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421-湖北汉口

作者：言岑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白鸥

刚过去的2017年，最热门的城市话题之一，是二线城市之间上演“抢人大战”。

此番大战的肇始者，是华中地区中心城市武汉。2016年底获批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后，武汉离“复兴大武汉”的目标又近了一步。20世纪初大武汉的地位，便是它的目标之一。那时的武汉是唯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叫板的内陆城市。

来自北方的良性竞争

由于武汉的强势，孙中山先生甚至提出过要把武汉建成比肩纽约和伦敦的大都市。

要解释武汉那时的崛起，牵扯的因素有很多，今天的文章就从汉口这座名镇勃兴的角度切入，重温大武汉的形成。

前传：双城时代

地处中国腹心的武汉，水陆交通便捷，号称“九省通衢”，区位优势独一无二。

不过东汉之前，因长江中下游流域尚未真正开发，处于中原文明核心圈之外的武汉地区还未能发挥区位优势。

当时武汉的优势还体现不出来

三国时期，与荆州相距不远的武汉地区，始被盘踞于长江中下游的吴国所重视。在长江南北两岸对峙的武昌和汉阳，先后在东汉末和三国初期开始建城，以作为各自所在地区的军事堡垒。直到南北朝时期，这两座城池尤其是武昌都一直扮演着军事重镇的角色。

三国时期

武汉所在的江夏郡实为三国争夺之前沿

孙权甚至迁都于武昌（今日之鄂州）

并在夏口设置前沿要塞（今日之武昌）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唐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城市经济功能的加强，得益于所处区位及水路交通条件，武汉地区发展成为商贸繁盛之地。武昌更是华中地区最重要的商业都会。

到了明代，在政治功能上，汉阳是汉阳府和汉阳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武昌则成为湖广总督及省、府、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治所，云集数十个衙门，因而得名“湖广会城”。

明之湖广大致涵盖现在的湖南湖北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三国时期到明朝中期，武汉地区上演了长达千年的“双城时代”，为之后汉口的崛起积淀了深厚的商贸资源和文化基础。

明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入江河道改道，汉口由此诞生，成为一座天然良港。

历史上，长江和汉水对武汉地区商贸地点的变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千年来，武昌和汉阳城外先后兴起多个沙洲及其演变而来的港市，有的在汉口崛起过程中一度很繁荣，与汉口形成竞争关系，比如武昌金沙洲、汉阳刘公洲，但之后都因水灾兵祸而衰落。

这次改道之后

原来河道众多的汉江

归于龟山以北入长江

从此形成武汉三镇的地理基础

唯有汉口在崛起的过程中，虽多次遭水火灾和兵祸，但灾祸后仍能较快恢复。

最早的汉口地区，包括入江口南北两岸。

起初，人口和商贸活动多集中在南岸，北岸近乎荒滩。后来随着汉口地区商贸活动日隆，发展空间更大的北岸超过了南岸，汉口地区商贸重心于是转到北岸。也因此，汉口后来专指北岸一带，而南岸一带则归属于汉阳。

汉江南北的汉阳与汉口

对于汉口的崛起，成书于康乾盛世年代的《汉阳府志》卷十二之《汉镇形势说》认为：“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舶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有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

书中所说的“势”，指的就是区位优势，亦即在汉江和长江的连接处，沟通两条大河沿线的商贸管道。正是这个区位优势，给了汉口通过商业崛起的可能性。

逆袭：荒滩变巨镇

除了区位优势外，汉口的崛起还有重要的时代背景。

明清两代，全国主要的经济区已得到开发，武汉地区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之一，而不是单纯的几何中心。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分工和跨省区大额商品流通的经济体系也正在逐渐形成。比如手工业发达的江浙仰赖湖广地区提供原材料和消化产品，来自苏北的淮盐也要通过武汉贩卖到湖广。

辅之政策导向

汉口的腹地可以非常广阔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明正德年间，明朝将汉口定为漕粮交兑口岸，后又将荆州、岳州、长沙等地漕粮交兑汉口。不久之后，汉口又被明朝定为淮盐转运港口，武昌、汉阳的航运贸易也渐向汉口集中。

此后，汉口成为漕粮和淮盐在内陆最大的转运港口，再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到清乾嘉时期，汉口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

清朝河运双轴-长江、大运河

及长江中游的枢纽汉口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汉口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主要是“八大行”也就是盐行、茶行、药材行、广福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牛皮行八类。其中湖广粮食运往江浙地区的，在清朝道光年间年达三四千万石，占全国省际粮运的1/5。由于庞大的粮食和食盐运输量，至清中期，汉口成为中国“四大名镇”和“天下四聚”之首。

汪玉霞创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

由安徽来汉做茶叶生意的

汪士良和妾蔡玉霞竖起汪玉霞招牌

但在传统农耕文明和儒家社会的价值体系中，由行政力量主导的武昌和汉阳才是正统的城。江对岸由商业力量主导的汉口就是一个异类。明清两代，汉口始终是个镇，而不是一个城。人们在此不建城墙，不设城隍庙。汉口在武昌和汉阳眼里，就像一个不知诗书礼仪的暴发户。

即使汉口镇已超越武昌和汉阳的商贸地位，官方也一直没有给予汉口与其商业地位相称的行政地位。城市规模和经济规模已经能和汉阳平起平坐的汉口，却仍由汉阳县管辖，并派遣品级较低的官员驻地办公。

那时的汉口地图

但较低的政治地位反而给了汉口弯道超车的机会。

1861年，清政府被迫在内陆选择一处江港开埠。由于没有政治和军事地位，汉口如同牺牲品一般被选为了通商口岸。从此汉口不再只是国内商品集散中心，也成为了内地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然而晚清至民国，汉口的外贸结构中，对外直接贸易额占比低，对外间接贸易额占比高。据统计，1867年汉口直接外贸额为50万关两，同年间接外贸额为3000万关两；1910年直接外贸额为3700万关两，间接外贸额为1.35亿关两。这时候的汉口仍然没有体现出对外开放的价值，更多是充当外贸“二传手”。

也因此，清末民初，汉口间接外贸额虽仅次于上海，但直接外贸额经常排在广州、天津之后。

汉口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的这一角色，是由其所处的区位及历史传统决定的。

对于中国内地广阔腹地的物产来说，汉口倒是一个优质的土特产汇聚中心。同样地，外国工业品也需要借道汉口销往交通不便的内地。汉口从诞生到崛起，扮演的角色一直都是商品集散地。虽然也生产手工业产品，但生产功能远不如商贸功能。

但作为晚清内地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汉口不可能不在殖民列强的影响下发展自己的工业。如同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一样，西方列强也在汉口开租界，设海关，办洋行，建工厂。由于汉江北岸已经在港口时代开发饱和，新建的厂区洋行集中在长江西岸，并由此奠定了汉口的城市格局。

昔日汉口英租界江滩街景：

横滨正金银行附近

汉口租界，从左至右：英、俄、法、德、日

此时的汉口，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移民城市，国内有名的几大商帮，在此建有大量壮观的会馆公所，府衙却被安排在不起眼的街角，这在官文化盛行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据美国学者罗威廉估计，汉口19世纪末人口在百万上下，昔日荒滩已变为人烟稠密的都会。

崛起：张公的伟业

晚清汉口开埠后，在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中，武昌依然是军政和文教重镇，汉阳则显得非常黯淡。尽管有汉口以大武汉的商贸金融重镇的身份大放异彩，却难以一己之力提振武汉的国内竞争力。汉口开埠后的20余年里，历任主政者思想保守，大武汉的城市发展远远落后于几大通商口岸。

转机始于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

他调任湖广总督后力推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的思想，把大武汉推向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张之洞在大武汉地区尤其是汉阳，创办了多个军用工厂和钢铁工厂，同时也发展民用轻工业。从那时起，武汉才开始成为一个工商并重的城市，到1911年官办民办的大型企业达28家，居全国第二位。

张之洞

张之洞主修的芦汉铁路及其后的粤汉铁路（尽管后者直到1936年才全线通车），武汉在铁路时代又一次占得先机，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在中西部交通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条南北大动脉

京汉铁路汉口大智门东站

张之洞对武汉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则是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由此奠定武汉后来的教育格局并使之成为科教重镇。

武汉的工商业并举，可以从汉口一地的贸易量窥见端倪。

在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进出口贸易增长加快，土货出口值占全国20%，所售洋货占长江口岸的2/3（除上海外）。汉口由此成为唯一可与沿海几大商埠叫板的内陆港口。

待1907年张之洞离鄂赴京时，武汉已可“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到了20世纪初，汉口因其商贸繁华成为“东方芝加哥”，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发展。武昌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声望和文教底蕴，一度落后的汉阳则因为张之洞的主持有了雄厚的工业基础。

大武汉此时也基本奠定了三镇鼎立格局。

1927年民国政府迁都武汉，三镇首次合并统称为“武汉”。“大武汉”自此名正言顺。

作为内陆铁路+水运枢纽的武汉

确实是和芝加哥颇为形似的

大武汉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从城市结构演变的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三镇之一汉口的功能转变。

作为武汉三镇中的后起之秀，官方地位最卑微的汉口，在明朝中期到民国前期这500年间，从昔日的一片荒滩崛起为明清四大名镇之首。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对外开放中又演变成一个被誉为“东方芝加哥”的国际化大都市。

汉口的商业特性放大了武昌和汉阳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优势，最终助攻大武汉崛起为20世纪初可与大上海比肩的“双子星”之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