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从不会对着镜头说“茄子”。这位著名理论家可以对他人的形象侃侃其谈，却不习惯自己出现在镜头前。在我买的《明室》（Camera Lucida，1980）一书中有一幅巴特的照片，他一如既往地温文尔雅，但却视线低垂，面露苦相，明显在恼怒地叹气。
我能理解他的感受。我自己照证件照时通常像是在阳光里眯着眼，或是刚咽下几口柠檬汁。照相的时候应该露出牙齿，挑起眉毛，紧盯相机，像是与人对话一样吗？你又该如何保持面部表情，假装自己是一个穿着紧身衣，还和对面这位隐形朋友玩得很开心的人？
我猜巴特一定会讨厌自拍，至少是很讨厌自己自拍。他在《明室》里就解释过自己拍照摆姿势时总会很尴尬：“一觉得有镜头对着我，就全都变了样。”即使是最微小的手势都是有意为之。每一个表情都是千篇一律，而不是自然流露。巴特最后只好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光是盯着一个黑色的塑料机器却不加思考，又怎么能呈现出一种有智慧的气场呢？”
镜头的凝视让我们想要去尝试。巴特说：“我在摆造型的过程中构建我自己，我马上为自己塑造另一具身体，提前将我构造成另一幅影像。”有一次他忸怩作态地讽刺道：“我决定随心所欲，在嘴角和眼睛都挂上一抹笑意，意图呈现‘不可言状’的状态，我试图用这样的表情和我的天性，来呈现我对整个照相仪式的态度。”这也许会让我们想到Facebook和Instagram重度用户的自我粉饰。但对巴特来说，这种不自然的表现是面对陌生的摄影师和照相机的一种防御机制和保护举动。我面对摄影师时，会倾向于紧闭双嘴，绷紧脸颊，眯起眼睛，就像是表情僵硬的商店服务员。
相机的概念让我们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到自己，我们不知道观众是谁，也无法预料他们的反应。我们将其想象为朋友、家人、陌生人，甚至是敌人。巴特把这个过程类比为灵魂出窍，即我们从远处看到自己身体的体验，就和相机放在面前有些相似。巴特承认：“我常模仿自己，正因如此，每次我被拍摄时，我总是有一种不真实，甚至是被冒牌顶替的吓人感觉。”换句话说，巴特是在和自己过不去，拿他自己真正的感受，来审视照片上“他”的笑容。尽管他有着防御机制，他仍然想透露真实的一面，想被捕捉到真诚的一面，他称之为“我个性中的宝贵核心”。这么说有点讽刺，但巴特坚信摄影（尤其是业余拍摄）具有呈现无艺术特质的真相和意外细节的能力，而正是这些真相和细节能够概括出我们的个性。
但也得快门的时间短一点，不是一直拍个不停，也不是怎么拍也不对才行。一看镜头准备拍照，我的嘴唇会扭曲绷紧，有力无力地挤出一个露齿笑。而耐心的摄影师则会说：“好的，再拍一张……等等，你的眼睛闭上了……再来一张……这次试着笑一笑……正常一点。”自拍的出现杜绝了这种折磨，但却让我们陷入新的困境，因为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对自身和面容的真实看法。
照片拍好后呈现的是一个脱离了肉体的自我，巴特称之为“一种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的巧妙分离”。像是拍了一张入监照，成了“一位被警方通缉的罪犯”。巴特甚至说自己体验了“一次微观层面的死亡”，感觉被生活的无奈和无能榨了个干净。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影像和自我形象永远都不会一致，拍摄出来的照片也就变成“沉重、僵硬、顽固”的形象，而巴特认为真实的自己是“轻盈的，跳脱的，就像是在罐子里傻笑的瓶中精灵”。
原本没有生命的照片可以重获生机，它们离开拍摄地，被发布在网络上，打上标签，可以被任何人发送到任何地方。在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巴特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天，一位很出色的摄影师替我拍了照片。我坚信我可以在他的照片中读出我近期丧失亲友的那种痛苦。”巴特仍然认为这是令人愉悦的体验，至少这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不过后来他在一本宣传册重新见到了这张照片，这一次他却说：“打印出来的照片只让我觉得我的面部是无法内化的，阴险凶恶，一副不好惹的模样。”在他早期的一本作品《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1977）中，巴特在几幅他的照片下评价：“我从来不长那样！”之后他重新思考并反对他自己的说法：“你怎么知道‘你’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呢？”也许照相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也许照片透露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毕竟我们摆出的姿势说明这是我们自认为最好的角度，展现了我们最自豪的一面。巴特也说，我们的照片展现的是“我自认为的形象，我想让别人看到的形象。”
社交媒体让我们不必再遵照以前的习惯，全新的形式让我们在卸下防备的孤独时刻能与他人保持联系。要是去抱怨自拍有多虚荣，那就是忽略了这样一个前提：自拍是你我间对话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明星，普通人也通过自拍来保持联系。对巴特来说，“在‘私生活’的领域，我不再是一个图像，也不再是一个物体。”他认为相机入侵了这一领域。但自拍不像是入侵，而更像是一种邀请。自拍允许我们成为主体和客体，随心所欲地拍出我们自己想要的照片。
当然，巴特在《明室》也不过是短短牢骚了几句自己的照片，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他人的图像，大多数都是巴特刚刚去世的母亲亨利叶塔（Henriette）小时候的一张照片。“我研究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最后在她身上看到了我的母亲。”巴特写道，“在这个小女孩的图像中，我看到了她身上的仁慈，在那一刻构成了她，一瞬永恒。”这幅照片叫作“冬日花园”，书中的每一页都有它的踪影，一遍遍强调着本书的中心主题：“我决定从这对我来说唯一一幅真实存在的照片引申到其他所有照片（及摄影的特质），并把这张照片作为我研究的指导。”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晚期的巴特是一个任性的唯我论者。他不再专注于大的概念，而是转向了对特殊情绪和个人痴迷的研究。但这些情绪仍然是倾向于他人的，巴特甚至会向面容模糊、早已去世的陌生人的照片致以爱意。《明室》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有着更大的受众群，因为这本书有着近似自白的透明度，对很多读者来说，巴特毫不吝啬。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己家人的照片。我就想起一张我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她看上去无忧无虑而又心思成熟。我还想起一张我奶奶的照片，她站在喜剧演员丹尼·托马斯（Danny Thomas）身边，开怀大笑。
和巴特一样，他母亲也不喜欢被拍照，但她“战胜了这一折磨，谨慎地坐在镜头前，因为她把礼貌看得比道德更重要。”她一定可以理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拍照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只有你才能饶有兴致、如此好奇、如此仔细地观察自己的脸，但或许其他人会找到值得欣赏的部分，而这些部分你自己未曾发现。巴特坚信只有自己的母亲才能给他拍出一张好照片，标准是“爱和极致的爱”，但也许标准实际上更为柔和，不过是好奇他人的特点，并接受这些特点。也许只是巴特自己在《明室》中表现出的那种知觉力。
翻译：李思璟
评论(0)