatersrand”——白水岭，因为有多条瀑布从它北侧的峭壁上流下。1886年，白人在白水岭的一座农场上发现了金矿，此后这一带出产了如今世界上一半的已开采黄金。对黄金的欲望驱动着对黑人新的奴役，汇入南非三百多年的殖民史。这段历史的幽灵，在种族隔离废除23年后的今天，还远未从南非大地上散去。
“彩虹之国”
2017年11月初，夏天在几轮寒潮侵袭后姗姗来迟。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建在关押过甘地和曼德拉的监狱遗址上的宪法法院，一群澳大利亚的老人正在纪念他们当年对南非人民的声援运动。城南的种族隔离博物馆，海内外游客人头攒动。它西面的黑人镇区（township，当年白人政府为黑人划定的聚居区）索韦托（Soweto），路边一块块字牌复原着1976年那场意义深远的起义的场景，小小的曼德拉故居被游客挤得水泄不通，一条考究的商业街在门前发展起来。
在今天的南非，斗争的记忆依然高度可见而且鲜活，而不太被讲述、也不太受到外国人关注的，是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后，这个传说中的“彩虹之国”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离曼德拉故居不远的一面墙上，执政至今的非国大的宣传标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1994年，大多数人没有免费教育，2013年，80%以上的学校免费；1994年，550万家庭没有通电，2013年，超过1100万家庭通上了电。我们已经一起让南非变得更美好。”
乍一看是了不起的成就，再一看却发现它隐藏的，比它讲出的更多。
它没有告诉你，南非的基础教育水平低下，小学生读写和算术能力显著低于肯尼亚、斯瓦士兰、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其他非洲国家，而且辍学率惊人，2004年入学的一百多万学生中超过一半没能坚持到十年后的中学毕业考试。
它也没有告诉你，在过去的十年中，南非电价上涨了整整四倍，给经济和民生都造成沉重负担。去年，深陷腐败窝案泥潭的国有电力公司再次要求政府批准电价上涨20%。
当然，它更没有告诉你，当前全国5500万人口中的5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位列世界前十，青年失业率超过50%，全国基尼系数高达0.68，黑人内部也达到0.65（联合国的警戒线是0.4）。近几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前年工会领袖、民间组织和反对党分别声称全国有1300万、1400万和1500万人食物短缺，不得不“饿着肚子睡觉”，政府公布的数字打个对折，那也相当于总人口的13%。南非还是当今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2016年全国12.7%的人口HIV阳性。
这里还有着排名世界前列的谋杀率、强奸率和抢劫率。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中产阶级别墅区，绚烂的紫薇花树间弥漫着戒备森严的气氛——高耸的围墙、尖锐的栅栏、刀片铁丝网、电围栏。各家各户门口如同各大私营保安公司的海报展——“24小时武装反应”、“你处在监控之下”。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驾驶的重型皮卡不时呼啸而过。而市中心低收入城区希尔布罗（Hillbrow）的黑人杂货店主则需要自己照顾自己，干脆把自己和收银台一起罩在铁笼子里。
空间的隔离依然存在，只不过隔离的界线从种族，变成了经济地位。
约翰内斯堡CBD，摩登的天际线下有一种没落的气息。公园车站（Park Station）一带喧嚣的批发街市和路边摊有点像广州一德路、武汉汉正街，只是远没有那么繁忙。希尔布罗这个曾经摇滚、同性恋酒吧星罗棋布的高档白人公寓区，则被来自周边国家的黑人新移民占据。CBD如今只是个地名，真正的中央商务区和白人中产社区，早已外迁到了北郊的桑顿、兰德堡和罗斯班克等地。
城郊的镇区（township）依然是黑人的世界。其中最大的依然是索韦托。论人口和占地，它完全可以是约翰内斯堡的姐妹城，却只是平房连着平房的无限蔓延。所谓“镇区”却并没有显著的商业中心——镇子，甚至没有商贩聚集的街市。主导着这里的商业的，是几大零售寡头的超市。
放眼全国，白人依旧拥有这个国家绝大部分的土地。三万多座白人农场覆盖着六成以上的国土面积，数百万黑人寄居其上，仍然面临被农场主驱逐的危险。
与此同时，全国有约两百个“非正式定居点”散布在城市周围，数十万座用瓦楞铁皮和其他简易材料非法搭建的棚屋下，蜗居着全国13%的人口。2009年那部以约翰内斯堡为背景、以“隔离”为主题的科幻片《第九区》就是以此为主要场景。
以上所有问题都非常棘手，都可以说有着深刻的种族隔离根源。但是如果你今天问十个普通的南非人：这个国家面临这么多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很可能其中五个会给你一个果断的回答 “腐败”，另五个告诉你一个不常听说的词——“国家劫持”（state capture），一种更高级的腐败。比如在一辆长途面的里，我问邻座在国企人事部门上班的黑人中年男士：为什么目前南非经济不好？他说：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古普塔兄弟劫持了。”
“国家劫持”
古普塔兄弟（Gupta Brothers），是1993年从印度移民南非的商人三兄弟，商业利益横跨矿产、能源、军事装备、民航和媒体。他们和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相识于2002年，曾在2009年大选期间帮助祖马竞选。次年，祖马28岁的儿子成为三兄弟公司的股东，并在同年个人资产超过十亿兰特（当年与人民币汇率约为1:1，近年跌到约2:1）。当时就有人质疑过两家的关系，但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直到2013年4月的一天，一架来自印度的专机降落在比勒陀利亚附近的沃特克鲁夫空军基地。机上乘客并非外国政要，而是两百多位来参加印裔南非商人古普塔兄弟侄女婚礼的印度宾客。在没有边检手续的情况下，这些人客由警车开路，从空军基地直奔婚礼现场。这一事件震惊南非朝野，被认为是对国家主权的藐视。人们很快发现：是祖马批准了此次降落，他原本还打算出席婚礼，在事件发酵后取消了计划。
此事被愤怒的媒体称作“古普塔门”。但这个词他们用早了。因为他们很快会发现，在祖马的总统府里，到处都是更大的“古普塔门”。2017年6月，两家调查新闻机构“屎壳郎”（amaBhungane）和“天蝎座”（Scorpio）共同发布了10万余封被泄露的古普塔与其朋党的往来邮件与其他资料，证实了很多原先的指控和怀疑，并揭开很多此前不为人知的黑幕。
其中最惊人的莫过于大量迹象表明：古普塔兄弟从2010年起就插手祖马对内阁成员的任命。常常是以部长职位为诱饵，要求“候选人”在就任后将政府或国企的采购订单，或像民航航线这样的特许经营权交给古普塔兄弟控制的企业。此类会见常常是经祖马打招呼，在古普塔兄弟的家里举行，有时祖马甚至亲自在侧，让人搞不清究竟谁是总统。拒绝提议的官员，官位悉数不保。所涉及的采购合同，少则数亿，多则数十亿。有时合同只是幌子，并没有实质性的服务，而是为利益输送创造借口。
祖马还多次对内阁进行突然大洗牌。去年3月的一次，他一下调换了10名部长和10名副部长，声称这是“为推动激进社会经济转型铺平道路，以改善穷人和劳动阶级的处境”。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为了从俄罗斯引进核电技术清理绊脚石，而核电技术的引进将让古普塔兄弟的铀矿利益得以兑现。每次对内阁突击式洗牌，都造成兰特汇率大幅下挫。有人怀疑，祖马与内幕交易者勾结，做空兰特，一次套取数十亿。
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MK）创始成员、姆贝基时期的情报部长罗尼·卡斯里尔斯（Ronnie Kasrils）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祖马最先替换的是安全和情报部门的人。原本这些特殊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参加过斗争的老党员，但祖马却逐渐用一些年轻的无名之辈取而代之。此后，对记者和资深非国大党员的电话窃听和邮件监控就成了家常便饭。
有评论者说祖马和古普塔是联手建立了一个“影子国家”（shadow state），把他们并称为“祖普塔”（Zupta）。
“祖普塔”还与多家跨国公司合谋。麦肯锡、毕马威、SAP等跨国公司陆续被发现与其勾结，目前都面临着空前的公关危机，毕马威甚至被认为有可能因此重蹈安达信的覆辙。
祖普塔也并不是没有受到阻击。
2016年10月， 根据宪法设立、独立于政府的监察机构“公众保护人”（Public Protector）发布了有关祖马和古普塔兄弟“国家劫持”的报告《劫持之现状》（State of Capture），要求祖马组建一个委员会对自己涉嫌的国家劫持行为展开调查。而祖马却称之为“政治工具”，拒绝承认其约束力，并暗示有境外势力试图干预南非政治。
2017年8月，议会举行了2009年祖马上任以来对他的第四次不信任案投票，虽然以177对198依然未能通过，却是差距最小的一次。考虑到非国大拥有近2/3的议席，这个结果反映出党内空前的分裂。
事实上，从2016年起，包括曼德拉前妻温妮（Winnie）在内的多名非国大老党员公开要求祖马辞职。同年，非国大在地方政府选举中遭遇执政以来最惨战绩，失去了对包括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在内的三座大城市的控制。去年7月，非国大长期的政治盟友南非共产党开始放松二者之间的政治捆绑，宣布将在2019年首度独立参加大选。10月，议会启动了对国家劫持的调查。
面对这一切，祖马坚持否认一切指控，傲然挺立。
第一本禁书
“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调查记者力量。总统非常腐败，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干什么。”2017年11月7日，老报人安东·哈勃（Anton Harber）在金山大学起源博物馆门前面对一群来访的中非记者时说道。“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之后，媒体一直享有非常大的自由，直到这次禁书事件发生。”
他指的是10月底刚刚出版的一本叫《总统的管家》（The President’s Keepers）的书。
书的作者雅克·鲍（Jacques Pauw）是一位著名的白人调查记者，曾在90年代初冒死揭露种族隔离当局警察的暗杀小组。他在这本历时三年调查完成的书中揭露：祖马不仅在总统任内大肆逃税，而且与一干不法之徒结为朋党，肃清执法部门相互庇护，并从中领取薪酬，搞不清究竟谁是主子，谁是奴仆，活似运行着一个“黑帮国家”。而古普塔兄弟，只是这场大戏中的三个角色而已。书在10月29日出版，11月3日即被南非国家安全部要求停止销售，并被国家税务局以泄露税收机密为由，威胁对作者提起刑事诉讼。这给公众的愤怒火上浇油，成为新书最好的推广，以致书店售罄，紧急加印，PDF盗版在网上病毒式扩散。
11月8日，适逢中国的记者节。晚上七点，《总统的管家》的新书发布会无视五天前的禁书令，在约翰内斯堡北郊富裕的海德公园地区一座巨大、华丽的商场里举行。现场挤了近千人，看上去全都相当中产，其中八成以上是白人。
主持人以朗诵叶芝的《复临》（The Second Coming）开场。这首诗写于一战结束次年，被认为是对秩序瓦解、危机四伏的时代状况的描绘。据说2016年，因为恐怖主义、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此诗在网上的引用量激增。诗中一句写道：
“物事分崩离析，中心无力维系”；
另一句写道：
“优秀者全无信念，恶劣者却激情澎湃”。
雅克·鲍体态圆润，一头银发稀松凌乱，身穿一件肥大的红白条衬衫，看上去像个刚下班的厨师。他坐在高脚凳上，用调侃的语调历数各位确保祖马长期稳坐总统府而非监狱的“管家”，半小时后，四下突然一片漆黑——停电了。一阵忙乱后电力再次接通，再次切断，凡此两次，继续折腾许久无果，发布会只能取消。
现场工作人员说，商场从未意外断电，而且就算断电，备用供电系统也会自动接上，今晚的情况很不正常。
在这场过分巧的停电之后，本以为雅克·鲍已经撤离，后来却发现他正稳坐楼上书店门口，在保镖手机的昏暗光芒下给排成长龙的读者签名。想起月初读到《卫报》一篇关于当前非国大内部政治谋杀盛行的报道，暗自钦佩这个老记者的勇气。
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写书的过程中，常常感觉回到了80年代末，彼时执政的是一个白人种族隔离政府，取缔、监禁和杀害异见人士。他当年揭露警察暗杀抵抗运动分子的时候，办公室遭到过炸弹袭击。而在差不多30年后，在这个据说是宪政民主的国家，他却需要再次为了调查腐败而提心吊胆、躲躲藏藏。
“我们又回到了肮脏伎俩的时代。”他写道。
布鲁姆的问题
《独行者日报》（Daily Maverick）的凯文·布鲁姆（Kevin Bloom）是另一位正在见证历史暗流连续性的记者。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发表了五篇关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遗留案件审判的调查报道，提醒公众重新关注一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这个四十三岁的犹太裔记者、作家，一付浓眉盖着一双严肃、深邃的眼睛，说话带着某种街头腔，用词简短、掷地有声。他2010年的第一本书《留下的方式》（Ways of Staying），探讨暴力盛行的后种族隔离社会南非白人的去留选择，写书的诱因，是自己的堂弟被劫持杀害；2016年出版的第二本《大陆漂移》（Continental Shift）则是与搭档耗费九年在非洲和中国、印度采访的结果，试图理解一个在新的全球秩序下，复杂、矛盾、飞速变化的非洲。
在他看来，古普塔的故事和“国家劫持”的话语，已经完全劫持了媒体，让人们看不到这个国家更深层的问题。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缩写为 TRC）是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后于1995年设立的一个特别司法平台。它让种族隔离期间人道暴行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在同一个场合共同复原暴行的真相。加害者——既有种族隔离当局的侩子手，也有反抗运动中的极端分子——如果坦白真相，并证明其暴行是被政治驱使，且在一定的尺度之内，就有机会获得赦免。不同于二战后的纽伦堡法庭用惩罚来实现正义，TRC的哲学是用赦免来鼓励坦白与认罪，在此基础上化解冲突，让社会“向前走”。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是TRC的主席。
约翰内斯堡南郊的种族隔离博物馆，1994年之后的部分充满了凯歌和欢笑，但到了TRC的部分，却让人忘记那些，而去面对人性中的恶，和奇怪的可塑性。
黑暗的房间里播放着一个三屏幕影像。凶手、法官和被害者家属的特写镜头各占据一块屏幕，三方在一个庸常、寡淡的氛围中回顾骇人听闻的暴行，凶手拘谨的眼神、动作和木讷的言辞，与他们说出的残酷细节形成怪诞的反差。另一个段落，一个曾经的秘密警察来到被他杀害的年轻义士的父母家中，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商务的语气说“对不起”。两位老人表情痛苦，一言不发。我的心中掠过一丝困惑。就在此时，死者已经长大的儿子从一旁抡起一个茶杯砸在白人的脸上，冲出了屋子。白人捂着脸血流不止，惊魂未定。和解，至少没有当场发生。
凯文·布鲁姆说，在TRC提交给南非政府要求继续调查，或如有需要提起公诉的500起案件中，迄今只有两人被判刑——这就是因实施被联合国称为“反人类罪”的种族隔离而获刑的所有人。其余的案件，被国家检察总局（NPA）长期搁置，直到2016年，才有两起案件在家属的穷追猛打下终于开庭。按开庭顺序，先后是诺库图拉·塞梅拉尼（Nokuthula Simelane）案和艾哈迈德·提莫尔（Ahmed Timol）案。
2017年10月，在艾哈迈德·提莫尔，这位前非国大“民族之矛”成员、南非共产党员、前总统姆贝基在莫斯科列宁国际学院的同学、被非国大官方纪念和授勋的“革命先烈”逝世46年后，法庭终于认定他在1971年10月27日死于被警察从约翰内斯堡中央警局10楼窗口推下，而不是像警察说的那样，死于跳楼自杀。似乎是个好消息，但布鲁姆认为，提莫尔案的正义最终得以到来，是因为此案所有的被告都已经死了。相比之下，1983年被秘密警察劫持、刑讯四周并最终杀害的民族之矛的一位女成员、被害时年仅23岁的塞梅拉尼的案件，虽然在家属起诉国家检察总局后终于在2016年开庭，但在法庭上，控辩双方竟然站在同一边，都不想让被告获刑。布鲁姆在调查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这是因为这些被告都还活着，让他们获刑，可能引起一些有人不想看到的后果。
他发现，至少从姆贝基时期开始，非国大高层就明确授意检察总局不要起诉种族隔离当局的人道暴行嫌犯，因为这会促使后者反过来揭发当年部分非国大党员向种族隔离当局提供情报的罪行。很可能其中一些人在1994年后成了政坛精英。
他曾经这么问一位前TRC法官：“TRC的目的是求得真相，不是在还没有真相的情况下就给予原谅。我们又怎么可能在没有实现正义的情况下实现和解？”
现在他又有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把种族隔离暴行的凶手绳之以法，如果我们还没有树立过先例，拿什么来问责祖马政府？”
他2016年开始做的一个题为“矿属于我”（What’s Mine Is Mine）的系列调查报道，则揭示出对国家权力的另一种劫持。在一个叫做“马里卡纳” （Marikana）的铂矿矿场，矿业跨国公司、地方政府和“军阀”式的黑社会势力三方勾结，盗取赤贫的当地社区依法享有的矿产权益，并对胆敢反抗的居民实施暴力袭击。它揭示出原本被认为只有在索马里、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失败国家”才会出现的军阀势力（warlordism）控制重要资源的现象，已经出现在南非这个被认为运转良好的国家，而且在南非的版本中，地方政府已经化身为“军阀势力”的一部分。
但即便没有这起丑闻，同一个马里卡纳也早已在2012年震惊过世界。旅南学者蒋晖发表在2017年6月《读书》杂志的《马里卡纳没有来临的春天》一文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这年8月上旬，伦敦矿业（Lonmin）马里卡纳铂矿的矿工开始举行不依赖于官僚化、政府化的工会的独立罢工。在罢工持续一周，矿工与工会、警察发生了数次流血冲突导致10人死亡后，警察决定在8月16日“清场”。当天工人们与警察做了最后的对峙，在他们终于意识到胜利无望，开始沿着警察设置的通道撤离占据多日的小山岗时，警察开火了。第一轮射击，一群人倒下，16分钟后，又射了第二轮，最终34名矿工罹难，受伤78人，绝大多数人被从身后击中。
屠杀场面被电视台近距离记录，震惊世界，马里卡纳被视为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分水岭。事后人们发现，时任南非副总统、非国大副主席，同时也是资方伦敦矿业股东的西里尔·拉马坡萨（Cyril Ramaphosa）在罢工期间与公司管理层密切联络，并向政府官员施压，要求将罢工定性为“犯罪行为”而非劳资纠纷，并敦促对矿工采取行动。讽刺的是，他是当年民主化谈判中非国大的首席谈判代表，成功让南非以和平方式结束种族隔离。2015年，拉马坡萨被政府委任的调查委员会免除了责任，但至今很多人仍将他视为“马里卡纳屠夫”。 在刚刚过去的12月，他在非国大第54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新一届党主席，有望在2019年顺理成章成为总统。
五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人因为杀戮而被起诉，没人丢官，死难者家属和受伤者没有获得赔偿，继续在矿区严重污染的环境中挣扎。
如果没有树立过先例，拿什么来问责当权者？布鲁姆的问题萦绕不去。
左翼的“百周年”
工人博物馆就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市原点——黄金潮最早的定居点“费雷拉镇”向北两百米。这个院落建于1913年，是当时市政环卫工人和发电站工人的宿舍，简陋的大统间、叠铺床，狭小的卫生间和淋浴房，曾容纳着两三百名来自非洲各地的男性工人的生活。这里如今展示的，正是南非19世纪以来流动工人（migrant worker）的历史，一部关于支配和抗争的历史。
博物馆前面的大草坪上，一群人围在一起唱歌跳舞，舞动的红旗上写着“Socialism In Our Lifetime”（在我们有生之年实现社会主义），仿佛从博物馆里的海报上走下来，让人觉得革命的历史和现实，在这里并没有太大的断裂。让这种感受更为强烈的是，南非左翼政党和团体正在这里举行俄国十月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今天是11月12日，是三天活动的最后一天。
对面科学馆二楼的报告厅里，正在举行一场题为“国家劫持与非国大的未来”的论坛，席上坐着的是两位老对手——南非共产党第一副书记杰瑞米·克罗宁（Jeremy Cronin）和南非全国金属工人工会（NUMSA）总书记厄文·吉姆（Irvin Jim）。这两人的关系，得从南非政治的“三方同盟”说起。
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南非党禁解除，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 Trade Unions，缩写为COSATU）一起结成“三方同盟”，共同推进“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1994年非国大执政后，南共和工会大会与之分享权力，同时长期不参与竞选。三者能走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共同反对种族隔离，也是因为都声称追求社会主义。南共和工会大会都明确代表工人阶级，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而非国大从斗争年代开始就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关系密切，得到过苏联和中国的扶持。非国大虽然也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其“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但将其作为“第二阶段”的目标。而“第一阶段”，是民族主义革命，它并没有在1994年种族隔离废除之时自动完成，而是要继续通过让黑人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实现这个国家的“内部去殖民”，而先不问黑人内部的阶级分化。待到此役功成，再追求进一步的平等，实现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两阶段论”的承诺下，非国大才能长期与南共和工会大会做朋友。
但是在2013年，面对祖马政府的腐败，工会大会内部爆发了分裂。吉姆领导的金属工人工会反对继续支持非国大，提出要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开展基层动员和赋权，而非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和议会。最终，在南共的支持下，工会大会开除了金属工人工会的成员资格。克罗宁和吉姆之间曾有过非常激烈、尖刻的论战。
但今天两人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侃侃而谈，轻松、友好。克罗宁出生于一个开普敦的中产阶级天主教白人家庭，20几岁起就在大学教哲学，是作家、诗人，直到不久前还是政府副部长。吉姆则出身于黑人农工家庭，从小颠沛流离，23岁就成为工会谈判代表，说话张扬犀利，不时抖落出黑色幽默和马列理论。
克罗宁在发言中说，国家劫持不是从祖马开始的，而是从姆贝基时期就开始了。它的前奏是1994年后曼德拉政府放弃了携民主斗争的余温直接追求社会主义，反倒是采取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原本期待外资踊跃进入支持进步的新南非，结果却是大量的国内资本外逃，重创本国制造业）。在这个基础上，姆贝基政府致力于创造一批“黑人爱国资本家”，为此，国家通过所谓“黑人经济赋权”（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将大量国有资产私有化给了一小批黑人精英，帮他们迅速完成原始积累。这自然激起了左翼的不满，但也造成了党内觉得自己被排除在这场盛宴之外的“外围精英”的不满。正是这两方结成的“意外同盟”，迫使姆贝基辞职，并帮助祖马攀上权力顶峰。
祖马上台后，果然停止了私有化，却开始像寄生虫般地吸国企的血，而不再需要这个叫做“黑人经济赋权”的劳什子。
那么该怎么办？克罗宁要求建立一个广泛的反腐阵线，维护宪法和民主，清理国家机器，让祖马接受审判。在从祖普塔手中恢复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的同时，通过对底层民众的赋权，追求大众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
吉姆同意克罗宁，国家劫持并不始自古普塔。古普塔只不过是“大规模盗窃”，真正的国家劫持，是1994年之后垄断资本主义借助非国大对国家权力的劫持。在他看来，当前关于“国家劫持”的喧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和非国大中的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如果在12月的非国大的“五十四大”上，现任副主席西里尔·拉马坡萨（就是马里卡纳事件中的那个拉马坡萨）上位，那么，这意味着祖马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将再次被击溃，非国大又将回到姆贝基治下寡头资本家的时代。
怎么办？他的答案指向一百年前的列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用他去年一篇文章里的话说：“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的、民主的、工人掌控的革命性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政党。”
“我不同意杰瑞米的地方是，他似乎把短期的战术腾挪放在长期战略之上。”这是他们之间的长期分歧，只不过他今天表达得毫无火药味。
听众把很多的问题提给了克罗宁，一些问题显然已在心中压抑了很久。好几个人对南共长期以来唯非国大马首是瞻，躲在“革命两阶段论”背后听任新自由主义政策横行，完全放弃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甚至都没能发展出一支年轻的黑人干部队伍表示不解、失望和愤怒。有人甚至建议：不如把这个党解散得了！
克罗宁的回答有点捉襟见肘。他承认南共要警惕过度沉溺于选举政治，同时也提出要警惕“不够格的先锋队意识”（undue vanguardism）——他在含蓄地回击吉姆。
下午的闭幕集会上，歌声此起彼伏。每当有人带一句歌词，其他人就跟着唱起来，充满节奏、和声，与身体的摇摆。邻座告诉我，其中的一首叫《马里卡纳》，我想起那部关于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音乐的角色的纪录片《Amandla!》，而当歌声落下，台上新的演讲者举着拳头高呼的正是“Amandla!” （祖鲁或科萨语“力量/权力！”），全体听众响应 “Awethu!”（属于我们！）
报告厅里约三百人，九成是中青年黑人，而那一成的白人与会者，大多上了点年纪。两天来各场与会者的总体构成同样如此。这与《总统的管家》发布会上的听众构成形成鲜明反差。这些黑人与会者既有马里卡纳的矿工，也有捍卫居住权的非正式定居点活动家，多数是左翼政党、工会和其他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底层劳动者。
各个组织轮番发言，所有人都在呼吁左翼的团结。有人号召搁置争议，停止分裂；有人号召全国总罢工、总罢学，协调一致的土地占领；有人号召在2019年大选中支持激进青年左翼政党“经济自由斗士”（EFF）；有人号召高举“马里卡纳精神”，不退却、不投降。
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女活动家呼吁南非的同志们提防祖马的“激进经济转型”（Rad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祖马在今年开始频繁谈论这个概念，声称这就是传说中革命的“第二阶段”。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的是对白人农场主土地进行“无赔偿征收”，用以再分配给黑人。
“穆加贝可以坚持这么久，是因为他劫持了激进民族主义运动，这不仅是通过操纵选举，也是因为他在2000年的土改。”那一年，20年通过国家收购实现的土改，由于英国拒绝继续提供资金而无以为继，而赋予国家无偿征地权力的修宪公投又未获通过。在解放战争退伍军人团体的压力下，穆加贝发动了所谓的“快速土改”（Fast Track Land Reform），允许支持者强行占领白人农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全国数千名白人农场主的土地被陆续分配给几十万黑人，其中一部分是政治精英，但大多数是贫民。
“现在，祖马也想利用激进民族主义政策让自己坚持下去！”
“我们必须支持土地改革，但是我们也必须坚持：祖马必须走，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走！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穆加贝和祖马这样的独裁者，他们把利润放在人之上！穆加贝王朝必须结束！”
此时在津巴布韦国内，社会主义团体正在号召全国总罢工，给穆加贝的倒台加最后一根稻草。三天前（11月9日），穆加贝解除了副总统的职务，打算让妻子继承总统职位，引发各种反对力量空前合流。再过两天，首都哈拉雷将发生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政变的第五天，穆加贝长达37年的统治宣告落幕。
SACC的“复临”
祖马确实看准了激进土改的民意基础。1994年后，民主政府开始实施土地改革，力图纠正殖民历史造成的白人掌握绝大多数土地的局面。但是这个改革却非常不顺利。
南非土地问题最好的研究者之一、西开普大学教授本·卡曾斯（Ben Cousins）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国家原计划在1999年实现全国30%的农地移交黑人，但直到2016年只有约9%被移交。他还发现：即便是这有限的土改成果，也被黑人精英“劫持”了。他们成为土改最大的受益者，并迅速发展成为大型资本化农场，而贫穷的黑人家庭却备受冷落。
而且这还不只是一个穷人没地可种的问题，这首先涉及很多人的居住权。很多黑人家庭曾经是白人农场主的工人，在不为农场主工作后依然寄居农场，成为“农场居住者”（farm dweller），经常遭到农场主的驱逐，很多人被迫迁入城市周边的“非正式定居点”。
土地矛盾已经开始小规模爆发。近年来土地占领频繁发生，无家可归的人们占领空置的农场土地，迅速建造棚屋居住创造既成事实（36小时后名义上受法律保护），有时与赶来制止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与此同时，白人农场主感到空前不安全，感到农场袭击数量正在快速攀升，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全国被最频繁谋杀的群体（即便证据并不支持），因此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
有地的没地的，都惊惧、愤怒。祖马之心路人皆知，他的“激进经济转型”不可能是出路，而维持现状却指向津巴布韦式的激进土改，意味着高昂的代价。怎么办？
凯文·布鲁姆介绍我认识前工会领袖杰伊·奈杜（Jay Naidoo），去看一下他的“地升信托”（Earthrise Trust）在南非和莱索托西北边境上一个山谷里做的事情，那里蕴藏民间自发缓和土地关系的希望。我写信给奈杜，他让我在11月23号早上在约堡西北郊外的一座教堂与他见面，他会在那里参加南非基督教会联合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缩写为SACC）的全国代表大会。
SACC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会联合体。在那个年代，白人的教会把种族隔离说成是上帝的旨意，而主要由黑人神职人员组成的SACC则在创立之日就宣布上帝的旨意是种族平等，此后长期致力于保护人权，领导非暴力抗争。1988年他们的办公室也被警察炸过。图图大主教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是SACC的总书记。
历史来到2017。SACC决定在这一年召开一系列代表大会来商讨如何应对“国家劫持”，和这个国家面对的更多深层问题。今天是首轮会议的最后一天，30多个教会和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
我坐在室内篮球场般的布道厅里等杰伊·奈杜。他是1985年南非工会大会的创始总书记，1993年加入曼德拉竞选团队并在次年进入内阁，先后负责重建与发展项目（RDP）和通信广电。1999年他离开政府，办过社会企业，加入过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曾担任南部非洲发展银行和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Improved Nutrition）的主席。他很容易认，印度裔，有一双特别亮的眼睛。他的Twitter头像照片是年轻时的他站在曼德拉身边，目光如炬，像在出神地思索什么。
他在去年的一篇题为《行动起来，不然闭嘴》的文章中，关于曼德拉他写道：“需要对曼德拉本人做出恰当的历史评价，不要把他封圣或神化”，曼德拉真正教会人们的是“自由不是天上掉下的特权，而是需要不断提出要求，不断保持警醒”，实践这一点，我们要首先承认“虽然曼德拉政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在转型阶段我们还是犯下了很多错误。”
他继续写道：
“如果当年不是用一磅新自由主义的肉（《威尼斯商人》的典故——本文作者注）作为交换的话，种族隔离不可能废除。但当我们向往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员的时候，似乎接受了前政权的强权、贪婪和精英统治的哲学。”
九点半，杰伊·奈杜准时出现在门口，高挑挺拔， 神情中透着一种自在和愉快。他热情地请我去一旁的小会议室参加他们关于经济问题的分组讨论。房间里二十多人围坐成一圈，中间没有桌子，很多人看上去是资深神职人员，但他们的话题无关宗教，而是如何实现 “公正经济转型”（Ju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与祖马的“激进经济转型”形成对照，内容涵盖推进土改、促进就业、改善治安、节约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和反对祖马急切引进的核电。
分组讨论之后的全体大会上，凯文·布鲁姆先上台发言。犹太裔的他不是SACC的成员，但被邀请加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委会，推动一个名为“疗愈与和解”（H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的议程。
我问他为什么要参与进来。他说：“因为SACC在推翻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是1994年之后就对政治保持沉默，直到现在才终于再次展现出道德权威，带领人们想象一个更好的南非。而且它在南非的影响力非常大，旗下信众有两千万人。”SACC在1994年后将自己与非国大的关系定义为“批判性团结”，然而团结远甚于批判，教会领袖被任命为政府官员，使他们丧失了独立的声音。
台上，这个被杰伊·奈杜称为“深度思想者”的调查记者，把这个国家的精神状况描述为“有伤”（wounded）。既是国家的创伤，也是个体的创伤，这一代的人继承上一代的伤。这些创伤表现为如今社会中的暴力、强奸、歧视女性和劫掠的文化，还有用五花八门的标签来病态区分“我们”和“他们”的那种身份意识、优越感和排他心理，这让人“看不清现实，看不到黑暗”。而直到现在，社会中仍然缺少可以倾听和疗愈这些创伤的安全的空间。他再一次回到TRC，回到塞梅拉尼案被编排的审判，“如果有那么多不可触碰的秘密，我们怎么疗愈创伤，怎么和解？”他再次问道。“正义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他提议教会凭借道德权威把这个问题追问下去，“我们必须记住，才能前进。”
63岁的杰伊·奈杜在台上激情四射。他在31岁时就已经是当时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会联合体的创始总书记，有的是基层动员的能量。
他说：“我们在1994年有过一场经济转型，但结果是大多数人被抛弃，只有少数精英和企业受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公正经济转型’，关注的是那些被遗忘的人。它的目标不再是追求GDP，而是增进福祉和团结。它的第一原则是：‘不落下一个人’。”
接下来，他和盘托出了一套反对经济垄断，培植穷人生计和社区经济，发展可再生能源、环境友好制造业和生态农业部门吸收黑人就业的方案。他的结语与凯文的主题遥相呼应：
“1994年我们达成了一份社会契约，让我们不必走向内战，可以学着共处。但我们没能学会共处。在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之间，在矿企和矿场社区之间，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我们都没有学会共处。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创伤、疗愈与和解的讨论如此重要。只要我们还不能处理我们的创伤，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民族’（nation），就不会有一个共同的南非身份认同（South African identity）。”
杰伊·奈杜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讲台，带我离开会场，我们出城南下，离开白水岭，去南非和莱索托西北边境上的那个山谷。
面对未完成的“和解”和被“劫持”的经济转型，杰伊·奈杜的方案是什么？
“土地和解”
公路边大片大片被围栏圈起的土地，看上去没派什么用场。杰伊·奈杜边开车边向我解释：这个国家的农地利用率和利用强度都很低，而穷人却没有地，以至于不断涌入城市，进入贫民窟。话音未落，一大片银色和五彩交杂的棚屋掠过，我们正经过一个巨大的“非正式定居点”。
三小时后，车驶入自由州（Free State）。这里是南非的农业大州，也是南非荷裔白人“阿菲利堪人”（ Afrikaner，原意“非洲人”；也叫“布尔人”，Boer，原意“农民”）的历史重镇。19世纪30年代，由于对英国在开普殖民地的统治不满，比英国人更早定居于此的阿菲利堪人开始向北方内陆大举迁徙，把这看作自己民族的“出埃及记”。1854年，他们在奥兰治河以北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就是今天的自由州。大迁徙的艰辛磨难和后来第二次英布战争的战败，刺激了阿菲利堪民族主义的兴起。1948年，这种民族主义帮助他们的国民党（National Party）在选举中击败了相对开明的联合党（United Party），上台后铁腕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又一次，一个民族的历史悲情变成对更弱小民族的压迫。
国民党的胜选的一个因素是它向阿菲利堪农村选民承诺：会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确保黑人不会流向城镇，而是留在农场上为他们工作。
此时车窗外的地貌已经变成平坦、干燥的黄土地，远处一座座平顶的砂岩山，像散落在荒野上的长桌，或是被城墙包裹的城池。
车开进小路，很快不断有人向车招手，杰伊·奈杜也向他们招手。这是一座村子，大多数“房子”是瓦楞铁板的棚屋。杰伊将越野车驶向高处，我们停在一处山坡上，眼前，就是“牛贼谷” （Rustlers Valley）。我们的前方是一排巍峨的大山，背后是一座叫做“龙背”的背鳍状的石壁，中间是一块东西向的宽阔谷地，一条细细的溪流在中间平静地穿过。我们此刻面向正北，但午后的太阳照脸上。这里在南回归线以南，太阳永远升在北天。
山坡上几栋白墙茅草顶的房子，是杰伊在这里的家，也是地升信托的办公室，巨大的窗子俯瞰着大半个山谷。房子里陈设简朴，没有WIFI。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山谷里两个村庄的村长——纳来迪村的安东·查卡（Anton Chaka）和弗兰舒克村的雅匹·莱帕奇（Jappie Lephatsi），常驻山谷参与地升信托工作的杰伊·奈杜的儿子卡米，阿菲利堪白人女士苏西，以及一位从迪拜赶来考察的英国银行业者贾米尔。杰伊、安东和雅匹，一起向我们讲述山谷里的改变和地升信托的抱负。
2013年，杰伊·奈杜和两位年轻时就和他一起在德班从事社区组织工作的老友——前绿色和平总干事库米·奈杜（Kumi Naidoo）和前工会运动领袖季诺·戈文达（Gino Govender）一起来到牛贼谷，买下一座273公顷的农场。他们把其中的42公顷赠送给坐落在它上面的纳来迪村，让这个在此住了几代的一百多口人的小村庄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从此不再担心被驱逐。余下的土地由地升托管，仅供为纳来迪村和与它一路之隔的80多口人的弗兰舒克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地升信托先和村民们一起在它托管的集体土地上盖了一座客栈。它有着非洲传统色彩的圆形墙体和茅草屋顶，与远处的山形、山色完美融合，有十几间客房和一个大餐厅、一个大花园。客栈不仅全部聘用本村人，向他们提供符合标准的工资和福利，而且全部经营利润用于村庄的发展。
客栈的利润渐渐积累成了一笔社区发展基金，经过讨论，两村村民决定先用它在村里的土地上盖一座幼儿园，然后又建了一所小学。这两座房子是两村最好、也是最先通上电的建筑，电力来自一组独立的太阳能电池板。它们还有着一流的生态隔热墙体，有厨房和冰箱，小学里还设了一间电脑教室。这让村里50多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彻底改变。
2013年，两村20多名村民组成了“纳来迪农民合作社”，开始在集体农场土地上耕作。第一次，这些父辈都是农工的“农场居住者”在自己掌握使用权的土地上自主务农。他们遵循生态农业原则，生产蔬菜和谷物。农场的生产首先满足村民需求，然后卖给客栈，最后将富余产品卖到镇上的学校和菜市场。
这些经济活动刺激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一些村民在地升的帮助下创办了自己的微型企业——制砖厂、建筑队、园艺队、木匠作坊、面包房，吸引了一些年轻人从城里回村工作。我们去时建筑队正在纳来迪村建一个公共厕所，这对住棚屋的人们来说意义不凡。今年，合作社会在村里种上一千棵果树，等到解决了眼下困扰他们的莎草泛滥问题，就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和品类，一家餐饮公司会把合作社作为它的供应商，以优价购买他们的有机农产品，把这作为自己履行法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举措。此外，卡米正在筹备的艺术中心将会吸引艺术家、运动家和设计师进驻山谷，与村民们一起开发旅游和手工艺产品。
一个既能实现一定的自给自足，又能联合起来对接外部市场的村庄经济，就这样发展起来，就像甘地曾经希望在印度农村实现的那样。
为了购买土地、做基建、购买设施设备，奈杜夫妇已经拿出了可观的私人积蓄，现在还在到处化缘，贾米尔的在场就是一个证明。付出这样的代价不只是为了解决这两个村的问题。杰伊说，地升信托的目标是把牛贼谷做成一个样板，让政府、企业和白人农场主一起来复制这种“伙伴关系”。
杰伊·奈杜说，提供土地、资金、能力建设服务，地升信托为两座村庄做的这三件事，其实是政府应该做却没有做的。政府的土改为什么不成功？因为腐败导致政府机构嫌贫爱富，不愿与基层社区合作。很多村庄得到了土地，却没有配套的资金、基建和服务跟进，结果大量土地在被移交之后几乎立即闲置。有时，资金是到位了，但是社区却立即为了争夺资金支配权而陷入内斗……
他说：给予土地之前必须先建立社区治理架构和磋商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纷争；而只有向村民提供技术培训和市场渠道之后，土地才有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变。后两点的必要性来自历史欠账——殖民掠夺和种族隔离，确保了南非不存在一个懂得如何独立务农的农民阶级（peasantry，不同于从事资本化农业的农场主阶级），也缺少农民市场。他还强调：给他们的技术应该是生态农业技术，这样不仅节省成本、保护环境，还能让这些新农民在满足自身消费，供应地方市场之余，占领城市方兴未艾的有机农产品市场，以及公立学校食堂等公共采购市场。这，就是他说的“掌握食物主权”。
安东和雅匹，一个一米九、一个一米八五，魁梧得像两尊门神。他们都于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在这个山谷，从小生活都被限制在小小的村子里，也都遵照农场主的旨意搬过很多次家——最近的一次是1997年，因为农场主不想让游客看到雅匹的村子。但他们也都不安于命运。雅匹年轻时离开山谷去矿上工作，一开始在更衣室里服务白人矿工，但慢慢自学成为一名熟练的电工。即便他自己家至今没电，但客栈、学校、幼儿园的电力系统都是他一手包办。安东二十多岁时也去矿上工作，为此他需要为农场主免费工作两周以换得后者在通行证上签字。在民主刚刚到来的时候，他给自己盖了一座房子。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因为万一农场主再要他们搬家，房子就白盖了。但他说自己不想一辈子住在棚里。今天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他，说自己赌对了。
与两人交谈让我完全忘记国籍和肤色的差异，想起遇到过的很多坚韧而富有幽默感的中国农民。现在他们作为村庄领袖，承担着很多重要的工作。比如与官僚机构“磨”，把被拖了两年的地契和配套资金办下来；向基金会筹款建农业、仓储、物流设施；在村子内部建立磋商机制，决定接下来该如何在家户之间分配宅基地、各个村庄企业应该为社区发展基金贡献多少，以及与有牛的人家讨论如何减少村内牛只总量，避免破坏草场等等，都不是简单的工作。
去年，雅匹开始和自己村子的地主商量从他的1100公顷土地中拿50公顷给村子，这样他们就能像纳来迪一样，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白人犹豫至今，但他至少承认：因为村庄的发展，自己从未有过这么强的安全感。
看到牛贼谷的改变，附近已经有十个村庄去找地方政府说：我们也想要那样。我问杰伊：政府有没有能力提供同样的资源？他毫不怀疑政府和民间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用，关键是去撬动它们。
而现状是，政府在延误土改，企业为了完成法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把大量资源浪费在对穷人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而白人农场主群体，还没有完全醒来。
安东和雅匹对这点深有体会。2013年，两村的天然水源被上游的一个白人农场主切断了，因为他怀疑村里有人偷他东西，并说水是他的。政府无动于衷，近两百口人从此不得不用卡车从外面运水。
“种族隔离思维还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听到此处我忍不住评论。
“确实是这样”，桌对面一直没说话的白人大姐苏西搭腔。她住附近，曾是电视制片人，现在常来给村里的园艺队帮忙。她的另一个身份是非洲传统疗愈师“桑哥玛”（sangoma）。她所属的流派相信：在民族冲突中战死的战士的灵魂会进入杀死他们的异族战士的体内，并被后者的后代继承。后代感到痛苦，通过成人礼成为桑哥玛，唱这些亡灵的歌，说他们的话，通过仪式抚慰他们，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族谱。这不正是一种记住对他族的历史亏欠并寻求和解的文化吗？苏西说她作为桑哥玛，一直在为自己的祖辈在历史上犯下的过错，寻求与尚干族的和解。
一周前，杰伊刚和安东一起去见了附近最大的农场主。她的一座农场最近遭遇了严重的农场袭击，他们去表示慰问，同时也想和她探讨是否有可能一起建设没有种族隔阂的共生的社区。她向他们讲述农场袭击的情况，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她非常感谢他们来谈合作，否则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任何需要，她都会配合……
听到这里我又表示不解：她对自己和黑人邻居之间的经济落差安之若素，倒是对农场袭击显得毫无思想准备、倍感受伤。
杰伊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这个国家的很多白人认为，在1994年，种族隔离的政治解决已经完成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他们作为个体不再亏欠什么。这种思维让他们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完全脱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农场主和农工之间缺少沟通的机会。但是他作为前政府官员，赢得了农场主的信赖，从而创造出了一个“安全的协商空间”。他说，地升信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造这样的协商空间，让“新的社会契约”得以订立。
为了让这样的对话大规模发生，杰伊·奈杜正在和大型联合体合作。基督教联合会SACC就是其中之一。在我旁听的那场分组讨论上，在杰伊身边坐着的就有荷兰归正教会NGK的主席和总书记。这个教会曾是种族隔离意识形态的缔造者之一，而如今两位领导人告诉杰伊：他们愿意与他合作，鼓励信众们“把土地拿出来放到桌上”，开启一段新的“疗愈”历程。
另一家是南非最大的农业联合会AgriSA，可以说它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白人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农业部门。2016年，地升信托联合曼德拉基金会，与AgriSA签订了一份三方备忘录，表示愿意共同推动会员与黑人社区分享土地、提供技术支持，并帮助他们销售。AgriSA已经得到了不少会员的积极响应。
我问，这种关系会不会最终让黑人小农在资本化“大农业”面前陷入被动、弱势的地位？杰伊说所以社区的组织和赋权至关重要，这样他们才有谈判能力。地升信托未来会在牛贼谷做NGO的培训，让它们来为社区做能力建设。
听到这里贾米尔说：“你们有过‘真相与和解’，我觉得这可以叫‘土地和解’。” 贾米尔在1987年首次来到南非，在民主谈判正在进行，欧共体取消对南非制裁的1992年，在德班开了间银行，此后常来南非，了解这个国家走过的历程。杰伊兴奋地说他喜欢这个主意，会把这个概念用起来，“‘土地和解’，多好的主意！”。
写作此文时我收到苏西的邮件，她告诉我“牛贼谷”已经正式更名为“鹰之谷”（Eagle Valley），因为自打合作社做生态农业后，鹰回来了。而且这显然是个更美的名字。
津巴布韦
在去鹰之谷之前，我在比勒陀利亚采访了AgriSA的一位副执董，我们在餐桌上谈了一个多小时为什么之前的黑人小农发展不成功，他的机构又打算如何贡献于此。末了他说：“好在，在南非，我们要么走支持黑人农业的道路，要么走津巴布韦的道路。”我愣了一下，但很快明白他的意思是白人垄断农业部门正在意识到他们没有选择，不然前面将是一场暴雨。
但津巴布韦是个复杂的话题。地主阶级的共识未必是无地阶级的共识。土改发生后，西方社会，特别是前宗主国英国长期认为土改不仅暴力，而且让农业生产力一落千丈，摧毁了农村经济，而且土改主要的受益者是执政党的裙带。但是若干年后，一系列来自非洲和西方学者（比如津巴布韦学者Sam Moyo、英国学者Ian Scoones）的实证研究却揭示：土改的主要受益者确实是数十万黑人乡村贫民，而且在起初生产力下跌后，他们慢慢把生产力提了上去，提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乡村经济迸放出活力。
这对一个阵营来说是“不方便的真相”，对另一个阵营来说却振奋人心，并深刻影响着其他南部非洲国家对解决土地不均问题的想象。乌干达学者马赫穆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2008年发表在《伦敦书评》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承认快速土改的种种代价，但将它视为去殖民化的有效途径，甚至暗示是不可避免的途径。
但凯文·布鲁姆和搭档理查德·波普拉克（Richard Poplak）写于2015年的《大陆漂移》津巴布韦一章所讲述的2008年起的故事，却描绘出借助土改稳固政权的穆加贝与新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结为同盟，驱逐和屠杀平民，培植政治裙带，打压异己。
这就是“去殖民”？还是说，路线是对的，不对的是它被独夫窃取了，所以应该追求真正民主的激进土改？
我问凯文他怎么看。他的回答是：“我不崇尚这种方案，因为这会制造更多的分裂，并且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堂娜
离开鹰之谷，我独自坐长途面的去东部城市彼得马里茨堡，去见通信两个月的“笔友”堂娜。她是个农业和土地问题研究者，为我的一篇关于南非农业问题的报道提供了毫无保留的帮助。我只知道她做的研究，但对她的年龄和种族一无所知。站在黄昏的高速路口，我发现从一辆脏脏的小福特上下来的，是一位不修边幅、头发蓬松、六十多岁的白人阿姨。
路上一位看上去冻坏了的黑人大姐搭车，堂娜让她上车，先送她回家，两人说的是祖鲁语。山上大雾弥漫，又潮又冷，没有一点夏天的样子。路的右边是国家托管的部落土地上的黑人社区，左边是她住的“白人”社区——她意识到这种表述的历史包袱，但也毕竟是事实。
堂娜一家三代同堂：她和先生伊夫——一位正在写反种族隔离新闻史的退休记者、她的婆婆，以及儿子约翰和女友，每代人住一座简朴的平房，合居在占地一公顷（15亩）的院子里。火炉边的晚餐是西兰花、土豆和“几内亚猪”——豚鼠。我们聊旱灾、黑人地权、食物经济和小农发展，还有我一路下来的所见所闻。说到鹰之谷的实验，她说这么多年的研究和旁观让她难免有种悲观情绪：垄断资本主义农业格局下，小农发展机会渺茫，但也乐见这场实验能够成功。
第二天早上阳光明媚，堂娜带我参观院子。院子在一片缓坡上，空地一大半被婆婆打理成了一座精致的植物园，有差不多三亩被她建成了一座“农场”，种植好几种作物，养着肉鸡、蛋鸡、鹌鹑和豚鼠。她种菜不用农药化肥，用禽畜粪便肥田，实现一定程度的循环，最大的挑战是防鸟、防猴群。她把豚鼠和蛋鸡养在一起。“它们处得来吗？”我问。“有时候鸡欺负豚鼠，但豚鼠不在乎，它们躲起来。”她回答。在展示给鸡舍做的新改造时，她咯咯地笑着。屋边放着一个巨大的雨水收集池，全家生活用水都来自于此。她说买了个买得起的最大的，调侃有人说这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尝试用这一小块地方实现全家百分之百的食物自给。
回到屋里，我问她为什么要在家实现“百分之百的食物自给”。她的回答我不会忘记。
“这可能是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心理需要吧。”她站在水池边，边洗东西边说。
“如果有事发生，我会留下来。我会完全愿意和进来的人分享这里的地方，同时和他们商量如何共处。”我寒毛竖了起来，她接着说：
“我是有点受到那些留在津巴布韦的白人的启发。我最担心的不是南非成为另一个津巴布韦，而是另一个刚果，被各种外国利益控制。”
—— 完 ——
题图为比勒陀利亚大学文科楼内的一张照片，照片记录的是1990年代的非国大示威活动，标志性的跳跃游行，横幅上“ANC”是“非国大”。本文图片除另行说明，皆由蒋亦凡拍摄。
蒋亦凡是一名关注全球农政变迁与可持续发展的记者、编辑。他的信箱是：yifaan@gmail.com。这次在南非的采访得到金山大学“中非报道项目”的支持，作者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